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离高考还有五天，我母亲突然脑出血去世了。那年高考，我心情很糟，没考好。本来在学校同年级里，我成绩一直排在前面的，结果分数刚够上中专线。考虑了很久，我没去读。本来想着复习一年再考一次，可失去母亲的痛苦太深了，我一时缓不过来，脑子里整天乱糟糟的。母亲在的时候，她是这世上最爱我的人。
那年冬天，招兵的来了，我就报了名。体检初检、复查，还有政审都过了，我顺利拿到了入伍通知书。走的时候，父亲嘱咐我，到部队要好好干。他说，要是我能在部队里改变自己的命运，我母亲在天上也能安心了。我哭着对父亲说，让他放心，到部队我一定好好表现，争取有机会考军校。

选择去当兵，是有原因的。家里我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已经成家了，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日子过得挺紧的。去部队不用家里花钱，吃穿都管。最主要的是，我从小就觉得穿军装的人，精神，威风，特别帅，心里一直有当兵的念头。
从踏进军营那一刻起，我就下了决心，一定要干好。但新兵连的日子，真是苦，比我想象的难熬多了。那时候，连里有个城里来的战友，实在受不了这个苦，竟然跟人商量着想逃跑。我及时报告了班长，这事才算压下来，没出大问题。
每天的训练累得人浑身像散了架，可我从来没后悔过。我咬着牙拼命练，把想母亲的伤心劲儿都变成了往前冲的力量。我要求自己，每个动作都要做到最好。除了连队安排的正常训练，我每天都自己再多练一个小时。这么着，我慢慢显出来了，当了副班长。后来，连里推荐我去考军校。

我高中是理科班的，文化底子还行。准备考军校那阵子，学起来不算太吃力。那一年，我考上了河北的一所军校。
军校毕业，我回到原来的连队当排长。因为工作干得不错，后来升了副连长。穿着军装回家探亲，挺风光的。亲戚朋友都来给我介绍对象。其中有个叫惠芳的姑娘，挺漂亮的，人也文静。她说她父母想见见我。
她父母在镇上做点小买卖。她母亲看着挺和气，可接下来问的话，让我有点没想到。“你当兵几年了？管多少人？一个月挣多少钱？”她妈这么问，也算正常。可接下来的问题更直接了，像查户口，又像审人。“你将来转业了打算去哪工作？在哪个城市住？房子买了吗？”这才刚见面啊。我原以为这种事只在电影里有，没想到自己成了主角。被她妈这么一问一答的，我把自己工作、生活、家里的情况，都捋了一遍。有些事，我自己都没那么清楚细想过。
好不容易从她家出来，真是尴尬。没想到第二天惠芳又约我了。这么漂亮文静的姑娘，应该不会那么现实吧？我按时去了，饭店是她定的，我俩都挺准时。吃完饭，她说去逛逛商场。到了商场，她去看名牌女鞋，问我这鞋怎么样。我说我不懂这个。她挑了两双鞋，加一起两千多块钱。她把小票直接递给我。我拿着小票去付了钱。没想到付完钱，她拿着鞋对我说了句：“你好，我还有事，先走了。”从那以后，她就再没联系过我。
第二次相亲，见的姑娘叫梓涵。她人成熟稳重，长得也漂亮，脑子也好使。她对我的军人职业表示理解和支持，我们聊得挺投机的。可是说到以后的事，我俩想法差得挺远。梓涵希望将来能有个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我是个军人，很热爱这份事业，没法给她这样的保证。这让我实实在在地感到了现实的残酷和无奈。
就在我对这次探亲相亲彻底不抱希望的时候，突然接到一个女孩的电话。她说：“小江老同学，你还好吧？几年没见了，想看看你。”她是我们班以前的校花。前几天高中同学聚会，听说她在外地出差。我高中是在县城读的。我答应见面了。

这个女同学叫李美娇，人漂亮，家里条件也好。她父亲是我们县组织部的部长，母亲是县里一所初中的校长。她自己是我们县医院五官科的大夫。我从来没想过我和她之间会有什么故事。聊起来，美娇很支持我的事业，也鼓励我。我回部队的时候，她还送我到车站。我们两家的条件差得实在有点多，我心里有点不敢往前迈步。可是后来，美娇出差顺路来部队看我。战友们不知道情况，就问什么时候能喝我们的喜酒。美娇说，这得看我怎么安排了。我嘴上没说什么，可心里激动得没法形容。我们俩互相都被对方吸引住了。我们有很多共同点，彼此的长处又能互补。相处了一段时间，感情越来越深，最后我们结婚了。
现在，我已经转业回到我们县，在公安局工作。妻子在单位也成了个不大不小的干部。儿子和儿媳也都在部队当兵。我们这一家子，过得挺幸福的。

回望来路，从母亲猝然离世、高考受挫的灰暗时刻，到走入军营寻找出路，再到经历波折最终收获家庭幸福，这条人生路走得并不平坦。军营不仅给了我磨砺和成长的机会，更在无形中塑造了我面对现实的韧性与选择伴侣的清醒。那些具体的数字——高考前5天、两千块的鞋钱、县组织部长的女儿——连同每一次努力、每一次抉择，都清晰地刻印在岁月里。它们无声地诉说着，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苦难，而真正的安稳，则来自于脚踏实地地奋斗与清醒自知后的双向选择。这份经历，最终沉淀为我对生活最朴实的理解：在认清现实的重量后，依然能拥抱属于自己的那份踏实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