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部长来了，没人认出来，不是因为变化大，而是他根本没显出官样。

他只想见见女儿

1971年春节，北京气温零下，风卷着雪粒在街头转圈，王树声穿着一件旧军大衣，领口磨得起毛，他一个人站在公交车上，不急，眼神落在车窗外的白霜上。

没人知道，眼前这个身形略驼、脸色泛红的老头，是国防部副部长。

杨炬出差，三个儿子都在地方工作，家里空了，王树声看着饭桌上的年夜饭发愣，那天早上，他没喊司机，也没通知部队，只留了张纸条，写了两个字：“出门”。

目标是北京郊区一支通信部队，他的小女儿“四毛”在那里，部队任务紧，放不了假，她叫王季迟，14岁入伍，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通信兵，守话机、抄电报、夜里值班，不定点吃饭，她是王树声最小的孩子，也是他最不放松的那一个。

他从不在子女面前摆资格，他说过一句话：“不能让孩子以为自己是谁，什么高干子弟，不存在。”

那天上午十点多，他到了部队门口。

门卫两名哨兵，一个在岗，一个在屋，哨兵例行检查：“请出示证件，登记。”王树声没带任何证件，只说：“我来找我女儿，她在通信连。”

“那您填表排队。”哨兵手里拿着表格，“在这儿登记。”

前面排着几个人，大多是家属，有人拎着鸡鸭，有人拿着年货，嘴里喘着白气，队伍缓慢挪动。

没人认识王树声，军大衣普通，军帽压得低，鞋是旧的，磨出褶，他没有说明身份。

“我可以进去告诉你女儿。”有个年轻人认出他好像是军人，“你是干部吧？”

王树声摇头：“不用，排队。”

他站在末尾，风刮过来，吹得人耳朵疼，他手揣在衣兜里，一动不动，有人回头看他，觉得奇怪：老头一动不动，好像在等什么信号，两个小时过去，表还没填上，他冻得面颊通红，眼神仍平静。

王季迟赶到门卫

快到中午，门卫接到电话，“通信连王季迟，有人来探望，门口等很久了。”

王季迟拿起电话，僵住，“谁？”她声音拔高，“说是你父亲。”

她顾不得请假，立刻往门口跑，进了岗亭，一眼看到父亲坐在板凳上，脸红得像火烧，鼻尖挂着霜，嘴唇裂了皮。

“爸！”她冲上去，声音有些发颤，“你怎么来了？怎么不提前说？”

王树声没起身，抬眼看她，笑了一下：“你忙，我不打扰。”

“你都不用警卫员？也不穿军装？”王季迟语气急。

“穿了，”他掀起军大衣，“这不是旧军装。”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放行？”她声音大了，语调也带着委屈。

他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缓慢地说了一句：“这是部队，不是你家院子，你要记得。”门卫站在一边，不敢抬头。

他们只聊了三十分钟，王季迟带着父亲进了连部小会客室，没有饭，没有茶，桌上摆着三块糖，她把糖拨开，让他挑，他不挑，只拿一块。

她问：“家里还好吗？”

他点头。“挺好。”

“妈还在外地？”

“是，你哥们都回来了吗？”

“没，都在各自单位。”

她沉默了一下：“你今天怎么来的？”

“公交，先倒了三站，然后再换一趟。”

“你就一个人？”

“对。”

她低下头，手绞着裤脚，从小到大，她没看过父亲这样“普通”。

探亲时间一到，他起身，拒绝她提出送他回去的请求，“你回去工作，我自己走。”

“爸，至少我送你到公交站。”

“那就走快点。”

外头的风更大，雪已经积了小半指，两个人沉默地走，踩在积雪上，发出吱吱的响声。

走到车站，他看表：“差不多。”

“你真的不让司机接你？”

“我来，就是个人，不是副部长。”

他不愿留下任何让人联想的痕迹。

车来了，他脚步一挪，踏上车门，没再回头，王季迟站在原地，直到车开远，她没哭，只是眼圈红了。

她记得母亲说过一句话：“你爸活得不像个领导，倒像个老兵。”

严于律己，从不搞特殊

1971年这次探亲，被很多人记住，不是因为感人，而是因为不寻常。

一个国防部副部长，站在哨兵队伍最后面，冻两个半小时，没人拦，没人迎，他也不出声。

这种事，搁在今天都难得，更何况那年，他不是作秀，谁都知道，他一贯如此。

王树声的秘书鲁永成回忆：他住的房子在北京东郊，一个旧院子，三间砖房，屋顶漏水，厕所是旱厕，家里没电话，警卫只有一个，他从来不让家属使用单位电话、车辆，公务用车只限上下班。

“你要享受，就不要当干部。”

王树声在家说得很少，杨炬是老党员，性格直爽，三餐都自己做，子女没人请过假“陪父亲”，他不允许，他说：“你陪我，就会缺勤，缺勤就违反纪律。”

一次，长子王鲁光婚礼，家属院愿意借点家具布置新房，王树声得知后，直接找警卫，语气冷硬：“你们谁提的？公家的东西，结婚用得着？你想让他结完婚再挨处分？”

婚礼当天，连被褥都是家里凑的，他自己坐在角落，连话都没说几句。

王季迟是最小的，乳名“四毛”，14岁参军，编到通信兵部队。

她没说自己是将军的女儿，也没人知道，她常年夜班，按时抄报、测话、站岗，吃住都跟普通兵一样，训练累时，她也动摇，她写信给母亲，说“我想回家”，王树声回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

“你不是来享福的。”她没再提过回家的事。

一次，部队组织讲家风，有人提到高干家庭如何严格，她低头没出声，队长问：“你家呢？”

她说：“没啥特殊，我爸从没带我出过门。”

队里的人还真以为她家就是普通职工，直到很多年后，他们才知道，她是王树声的女儿。

守到最后一刻

1973年底，王树声查出胃癌，瘦得很快，仍坚持上班，不肯请假，他说：“事情还没交代清楚。”那段时间，中央军委文件需要过目的，全拿去他家，他躺在床上批注。

“别告诉孩子。”这是他留给秘书的要求。

1974年1月7日凌晨，病情恶化，他意识模糊，说了最后几句话：“我死了，不要埋在八宝山……送我回麻城，跟战友们在一起。”

他拒绝八宝山，选择烈士陵园。

遗体火化那天，他的棺材用的是普通木板，没有覆盖军旗，骨灰盒上写的不是“国防副部长”，而是“王树声烈士”。

父亲去世时，王季迟正在部队执勤，她接到消息，向连队请假，领导摇头：“现在任务重，不能批假。”

她急了，第一次在连队哭：“我只是想见最后一面。”她没走。

等她赶到北京，葬礼已过，骨灰已送走，她站在旧居前，门是关的，窗台上落了层薄灰，她没进去，就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离开。

她从不在战友面前提这件事，直到多年后，有人写王树声的传记，她才短短说了一句：“我爸，不愿我们搞特殊，那天，他要是给我打个电话，或许我能早点见他，但他没打。”

1987年，王树声骨灰安葬于麻城烈士陵园。那天没有排场，没有记者，只有几个老战友站着，眼神沉着，墓碑不高，碑文简洁，几个大字：“王树声，1905—1974。”

王季迟穿着旧军装站在一侧，只是弯腰擦了擦碑脚上的灰。

她说：“他一辈子不愿抬头看人，如今也没抬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