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7日，一支几百人的日伪军队伍冲进清苑县物周庄“扫荡”，结果一进村子，刚才明明还在的许多人却转眼不见了。忽然看见前面一个人影，一冲过去，那人转过一个弯就又没了踪迹。

敌人看见墙上有一扇门，刚一拉门，一声地雷响，炸倒好几个。敌人再不敢动，仔细观察一番，原来旁边有一个地道口，刚往前走了几步，不知何处飞来一枪，当即结果了他的性命。

其余敌人，马上聚集过来，一部分警戒，一部分小心翼翼地向地道口靠近，等终于走近了，一掀地道口上

盖子，又是一声地雷响，地道口不过是个假目标。

就这样，有二百多日伪军被消灭在村庄里。

这就是冀中“天、地、荫”三结合的地道战战术。天，是指高房，就在各家较高的房屋之间搭上天桥，把各家房院用天桥连在一起；地，即地面，就是村庄各院都把门或窗打通；荫，是指地洞和地道。

实际上，冀中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经历是漫长而艰苦的，伴随着难以形容的流血悲痛和胜利的欢笑。

1938年年底，日军侵占了冀中蠡县、肃宁等地区后，便开始到处修

公路，建据点，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分割包围。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

线，根据地军民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破路斗争。敌人白天强迫群众修路，抗日军民们在夜晚又把它破坏掉。当时，八路军为了便于行动，就动员

冀中人民改造平原地形，把所有的乡村道路都挖成壕沟，一方面便于隐

蔽地攻击敌人据点，另一方面，通过在沟里埋地雷，还可使敌人行动不便。

敌人由于交通线被严重破坏，于是调集大批兵力对参加破路斗争的村庄反复包围、合击，很多领导破路运动的根据地干部和斗争骨干很难在村里找到藏身之地。

1939年秋，蠡县1区的干部想了一个办法，即在敌人进村“扫荡”时，干部、民兵和游击队员跑到野地里挖个“土窑窑”藏身。后来，他们又把“土窑窑”盖上木板、秫秸秆，再培上土，上面种上庄稼,这样就更隐蔽。

随着斗争的深入，冀中一些地区又创造了“活埋人”的办法，即在坟地里挖一个“新坟”，上面插上个灵幡做伪装，坟内放置风箱，用空心的向日葵秆通气，人藏在里边，躲过敌人的搜捕。

但是天长日久，这些就引起了敌人的怀疑，再加上叛变者告密，敌人开始在野地里“拉大网”、“挖新坟”，许多干部和民兵、游击队员因此牺牲了。村外站不住了，干部和民兵们又回到村子里挖洞。

先是在村边背巷挖。这样的洞，除能够掩护工作人员外，还可以藏些东西，人们称这种洞叫“蛤蟆蹲”。为了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和对付敌人的“扫荡”，抗日军民还充分利用原有的交通壕，挖了许多短小坑道通往坟地、寺庙等处。有的还在小坑道里挖了许多土窝窝，用以藏物。这些就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的开始。

地道斗争在蠡县、肃宁、高阳、任丘等地开展起来以后，很快得到了冀中区党委与冀中军区的肯定和支持。

冀中军区政治委员程子华认为，地道是对敌人作斗争的一个好办法、好战术。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和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也积极赞成与大力支持地道斗争。

1942年3月，冀中区党委召开了地委书记会议，要求冀中各地全面开展地道斗争。于是，地道斗争很快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1943

年日军“五一大扫荡”以后，地道斗争和地道战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的形式。

由于受到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各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挖了地洞。但这些都是只有一个口的死洞，只能消极地藏人或藏物。敌人发现后，就开始四处寻找地洞口，一旦发现洞口，就往洞里开枪、灌水或放毒。又有很多抗日军民因此牺牲了。

为了解决既能藏、又能走的问题，抗日军民们开始对地洞进行改造，创造了院院相通的多口地道。他们把一家一户的地洞，通过地道连接起来，做到家家相通，院院相连。这样，死洞变成了活洞，敌人一旦发现了某一个洞口，藏在里面的人还可以从另一个洞口逃出去。

但敌人很快又发现了这个规律，于是改变方法，进入村庄后，重点包围有地洞的几个宅子或村庄的某一个角落，并先偷偷地上房，一面四处监视，一面慢慢地搜查、挖掘。

于是，抗日军民们又想出新的办法，将洞身加长，在村子外也挖出洞口。就这样，冀中地区的地道不断在斗争中发展。它由家家相通发展到村村相连，由村村相连发展到洞口有真有假，由地道只能用来藏身逃跑发展到可以灵活反击，发展到地道有活有死，再发展到防水地道、防毒地道等等。

1945年，冉庄民兵依托地道，仅靠少量武器击退日伪军多次进攻，歼敌120余人，自身仅伤亡2人。焦庄户地道长达23华里，一次歼灭日军一个中队。

地道战不仅是军事上的成功，更是中国人民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发挥创造力、坚持抗战的象征。它证明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提供了独特的游击战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