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作为中国古代朝廷对文臣的盖棺定论，始于西周，定型于秦汉，至唐宋形成严密体系。文臣谥号中，“文正” 是最高级别的，高于“文忠”、“文襄”和“文恭”，历史仅有极少数的名臣获得此称号，即便是晚清的裱糊匠李鸿章，死后也不过追谥个“文忠”的谥号。

获谥得“文正”谥号极为严苛， 需兼具三重条件，首先在文化上，需为儒学正统代表，著书立说；其次是政治上，对于朝政、边防、民生、军事上有显著建树；最后就是道德上，个人品行无瑕疵，兼具 “忠”“清”“正” 等核心美德。

本期盘点中国历史上死后获得“文正”谥号的十大名臣，最后一位有着极大的争议。

1. 范仲淹（北宋）：开宋代文正之先河的 “先忧后乐” 典范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少孤贫力学，大中祥符八年（1015 年）中进士，历仕仁宗朝，官至参知政事（副宰相）。庆历六年（1046 年）病逝于赴颍州任上，仁宗亲书墓碑 “褒贤之碑”，赐谥 “文正”，为宋代首位获此谥号者。

核心功绩与政治实践庆历新政：北宋首次吏治改革
1043 年，范仲淹主持 “庆历新政”，提出 “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 等十项改革，针对科举舞弊、恩荫泛滥等积弊，虽因保守派阻挠次年即废，却开启北宋变法思潮。

边防经略：“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康定元年（1040 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经略陕西，改革军制，修筑城寨，推行 “屯田御边” 策略，与韩琦配合稳定西北边防，迫使西夏议和，时人誉其 “胸中有数万甲兵”。

民生与教育：以儒术化民成俗
苏州时疏浚太湖，修 “至和塘” 水利工程；掌教应天府书院时，提出 “精选举、敦教育”，主张科举以策论取士，培养出富弼、张载等名臣。

其《岳阳楼记》“先天下之忧而忧” 的名言，成为儒家入世精神的终极表达。

范仲淹的 “文正” 谥号，确立了宋代文臣 “以天下为己任” 的价值标杆。朱熹评：“范文正杰出之才，本朝道学之盛，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 明清士人祭范仲淹祠时，常以 “文正” 为精神图腾，如王阳明曾言：“文正公之心，即圣贤之心也。”

2. 司马光（北宋）：史学巨擘与政治守正的矛盾体

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宝元元年（1038 年）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官至尚书左仆射（宰相）。元祐元年（1086 年）病逝，哲宗追谥 “文正”，赐碑 “忠清粹德之碑”，苏轼为其撰神道碑。

学术与政治的双重实践《资治通鉴》：编年体史学的巅峰之作
耗时 19 年（1066-1084）主持编纂《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下迄五代，共 294 卷，系统梳理历代兴衰规律，宋神宗赞其 “贤于荀悦《汉纪》远矣”，成为此后千年帝王治国的教科书。

政治立场：新旧党争中的 “守正” 代表
神宗朝，司马光作为保守派领袖，激烈反对王安石变法，认为 祖宗之法不可变。退居洛阳期间著《稽古录》，借历史讽喻时政。哲宗即位后，任宰相尽废新法，史称 “元祐更化”，其政治理念虽被批评为 “固执”，却体现儒家 “守经” 思想对制度稳定的追求。

个人操守：“典刑在夙昔，风节贯华皓”
司马光以清廉简朴闻名，居洛阳时 “于穷僻处筑室，仅庇风雨”，临终前 “单席旧衾”，遗嘱 “殓以常服，勿用棺椁”。《宋史》称其 “公忠体国，知无不为，其仁如天，其智如神”。

司马光的 “文正” 谥号在南宋即引发争议：朱熹肯定其 “守正”，但批评其政治上 “不解通变”；近代梁启超则称《资治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却认为其政治立场 “阻碍进步”。这种矛盾性恰反映 “文正” 谥号对道德纯粹性的侧重 —— 即便政治举措存在争议，其人格操守仍被视为典范。

3. 耶律楚材（大元）：游牧帝国中的汉化推手与文明调停者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契丹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九世孙。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重臣，官至中书令（相当于宰相）。乃马真后称制元年（1244 年）病逝，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 年）追谥 “文正”，累赠 “太师上柱国”，追封 “广宁王”。

以儒治国：蒙古帝国的文明转型实践阻止屠城：“治天下之道在仁爱的”
1215 年蒙古破中都（今北京），耶律楚材力劝成吉思汗 “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可资国用，杀之无益”，此后蒙古军攻占汴梁、京兆时，皆因楚材谏言而免屠城，保全数百万百姓。窝阔台汗攻南宋时，楚材再谏：“得地无民，将焉用之？” 促使蒙古逐渐放弃游牧劫掠政策。

制度建构：为元朝定立国基
制定 “五户丝” 税制，将蒙古 “领民分封” 改为中央统一征税；设立 “燕京等处行尚书省”，首开蒙古政权设官治民之例；主持科举考试，录取 4030 名儒士，其中杨奂、张文谦等后成为元初名臣，时人赞其 “定制度、议礼乐、立宗庙、建宫室、创学校、设科举，经国规模，至是始定”。

文化守护：“以儒术饰吏治”
奏请收太常礼乐生，建孔子庙，亲祭孔子；整理儒家经典，命工匠刻印《九经》，在燕京设 “编修所”、平阳设 “经籍所”，保存中原文化典籍。蒙古贵族耶律秃花曾质疑：“汉人无用。” 楚材反驳：“治弓尚需弓匠，治天下岂无治天下匠耶？”

耶律楚材的 “文正” 谥号，是游牧政权首次以最高文臣谥号肯定汉化功臣，标志着蒙古帝国从军事征服向文治政权的转型。

4. 方孝孺（明）：气节至上的悲剧性大儒与正统捍卫者

方孝孺（1357-1402），字希直，浙江宁海人。师从宋濂，建文帝时任翰林侍讲、侍读学士，主持修《明太祖实录》。建文四年（1402 年），朱棣靖难之役成功，方孝孺拒草即位诏书，被诛十族（亲友门生亦受牵连），时年 46 岁。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平反，追谥 “文正”（一说南明弘光朝正式赐谥），乾隆朝入祀 “忠义祠”。

学术思想与政治实践程朱理学的坚定继承者
方孝孺主张 “学以明道，文以范俗”，其《逊志斋集》强调 “王道者，仁义而已”，反对功利主义，认为 “三代之治” 的核心在于 “行仁政、复井田、建学校”。建文帝即位后，他力主 “复古改制”，建议恢复周代礼制，如改官制名称、分封诸王（却间接引发燕王起兵借口），其政治理想带有强烈的乌托邦色彩。

气节政治的终极实践
朱棣兵临南京时，方孝孺力劝建文帝 “死守京城”，并为建文帝起草《讨燕檄》，痛斥朱棣 “叛君弑亲”。城破后，朱棣命其草诏，方孝孺 “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死即死耳，诏不可草！” 最终被凌迟于南京聚宝门，其门生廖镛、廖铭收葬遗骸。

方孝孺的追谥历经明清两朝才得以确立：明代前期，官方视其为 “逆党”，禁止民间祭祀；明中期后，随着心学兴起，李贽、黄宗羲等推崇其 “杀身成仁” 的气节，称 “孝孺之死，重于泰山”。

万历年间，神宗批准 “从祀文庙”，追谥 “文正”，完成从 “罪臣” 到 “圣贤” 的转变。清代学者全祖望评：“文正非其（方孝孺）志也，然千古之文正，岂有过于先生者乎？” 其谥号成为 “气节” 与 “正统” 的符号，超越了政治立场的争议。

5. 李东阳（明）：政治斡旋中的文学领袖与救时宰相

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湖南茶陵人。四岁能书，天顺八年（1464 年）进士，历成化、弘治、正德三朝，官至华盖殿大学士（内阁首辅）。正德十一年（1516 年）病逝，世宗嘉靖元年（1522 年）追谥 “文正”，赠 “太师”。

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角色茶陵诗派：明代文学复古的先声
李东阳主盟文坛数十年，反对台阁体的空泛，主张 “诗贵意象”，强调宗法杜甫，其《怀麓堂诗话》提出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 的早期复古理念，培养出何景明、康海等 “前七子”，为明代文学革新奠定基础。清代沈德潜称：“永乐以还，尚台阁体，诸大老倡之，文安（李东阳）起而振之。”

正德朝的政治斡旋：“外圆内方” 的生存智慧
正德年间，宦官刘瑾专权，诛杀刘健、谢迁等正直大臣，李东阳以首辅身份留任，表面周旋于刘瑾，实则暗中保护朝臣：为杨一清辩诬，营救被刘瑾迫害的御史张缙，甚至借为刘瑾写碑文之机，巧妙嵌入劝诫之语。

时人曾质疑其 “依违隐忍”，李东阳答：“吾隐忍于此，为天下留些种子。” 刘瑾伏诛后，朝中幸存大臣多为东阳所救，《明史》赞其 “潜移默夺，保全善类，天下阴受其庇”。

李东阳的 “文正” 谥号，体现了明代对 “调和型” 宰辅的肯定 —— 虽无惊天动地之功，却能在乱世中维持朝政运转，保护人才。王

阳明评价其 “学术纯粹，文辞雅正，临大节而不可夺”；但清代学者钱大昕亦指出其局限：“文正之谥，非其至也，以其在正德朝能委曲匡救，故特褒之。” 这种评价折射出 “文正” 谥号从 “圣贤标准” 向 “实用政治” 的某种妥协。

6. 谢迁（明）：弘治中兴的道德楷模与直言宰相

谢迁（1449-1531），字于乔，浙江余姚人。成化十一年（1475 年）状元，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官至太子太傅、华盖殿大学士。嘉靖二年（1523 年）病逝，世宗追谥 “文正”，赠 “太傅”，称 “真宰相”。

弘治新政：儒家治世理想的短暂实践直言进谏：“匡弼之功，莫先于纳谏”
弘治帝即位初，谢迁与刘健、李东阳组成 “弘治三君子” 内阁，针对成化朝弊政，上《论纳谏疏》，主张 “广开言路，容受直言”，弹劾宦官李广、外戚张鹤龄等贪腐势力，促使弘治帝 “朝纲为之一振”。时人记载：“每进言，帝多采纳，天下称贤相。”

选贤与能：刷新吏治的 “考成法” 雏形
主持京察（官员考核）时，谢迁制定 “三途并用” 原则，打破科举出身的限制，提拔吏员中的贤能者；淘汰冗官千余人，罢黜 “传奉官”（皇帝直接任命的冗官），时称 “弘治初政，多迁所赞成”。其整顿吏治的举措，为万历张居正改革提供了历史经验。

民生关怀：“节用爱人，以固邦本”
奏请减免浙江、南直隶等地赋税，反对皇室侵占民田，主持编纂《大明会典》，规范国家制度。弘治朝出现 “朝序清宁，民物康阜” 的中兴局面，谢迁被赞为 “有古大臣风，其事业光明俊伟，昭人耳目”。

谢迁的 “文正” 谥号，强调其 “清谨” 的个人操守与 “致君尧舜” 的政治理想。与李东阳的 “斡旋” 不同，谢迁在正德朝刘瑾专权时即辞官归里，拒绝同流，体现儒家 “有道则仕，无道则隐” 的原则。

嘉靖朝赐谥时，礼部奏言：“迁立朝正色，谠言嘉谋，表表载史册，其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宜谥文正。” 这种评价凸显了 “文正” 谥号对 “道德无瑕疵” 的严苛要求。

7. 汤斌（清）：理学名臣与清初文治的符号性人物

汤斌（1627-1687），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顺治九年（1652 年）进士，康熙朝官至工部尚书，历任江宁巡抚、礼部侍郎等职。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病逝，康熙五十二年（1713 年）追谥 “文正”，成为清代首位获此谥号的汉臣，雍正朝入祀贤良祠。

理学实践：“以理学饰吏治” 的清官典范亲民治政：“居官以正风俗为先”
任江苏巡抚时，汤斌针对江南奢靡之风，颁布《苏松条约》，禁止迎神赛会、毁淫祠（如拆毁五通神祠数百所），提倡节俭；清理田赋积弊，奏请减免苏州、松江地区苛税，时称 “汤青天”。

其治政理念本于程朱理学，认为 “百姓安，即朝廷安”，曾言：“居官者，当以爱民为第一义，爱民者，当以清慎勤为根本。”

学术调和：兼采朱陆的经世思想
汤斌师从孙奇逢，兼修程朱与陆王心学，主张 “知行合一”，反对空谈性理。其《汤子遗书》强调 “理学即经济”，将学术与治世结合，如在江苏推行 “社学”，亲自讲课，选拔贫寒子弟入学，被康熙赞为 “言行相符，不愧理学名臣”。

政治隐喻：满清朝廷的汉文化认同
汤斌任江宁巡抚时，曾因废淫祠被弹劾 “沽名钓誉”，康熙却力保：“朕深知汤斌居官廉正，所谓正直者，正如此耳。” 赐谥 “文正” 时，康熙明确表示：“文正之谥，非道德文章兼备者不可得。汤斌品学兼优，赐此谥以彰其美。” 此举既是对汉臣的笼络，也宣示清朝对儒家正统的继承。

汤斌的 “文正” 谥号在清代即引发争议：李光地曾私下批评其 “好名少实”，认为废淫祠之举 “激而不中理”；近代学者孟森更指出，汤斌任江苏巡抚时，江南灾情严重，其治绩 “多在虚文”。

8. 刘统勋（清）：乾隆朝的铁面御史与治水能臣

刘统勋（1698-1773），字延清，山东诸城人。雍正二年（1724 年）进士，乾隆朝官至东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历任刑部、工部、吏部尚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猝死于上朝途中，乾隆亲往吊唁，追谥 “文正”，称 “如失一股肱”，是清代首位非帝师而获文正谥的汉臣。

刚正不阿：“真宰相” 的政治实践整顿吏治：弹劾权贵的 “铁面御史”
乾隆元年（1736 年），刘统勋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首劾大学士张廷玉 “门生故吏遍天下，威福自擅”，又劾尚书讷亲 “主持吏议，骄横妄为”，二人均被乾隆斥责，时人赞其 “敢言第一”。

此后历任刑部尚书，审理陕西总督永常、云南巡抚郭一裕等贪腐案，皆执法严明，乾隆称其 “性秉刚贞，体含正直，精敏练达，办事认真，实为国家得力大臣”。

治水功绩：黄淮河患的 “中流砥柱”
刘统勋多次主持河工，乾隆十八年（1753 年），黄河铜山段决堤，河道总督高斌因治河不力被革职，刘统勋亲赴现场，提出 “疏堵结合” 方案，堵塞决口，疏浚下游，使 “黄水归故道”。

乾隆三十四年（1769 年），主持疏浚运河，解决漕运梗阻问题，其治河奏议被辑为《刘统勋河防奏议》，成为清代水利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学术贡献：《四库全书》的早期推动者
刘统勋虽以吏治、河工闻名，亦重视文化建设，乾隆三十八年（1773 年），力主开设《四库全书》编纂馆，推荐纪昀、陆锡熊等学者，临终前仍上奏 “书局事宜”，其政治眼光与文化意识深得乾隆倚重。

刘统勋的 “文正” 谥号创下清代多项纪录：

  • 首位非帝师、非外戚而获文正谥的汉臣；
  • 乾隆朝唯一由皇帝亲往吊唁的大臣，因刘府大门狭窄，乾隆的轿子无法进入，竟步行而入；
  • 谥号诏书称其 “亮直刚方，老成练达，扬历中外，茂著勋猷”，将 “刚正” 与 “事功” 并列为评谥核心，突破了清代前期重 “理学虚名” 的谥法传统，体现乾隆朝对 “实干型” 文臣的推崇。

9. 朱珪（清）：帝王师臣与吏治整肃者的双重身份

朱珪（1731-1820），字石君，顺天大兴人。乾隆十三年（1748 年）进士，历任安徽巡抚、广东巡抚、户部尚书等职，为嘉庆帝颙琰的老师。嘉庆二十五年（1820 年）病逝，嘉庆帝亲赐谥 “文正”，赠 “太傅”，命入祀贤良祠，谥号诏书称其 “持躬正直，砥节清廉，经术淹通，器识闳远”。

师臣政治：从帝师到宰辅的治国实践帝王教育：“正君心” 的儒家传统
乾隆五十九年（1794 年），朱珪任颙琰师傅，教授经学、史学，强调 “君德在仁孝，治道在爱民”。嘉庆即位后，朱珪上《御制说》，劝诫皇帝 “亲贤臣、远小人，修德政、谨言行”，其教育理念深刻影响嘉庆朝 “守成” 政治风格，时称 “天子门生，宰相师傅”。

整肃吏治：扳倒和珅的幕后推手
嘉庆四年（1799 年），乾隆去世后，朱珪力主查办和珅，奏请 “籍没家产，明正典刑”，并主持审理和珅案，拟定二十大罪状。此后推行 “咸与维新” 政策，罢黜和珅党羽，整顿漕运、盐政，虽未能根治贪腐，却开启嘉庆朝 “新政” 序幕。其治政以 “宽仁” 为特色，反对乾隆后期的严苛刑罚，时人赞其 “有古大臣风，于国有功，于民有惠”。

学术成就：经世致用的考据学者
朱珪精于经史考据，著《知足斋文集》，主张 “为学以经世为本”，反对乾嘉学派的繁琐考据。任安徽巡抚时，重修徽州书院，编纂《安徽通志》，培养出凌廷堪、江藩等朴学学者，其学术思想兼具汉学的严谨与宋学的经世精神。

朱珪的 “文正” 谥号，本质是皇权对 “师臣” 的特殊褒奖：嘉庆帝亲书挽联 “半生惟独宿，一世不贪钱”，并在谥号诏书中特别提及 “朕幼年蒙先生教诲，至老不忘”，将私人师生情谊与国家谥法结合，使朱珪成为清代 “文正” 谥中最具 “帝王恩宠” 色彩的案例。这种做法强化了 “文正” 谥号作为皇权纽带的政治功能，而非单纯的功绩评定。

10. 曾国藩（清）：晚清中兴名臣与儒家实践的集大成者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 年）进士，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同治十一年（1872 年）病逝于南京，同治帝赐谥 “文正”，赠 “太傅”，命各省建祠祭祀，是清代汉人封爵、获谥规格最高的文臣之一。

挽狂澜于既倒：军事、政治与文化的多重实践湘军崛起：传统礼教的军事化实践
咸丰二年（1852 年），曾国藩以在籍侍郎身份创办湘军，以 “卫道” 为号召，将儒家 “忠君”“孝悌” 思想融入军纪，规定 “将领由绅士为之，兵勇由乡民为之”，形成 “书生将兵” 的独特模式。

同治三年（1864 年）攻克南京，平定太平天国，时人评：“湘军之兴，非独为一时之武功，实道学之胜利也。”

洋务新政：“中体西用” 的早期探索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发起者之一，1861 年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中国第一艘蒸汽船 “黄鹄号”；1865 年与李鸿章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西方科技书籍；1872 年奏请派遣首批留美幼童（詹天佑、唐绍仪等），开启近代中国官派留学先河，其 “师夷智以制夷” 的理念，成为洋务运动的核心纲领。

治世理念：“内圣外王” 的完整实践
曾国藩治学以程朱理学为宗，兼采汉学考据，其《曾文正公全集》涵盖奏议、书信、家训、诗文，强调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一贯之道。任直隶总督时，整顿吏治，清理积案，颁布《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居家则以《家书》闻名，教导子弟 “勤俭孝友”，形成影响深远的 “曾氏家训” 文化。

曾国藩的 “文正” 谥号，标志着传统文臣评价体系与近代化转型的交织，从文化意义看，他被视为 “儒家最后一个圣人”；从政治意义看，其谥号既是清廷对 “中兴功臣” 的肯定，也隐含对汉族地方势力的安抚；从历史影响看，曾国藩的治世模式为后来的袁世凯等军阀提供了历史参照。

然而，曾国藩荣获清廷赐予的最高谥号“文正”，却因三大争议致使其历史评价出现裂痕：

其一，事功与血腥并存。他成功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为清廷延续了国祚，此等功绩不可谓不显著。然而，其麾下军队被冠以“曾剃头”之名，屠城暴行所造成的恶劣影响难以消弭。

其二，圣人光环褪色。曾国藩凭借家训立言、克己修身之德，被誉为“半圣”。但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他采取处死平民的举措，这一行为遭到世人斥责，被指有卖国之嫌，其圣人形象因此大打折扣。

其三，忠君悖论凸显。曾国藩拒绝反清之举，被赞誉为儒臣之典范。然而，他放任湘军肆意劫掠，这一行为暴露出传统旧道德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

曾国藩的一生，浓缩了传统士大夫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功与罪相互交织的复杂境遇。

“文正” 谥号的本质，是传统中国 “以名治天下” 的政治智慧体现 —— 通过对逝者的评价，建构活者的道德标准。从范仲淹到曾国藩，其谥号背后不仅是个人荣辱，更是不同时代对 “理想文臣” 的想象与重塑，这种历史记忆的建构过程，恰是中国政治文化深层逻辑的生动展现。

真正的政治理想，永远是道德自觉与事功追求的统一。这种精神基因，至今仍在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中国人对 “贤能政治” 的想象与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