在一千多名新中国开国少将中，袁也烈这个名字并不为太多人所熟知，但如果提及他的革命资历，又不由自主的令人眼前一亮。

建国后的袁也烈虽然只是少将军衔的海军副参谋长，但包括一众开国元帅和大将在内的人，见到他后都会亲切的尊称一声“老营长”。

其实，翻看他的革命履历便不难发现，袁也烈的入党时间稍晚于十大元帅中的朱老总、陈老总和聂帅三人，比其他几位北伐乃至大革命失败后加入组织的元帅们都要早。

此外，作为从叶挺独立团中走出的北伐名将，诸如林彪、粟裕、徐海东、许光达等赫赫有名的战将都曾是他的下级，这样的一份革命资历不能说不深。

值得一提的是，较早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袁也烈，最初的梦想却是踏踏实实做一位传道授业的优秀教书匠。但得益于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的一次特殊讲堂，袁也烈毅然选择了投笔从戎……

袁也烈自小生活在一个书香家庭，父亲是十里八村有名的私塾先生，受这种氛围的熏陶，袁也烈在青年时代考入湖南第一师范就读，并立志成为一名教书育人的老师。

无独有偶，当时的湖南第一师范不仅汇集了杨树达、徐特立、杨昌济等出类拔萃的师资力量，更是在“五四运动”后成为湖南新民主主义思潮最为活跃的“阵地”。诸如教员、蔡和森、李维汉等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者也都先后从这里走出。

一次偶然的机会，正在长沙组织工人运动的教员，受邀回到母校为学子们作演讲。一袭长袍的儒雅形象，外加慷慨激昂的演说风格很快吸引了隔壁教室的袁也烈前往旁听。

殊不知，正是这短短几十分钟的讲堂，让袁也烈在震撼之余，逐渐萌生了投笔从戎，走上职业革命道路的信念。

从教员的话语中，袁也烈第一次接触到“革命”二字的真谛，也感受到工人、农民、学生和社会各阶级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自此之后，每遇教员来校讲座，袁也烈必定亲临现场洗耳恭听。

也正是在对方一番革命理论的引领下，昔日曾立志要做教书匠的袁也烈毅然选择投笔从戎，在1924年7月考入桂林军官学校不久后，又进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

此后，从两次东征到随军北伐，被叶挺形象称之为“秀才”的袁也烈在一次次战斗中崭露头角，令对方刮目相看的同时也更加赏识重用。同样，袁也烈自始至终将教员视为其革命导师，而将叶挺视作其军旅生涯中的伯乐。

有意思的是，大革命失败后的袁也烈跟随叶挺参加了南昌起义，却在击溃南昌城东门守军后，意外“俘获”了骑快马直奔城门而来的朱德。

彼时的袁也烈与朱老总并不相识，只觉面前这位面生且没有任何起义军标识的军官，更像是敌方将领，随即便让士兵上前将其拉下马来，而后迅速制住双手并没收配枪，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丝毫没有拖泥带水。

而后，刚刚完成与城内敌军军官斡旋并摆脱敌方追兵的朱老总，就这样被袁也烈手下士兵不由分说的看押起来。可没过多久，得知朱老总真实身份的押解士兵，便急匆匆将其身份信息汇报给了袁也烈。

顿感闯下大祸的袁也烈当即赶往朱老总面前赔罪，而性情豪爽豁达的朱老总不仅没有怪罪对方，反而半开玩笑似的调侃道：

三河坝分兵后，起义军主力在南下潮汕过程中遭受重创，不得已化整为零，分散突围。辗转回到家乡的袁也烈不甘就此失败，很快便与刘龙云、王圭田等人组织起农民力量，在深山中继续坚持革命武装斗争。

1928年11月，接到组织委派的袁也烈化名袁振武，前往广西龙州担任警备1团参谋长兼1营营长，伺机策动该部参加龙州起义。伴随着百色起义、龙州起义相继取得成功，红8军也应运而生，袁也烈出任第1纵队参谋长兼1营营长。

之后，随红8军一路北上向江西苏区转战的袁也烈，在广东乳原县遭遇敌机空袭而身负重伤，随即被安排前往上海治疗。出乎意料的是，这次的负伤经历竟会成为袁也烈一生中最艰难的一个转折点。

此时的上海滩鱼龙混杂、暗流涌动，对正在隐蔽养伤的袁也烈来说，处境也并不十分乐观。

果不其然，伤情刚有好转的他，旋即因叛徒出卖而在住处被捕，随后被关押进监狱。

面对各种刑具的威逼利诱，和痛苦折磨，袁也烈始终坚称自己只是普通商人，住处被搜出的文件是一位朋友暂存自己家中的，如今对方不知所踪，自己也无辜受到牵连。

眼见长时间审问无果，特务们也开始质疑是否抓错了人，但本着“宁可错抓一千，也不能放过一个”的想法，袁也烈还是被一直关押在南京提篮桥监狱。这一关，就是整整三年。

幸运的是，敌人对于袁也烈的审讯规模始终没有再扩大，否则他的身份将面临着暴露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假使他的身份从一开始便公开的话，或许审讯人员会将他视为“座上宾”，袁也烈昔日的黄埔同窗好友也会设法保释和营救。

总之，由于袁也烈在狱中百折不挠，既不承认自己真实身份，又不按审讯人员要求“认罪悔过”。最终，关押在监狱4年之久的袁也烈于1935年10月才重获自由。

由于4年间已与组织失去联系，加之离开一线队伍时间日久，袁也烈被安排前往西北军阀石友三部队中担任联络员，统筹负责宣传和统战工作，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石友三是冯玉祥西北军中的“十三太保”之一，却以善于投机钻营、反复无常而著称，是出了名的“倒戈将军”。抗战全面爆发后，石友三表面宣称积极抗战，实则暗中和日军眉来眼去并相约变节投靠。

随着华中重镇武汉的沦陷，石友三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他不仅一改昔日谄媚亲日姿态，在各种场合下大谈坚持抗战，还破天荒的主动邀请袁也烈等人帮助自己训练军士。

正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袁也烈潜意识里对石友三主动投怀送抱的热忱起了疑心。多年的斗争经验提醒他，石友三的热情很有可能是在给自己挖坑设套。

虽然尚未掌握直接证据，但在当时的情急之下，袁也烈还是果断安排所有在石友三部工作的同志一律撤出，群众这边也是能撤多少就撤多少。

几个月后，石友三率部投降日军，成为人人喊打的头号汉奸。此时的袁也烈也深深舒了一口气，如果不是此前的果断处置，自己和200多名同志大概率要成为石友三献给日军的“投名状”了。

之后，奉命回到根据地的袁也烈先后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训练部长等职务，直到1942年3月才调任清河军区参谋长。至此，袁也烈又重新回到了阔别11年之久的战场。

历史无法假设，更无法重来。如果没有这特殊的11年时光，以袁也烈的能力、资历和声望，其军旅生涯中独当一面的高光或可提早到来。但也正因这11年来的艰苦卓绝，造就了一个信仰坚定、铁骨铮铮的革命者。

重新回归一线战场后，袁也烈便与山东这片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抗战时期禹城战役全歼日军一个大队，到解放战争期间率渤海纵队打红了山东半边天，再到就任新组建的华东海军副司令员，袁也烈逐渐在实战中成长为独当一面的战将。

有意思的是，在华东军区海军组建之初，陈毅曾当面叮嘱过司令员陶勇：

陶勇作战勇猛，袁也烈擅长治军，一个勇冠三军，一个运筹帷幄，华东军区东海舰队很快在这两员大将的协力建设下进入飞速发展时期，成为新中国海军队伍中战斗力最强悍、战绩最突出的一支王牌部队。

1955年9月，袁也烈被授予少将军衔和一级“独立自由”勋章。望着昔日自己带出的娃娃兵们个个军衔都比自己高，袁也烈非但没有任何怨言，反而满是欣慰的对身边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1959年9月30日的国庆十周年晚宴上，心情愉悦且有些微醺的朱老总，主动举杯绕过一众宾客，来到了时任海军副参谋长的袁也烈面前，随即脱口而出一句：

看到袁也烈有些腼腆，一旁的周总理连忙抢先“打圆场”：

德高望重的朱老总微微一笑，饶有兴致的说道：“不是记仇，是记住我有过这样一个好营长啊！”

袁也烈一心为国为民，将功名利禄与个人私情全部置之身外。当年毅然选择离开家乡参加革命的他，不仅没能送别家中老人，连与妻子和两个孩子都是聚少离多的状态。为大家而舍小家，这样的牺牲殊为不易。

1968年12月，面对突如其来的那场风暴来袭，受到波及的袁也烈依旧不改刚正不阿本色，他提笔仿照教员在1959年的那首《七律·到韶山》写诗明志：

一代战将，赤胆忠心、铁骨铮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