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李鸿章”“义和团运动”——这些看似熟悉的历史人名与事件，常常以凝固、定型的面貌出现在近代史教科书中，变成了无声的名词。然而，历史本该是鲜活流动的，我们只是缺少一个重新走近它的入口。

1900年，义和团危机席卷北方，洋员庆丕时任粤海关税务司，因局势变化与李鸿章频繁接触。作为外国势力的一员，他是旁观者亦是参与者，记录下动荡时局中李鸿章的身影——身为政治家的权谋、孤独与魅力，对西方知识的审慎，可敬可亲，跃然纸上。

庆丕回忆录：我与中国海关（1874—1921）

作者：[英] 庆丕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1900年4月1日，我被任命为粤海关税务司，对这一“曲折”的提调而言，这一天也不能说不合适。但说什么也没用了，在接掌职位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手头上堆满了事情，再没有空闲七想八想。

不祥之兆已在酝酿之中，义和团在山东的活动虽在北京未受重视，却引得南方的李鸿章与华中的刘坤一这些封疆大吏颇感焦虑。最了解慈禧太后心思的那些人也拿不准她的态度。1895年，她准许李鸿章辞去直隶总督一职，1899年，李鸿章南下广州，出任两广总督，虽然当时他仍举足轻重，但他辞去直隶总督意味着慈禧太后一大老练可靠的亲信不再伴她左右。如今回过头看，几乎所有权威人士都认为，如果李鸿章还任直隶总督，义和团运动会被扼杀在山东，自然就不会发生义和团围攻北京使馆之事。李鸿章本人亦做此想，无论是在这一外交史上空前的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都没有改变。

我作为粤海关税务司第一次和李鸿章见面是在1900年4月6日，但我早就知他甚深，他非常友善地告诉我，他在1887—1889年时就记住我了，那时我在天津海关担任高级帮办，在德璀琳手下办事。那时清朝附庸国朝鲜的命运悬而未决，德璀琳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起草一份关于这一问题的备忘录。我记得它题为《关于朝鲜的争论》，李鸿章对其大加赞誉，也赞许了我。德璀琳常对我说，“我来日一定带你去见总督”，但不知为何，私下拜访却从未成行，不过我自是在公共场合见过他几回。记性好是李鸿章的一大特长，而他还记得我，让我的工作容易了一些。在我们的初次见面中，他展露出超凡的人格魅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曾有北京那边的官员同我说，李鸿章可能不太好打交道，但我可以公正地说，在北京使馆遭围攻之前以及期间，在我与他所有的密切交往中，他都待我非常友善。当时珠三角海盗劫掠成风，李鸿章决心加以制止。此事的关键在于，有作奸犯科念头之人可以轻松在港澳购得武器，这样一来，要做的就是引导英葡当局限制这项贸易。我的同事，即将离职的德国籍税务司坦率说道，在他看来，一种办法是清政府下令禁止在这两个地方购买武器，并通知英葡政府。这与我的想法一致。如此一来，英葡政府就不得不认真对待此事。李鸿章盛赞其为履行职责，不惧惹怒民众，并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趁此机会说，我定将竭尽全力，完成他交予我的任何任务。他飞快地瞥了我们俩一眼。他当然清楚，我们都知道广州政府是香港武器贸易的大主顾。作为一名击剑手，我不由得佩服他这招敏捷的格挡，让我们在这个笼统问题上各有结论。

4月里，我忙得衣不解带。但到了月底，我与上下官员都相处得颇为自在。广州满人将军、府台、藩台，还有各部之长，都向我表示了最大善意，我们在李鸿章麾下合作颇为愉快。即使远如广州，也出现了动荡迹象。4月25日，一位重要地方官员在澳门汽船码头上遭到枪击并受伤。两天后，缉捕总局局长来看我，说总督一如惯常，定下逮捕刺客的期限。而更重要的是，总督在5月初决定授权海关税务司检查当地船只是否载有武器。李鸿章永远处于戒备状态，在嗅出是否有危险威胁到中国、清王朝和他自己的利益上，他总是遥遥领先于他的同胞。

6月1日是端午节，要举办丰富多彩的水上表演活动，地方官员为此采取种种预防措施，以免百姓的热情被导向歧途。不过，一切都圆满结束。6月5日，我往访番禺县（广州地方官员），一切似乎很正常。8日，新上任的澳门税务司拜访了总督、巡抚和海关监督（户部），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有关北方局势即将结束的暗示。因此，6月10日，身处北京的总税务司给我发来电报，像是掷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电报要求我立即拜访总督，告诉他这里（北京）的局势极端危险。“所有使馆都担心遭受攻击，而清政府束手无策，甚至会火上浇油。如果发生意外，或者情况没有迅速好转，外国肯定会发动大规模联合干预，大清帝国可能就此终结。请代我（即鹭宾·赫德）求总督发电报给太后，优先保证使馆安全，不要理睬任何采取敌对行动的提议。紧急。”这封电报上标着6月10日上午十一点十分发自北京，我是下午一点三十分收到的。由于文中错误颇多，我花了很大气力解码电文，尔后立刻启程前往总督衙门，坐轿子要一个多小时。我不用什么手续，就能得到准许，进入总督衙门，我马上同老友龚心湛把总税务司的文电翻译成中文。总督有很多访客，但在提督离开和下一位客人到来之前，我们加了一个塞，把这份电文呈送李鸿章台前。他仍同往常一样冷静沉着，颇具洞察力，立即把握了局势，说他将马上按总税务司要求的方式，给太后发送电报。同时，我用总督的私人电报联系总税务司，告诉他已向李鸿章转达他的请求，并已联系太后。电文发送时，我一直留在总督衙门，直到晚餐时分才回家。总督待人处世严肃而又亲切，他要求我一有消息就及时告诉他，必要时，可省去诸多礼节，不必提前知会，可直接前来见他。次日，李鸿章前往广州的外国租界沙面，登上了那时停在港内的一艘美国炮艇，拜访美国总领事。他还登上了沙面岛，拜访了德国领事。美国军舰放了十九响礼炮，士兵在岸边列队，海关护卫队列队行进。在谈话中，李鸿章就北方事态尽力打消两位领事的疑虑，我想，随着谈话，他也缓解了对局势的焦虑。6月12日，我与九龙（香港）税务司再次前去拜访李鸿章。拜访期间，这位老先生屡屡嘲弄，讲的是香港鸦片种植主和所谓从香港向中国内地大规模走私鸦片之事，我同事不得不听着。他这都是为了这位九龙税务司好，但他很快就不再讲这个话题，拍了拍我的肩膀，并戏谑地说道，他说的都是“空话”。我立即回答道，我们没有误解他，知道他是想要劝告我们谨慎行事。对此，他向我的同事说，“继续在边境和内地执行扣押行动”，地方官员将竭尽全力给予协助。

接着他谈起北方的义和团和康有为，并说希望被召回京去镇压这些人。说到此，他又对广州感到不放心，说自己必须密切留意，警惕从新加坡来的叛乱分子，康有为就是在那里密谋反对慈禧太后的。

离开之际，我告诉李鸿章，他前一天到访沙面时对外国女士们的关心令她们倍感高兴。他见了美国领事的太太和其他几位女士，对她们极为亲善。我们接下来又去拜访了粤海关监督，然后回到家中，我在日记中记的是“下午七点到家”。第二天，我想要确证更多消息。电报局里的那位伙计是我的好朋友，他说过去两天的电文都是由香港和电报公司拍往北方的，他还说，华北已经乱作一团。但我相当确定的是，在京津陆路中断前，总督给太后的电文与我就此事写给总税务司的分析已经“到达”。18日，香港流言纷飞，传言说公使馆遭袭击、德国公使被杀、外国战舰正在炮轰大沽要塞。当天，总督说他不日将北上。19日，总督的家庭医生麦信坚（Dr. Mark）从衙门来告诉我，总督打算乘汽船到上海，再去秦皇岛，换陆路到北京。他问我这个计划如何。我提议道，总督前去大沽并现场判断局势或许更佳。我补充说：“要恢复并维持秩序，总督必须北上，与正同义和团对阵的外国军队合作。”我认为那是保卫中华帝国领土完整的最好机会。麦医生的工作并不轻松。总督身系诸多要事，健康至关重要，可他身体状况不佳，令我们倍感担忧。只要麦信坚需要，我总是坚定地支持他，但总督并不信任西药。麦信坚是广东人，在外国受过培训，深知自己要怎么做。有一天，谈到总督尤其嗜好的皮蛋时，他壮着胆子劝诫李鸿章。李鸿章非常恼怒地说道：“我的肚子是我的肚子”；“我晓得我的肚子，你不晓得我的肚子”。最后还称这位不识时务的随身医生是洋鬼子。这时有些幕僚提出异议，但老李说了句犀利的话，堵住了他们的嘴巴：“说鬼话，都是鬼子！”发泄一番之后，他又变得友善起来，几乎承诺不再食用皮蛋。

这就是他对待外国事物的典型态度。他非常了解它们的价值，但并不喜爱它们，不过有时他也会松松口，说出几句好话来。

李鸿章即将从广州出发的消息不久就传开了。许多人劝他不要离开广东。那时在中国，只有三人称得上是真正重要的，那就是两广、两江和湖广总督。其中，两广总督李鸿章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在慈禧太后最需援助时，她找的是李鸿章，而非其他二人；两江总督也是李鸿章到达上海时最先承认其领导权的人，这都充分说明了李鸿章影响力之大。李鸿章决心北上，但同意推迟出发日期。原因有两点：第一，他不想显得漠视外国人和本国人的反对；第二，希望赢得时间，观察局势发展。恰在当时（6月22日），伦敦开始有点焦躁不安。我在伦敦办事处的老上司发来电报，想获知关于李鸿章动向的可靠消息——这份关注着实让李鸿章非常满意。他当然知道鹭宾·赫德与其在伦敦的亲信之间关系密切。次日（6月23日），众人皆焦虑不已。有关中国正规军炮击天津的各种谣言满天飞。李鸿章也听说了，但他不相信那里的指挥官聂士成将军与此事有关。当晚，龚心湛写信给我说，总督迫切想知道我是否从芝罘税务司那里得到了总税务司的什么指示。6月24日，我再次给芝罘发去电报。25日我得到回电说，6月15日他与北京就断联了，信件也无法从大沽送达天津。听到这些后，总督说他没有收到之后的消息，从谣言来看，事情恐怕正越来越糟。当晚稍后，我接到了芝罘税务司发来的另一封电报，其中写道：“大沽要塞被外国联军占领。天津租界被中国军队摧毁。援军6月23日被击退。没有西摩尔（Seymour）舰队司令的消息。没有天津居民的消息，但是驻防部队没有退让。”直到午夜我才译出这封电文，在26日一大早，我们就把它递呈总督。龚心湛说，总督也接到了相似消息，担心有中国军队与义和团联手。他说，总督不明白为什么会打得这么激烈。我答道，这与印度暴乱类似，并表示希望中国能像英国一样，安然渡过难关。午后三点，我拜访了总督，他给我看了袁世凯最近从济南府发来的电报。我们谈话时，又一封电报送到，告知天津周围的抵抗已肃清，联军正向北京进发。李鸿章要我把这一消息转告英国总领事。紧接着，我们就当前局势进行了长谈。总督坚持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应对武装部队的行进，那么在大沽要塞进行防卫就不可避免。天色已晚，可我们都还坐着，因为总督还没有示意我们离开。我们谈到，义和团可能屠杀天津或北京的外国妇女儿童。总督对我说：“仅作此想就让我非常难过，我可认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啊！”他问我：“若此事真的发生，联军会烧毁北京吗？”我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说：“如果1860年中国政府处死了巴夏礼（Harry Parkes）和洛赫（Loch）先生，那会发生什么呢？”他点了点头，说：“是啊，而且他们确实烧了圆明园。”很明显，他疲劳不堪，忧心如焚，但也并非全然失去了希望。他离开时，我对龚心湛和麦信坚强调，他们的心中，还有总督心中，必须永远这样想：杀害外国平民或妇女儿童是无法宽宥之事。我还复述了总税务司在6月10日电报中的警告。夜已深，我们不方便走回家，所以乘舢板经由水门出去，舢板由李鸿章的一个“虎贲”，即安徽随扈驾驶，而我们全身平躺，以免引闲人注目。在船上，我思考起古今中外关于杀俘的各种观点。但无论李鸿章的观点为何，他都深知中国的命运与独立岌岌可危，而他唯一的指望就是不要发生大屠杀。他不遗余力地把他的看法呈递给慈禧太后，为此，他与袁世凯保持电报联络。袁世凯通常派信差向北京呈送信件。每封信都委托给十个不同的人——希望就算九人被义和团阻止或杀害，还有一人或许可以将信送达。无疑，还是有些人成功了，而我也一直相信，鹭宾·赫德爵士在《这些从秦国来》（These from the land of Sinim）第三十三和三十四页记录的围攻公使馆期间义和团的几次暂停，正是李鸿章努力的结果。

说回广州事宜。6月28日，我收到西江河畔的梧州发生动乱的消息，便马上报给总督，他立即采取措施加强沿江地区地方官员手中的权力。当晚，龚心湛告诉我，总督接到了留在广州等待进一步指示的命令。这些命令从何而来，甚至是否真的存在，一直存疑，很可能是总督把实际上由他本人所做的决定宣布为“命令”，毕竟他已下定决心，一旦他认为时机成熟，就主动采取行动。这是应对非常规困局的一个相当聪明的办法。也有其他的办法。会带来麻烦的密诏总被视为伪造，因而会被无视。李鸿章这位东方外交老手很少找不到托词。

7月1日，我收到了芝罘税务司发来的电报，询问总督是否已经从广州动身，并说外国公使依然在北京。我立即把这封电报送呈总督，他问我，是否认为这是个好消息。我答道：“鉴于我们对北京城外事态的了解，我想公使们在城内要比在城外更好一些。”龚心湛对局势颇为忧心。第二天，英国总领事给我看了两份从总督衙门里弄到的诏书。其中，第二份诏书督促总督们积极采取措施，防卫各自省区。他询问我有何看法。我说道，如果李鸿章受到攻击，他不可能无动于衷，但如果没有，一切都会相安无事。这与一则谣言有关，当时谣传英国海军中队会被派去保卫广州的重要门户虎门要塞。英国总领事同意我的看法，我当然也把这个看法传达给了香港当局。李鸿章一向以在其统辖的所有地区内维持法律与秩序为豪，一想到可能有外国军队来取代自己，或哪怕只是协助自己，就会深感痛苦。曾说过“我比总理衙门大”的人怎么可能容忍外国干预他的总督辖区，哪怕只是一时。据说，他无法忍受别人诋毁他的能力和诚信，曾语带威胁地说：“那样的话，‘我开门’。”换言之，“放任那些暴民作乱”。正是由于他的可怖名声在外，广州的“一万无赖”哪怕再热衷放火劫掠，也不敢再犯，这是他自夸自傲的事。离开英国领事馆时，我碰到了德国总领事等人。那场景回想起来令人颇为痛心。他手里拿着一封电报，上面写着6月20日德国驻北京公使被杀及其秘书受伤的消息，并且到23日，仍在坚持抵抗的公使馆只剩三个了。我只能告诉他们，我尚未得到确切的消息。在总督的完全同意下，我养成习惯，把对局势的全部了解转达给外国领事。我建议他们去找英国总领事，不要突然降领事旗，并立即去找总督求证，而我自己也争分夺秒地这样做。德国总领事头脑非常清醒，他马上就知道，任何试图引起地方骚动的行动都不会有什么好处。

再下一天，7月3日上午十点半，我收到了芝罘税务司发来的几封电报，证实了可怜的克林德（VonKetteler）遇害的悲痛消息，还说所有在北京的外国居民都在英国公使馆，处境极为艰难。我即刻把这几封电报送呈总督。他沮丧不已，特别是他已经多少确认了这些消息，对公使馆中不幸的人仍安然无恙已不再心怀希望。我告诉他，我发了三封电报打探总税务司的情况，但芝罘似乎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李鸿章扬手（这是他激动时常用的姿势）问道：“谁能知道他情况到底怎么样？”我自然问是否可以帮忙，几乎没有想过他的答案会是什么。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道：“作为粤海关税务司，你必须总理（或者叫负责——使用的措辞是“总理”）两广地区所有海关办事处，直至我们重新接到总税务司的信件。”他语气亲善，但言辞郑重。我领命并承诺会尽力维持诸事运转，直到形势好转。细节很快就安排好了，两广所有的税务司都被告知了危机时期要采取的“紧急措施”。我还知会了领事团。海关监督（户部）得到命令，拨给我所需银钱。他性子和善，嗜好美食。只有一次他说：“我想，你会把我给你的（钱）全记好账的吧。”我说：“比那更好。总税务司一‘重新出现’，我就会把钱全数归还。”我那时始终认为，发生的所有事都是不正常的、暂时的，总税务司随时可能“出来”。7月6日，我又去见了总督。曾广铨也和他在一起，显然是为他北上之事。随后我们进行了长谈，商讨海关及其未来发展。谈话中，李鸿章展现出对鹭宾·赫德爵士的性格与管理方式的充分了解。他提到了他所认为的赫德爵士的失败，后者作为总税务司，本应培养大量训练有素的中国人出任重要职位。李鸿章说：“总署里哪有这样的人？”并直接问我是否认得这样的人。我答道：“也许现在还没有，但如果把这个目标牢记在心，如今开始做也算不得晚。”但是，尽管李鸿章对鹭宾·赫德爵士责备不已，他也一直提到：“如果我们能找到总税务司，那他还是顶用的。”然而，他们似乎都默认，希望渺茫。

我之前曾提议，要是总税务司、副总税务司、总理文案一同遭遇不测，那恐怕情况不大如意，这样的话，当前工作应交由上海造册处税务司（总税务司署成员之一）处理，直到中国政府任命新官员。我自己开始依据这个原则行事，并与两广口岸商定，往常直接送到上海造册处的海关贸易统计及报告应继续照此递送。如果造册处税务司立即承担起职责，不为地方官员或领事官员费脑筋，那后面许多麻烦就可以避免。他有权这样行事，既成事实也不会引起争议。那时重大的事情是“开缺”，即宣布空缺，这给了海关外的有心人可乘之机，他们乐得在其中浑水摸鱼。李鸿章很快岔开了海关这个话题，转到更重要的问题上，那就是中国面对列强的处境。我想知道，他有多愿意站出来担任中国的发言人。他说，列强已了解他和其他总督的态度，就是要保护辖区边境并稳定辖区内秩序。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他正在等待时机。而在我看来，我无比确信，他，也只有他，是时代的主角。

第二天，即7月7日，我收到了芝罘税务司发来的电报，说总税务司6月25日的信件已由信使送来。我急忙离开办公室去找总督，大约在下午五时见到了他。他告诉我，他有更新的消息，英国公使馆还在坚持 抵抗。他补充道，许多中国人死于炮火，包括一些义和团首领，剩下的人不敢继续攻击。李鸿章谈到要缓付外国贷款利息，并说皇上已为此专门下诏。龚心湛和曾两个人都在场。我强烈反对任何这类致命的举动，并告诉他们这必然有损中国当前和此后的信誉。我还提醒他们，有一点似乎被忽视了，中国代表在几笔重要贷款发行时郑重地签署了抵押担保品债券。那些债券也要放弃吗？不然的话，它们实际上是“活期借款”，中国不付利息所省下的钱，也会从这流走。当然我们皆知李鸿章是最不可能提出建议做这种蠢事的，他提及这个问题无疑是在试探，想要引诱我们表态！后来我与曾广铨谈过此事，他是曾国藩的族人，而曾国藩曾提携过李鸿章。曾广铨以心直口快著称。李鸿章有时对说英语的幕僚感到不耐烦，尤其是在他们太想展示他们的外国知识时。有次他对曾广铨说：“你说话真是滔滔若悬河。”这个小个子很有尊严地答道：“大人，回国的中国学生说，西学知识最好留在您衙门大门的外面。”李大笑不已，并无恶意。我19世纪90年代在伦敦就认识了曾广铨，我记得窦纳乐爵士（Sir Claude MacDonald）被任命为英国驻北京公使时，曾广铨曾在伦敦的某间休息室里，对我脱口而出道：“为什么他被派到我们国家？我们又不是黑人！”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窦纳乐爵士之前在尼日利亚任职，这让我想起了鹭宾·赫德爵士的名言：中国人的记忆力是很强的！

还是继续谈广州吧。显而易见，总督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再下一天（7月8日，星期天），我收到了伦敦发来的一封电报，说外交部需要可靠信息。总督对此颇为高兴。7月9日，我再次去拜访他，发现他不仅身体不适，而且精神非常萎靡。英国政府暗示北京应对暴行负责，令他颇感为难，且这一暗示是正式送交给了他。形势确实相当复杂。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情况未定，甚至生死未卜。端郡王负责主持北京事务，执掌军权，同义和团合作。他十六岁的儿子，在义和团运动名声大振前，就已经被册立为储君。总督对我说：“端郡王的儿子可能会是个好皇帝，但他有个坏父亲！”这向熟悉中国人思维的人们揭示了整个局势，并对“作壁上观”态度做了比以前更多的解释。第二天，曾广铨过来吃午饭。我们酝酿了一个计划，可能可以解决许多难题，但曾广铨担心总督年纪太大，难以发挥作用。次日，即7月11日，我又来到了衙门里。事情变得乐观了一些，因为盛传在北京的所有人员都安然无恙。我借此与麦医生就总督的健康进行了一番长谈。这位老人患了消化不良症，胃受了凉，还有点腹泻。麦医生深知局势之严重和自己肩负的责任，如果有需要，会毫不犹豫地邀请外国专家提供意见。我自己对李鸿章的观察让我倾向于相信，他精神上的不屈会战胜身体上的虚弱，至少能坚持一段时间，这一点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当时他定期饮用瓦伦汀牛肉汁（Valentine’s Beef Juice），身体状况似乎有所好转。

龚心湛与我讨论了两广海关的财政情况。那时，我已经能估算要维持海关运作，每月所需地方款项的数目。龚心湛相信北京没有发生屠杀。李鸿章再次抖擞精神，而我也收到秘密通知，他将在7月17日离开广州北上。随后几天无事。16日，我又去了衙门。可以确定的是，总督已经明确决定要出发。总督考虑了所有劝他留在广州的建议。他似乎不止一次动摇了，但他还是摇头道：“上谕，不敢违。（我不敢违背圣旨。）”第二天，他再次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的消息传出，留在广州的大门就此关上。当然，如果有一纸重新任命也能留住他。当天晚上，他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和他一起走的还有曾广铨和刘学询，他准备在刘学询位于上海静安寺路的家中歇脚。至于我是否应该同他去上海，这个问题曾被拿出来讨论过一两次，意见未达成一致，但7月16日最后决定，我应该和他一起去，在总税务司鹭宾·赫德现身前，我以两广监督税务司的身份去同造册处税务司商量海关如何继续运作。正如前文所述，总督询问我的看法，我告诉他，最为可行的计划是支持造册处税务司这个当地唯一还在的海关总署官员去开展总署的工作。总督理解这个计划的要点，但仍然希望我陪同他，到上海去“商量”。

总督乘坐安平号（Anping）汽轮北上，挂中国旗。而我坐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C.P.R.）的女王号汽轮提前抵达上海，与李经方勋爵、盛宣怀等人一起乘坐中国的一艘小汽轮广济号（Kwang-chi）在吴淞口迎接安平号。那时，我们才第一次听说造册处税务司已经被两江总督刘坤一任命为署理总税务司。李鸿章只说了一句话：“只有总理衙门可以任命总税务司。”毫无疑问，除了认为这个行为是急于接替“死人”的位置，李鸿章对这位南京同僚的失礼也非常不悦。李鸿章首先去了静安寺路上的洋务处——也叫中国对外事务局，然后去了刘学询家，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就住在那里。与此同时，我收到伦敦发来的一封绝密电报，大意是需要了解更多当前局势的侧面情况。总督不时批准我告诉伦敦这些“侧面情况”，这些消息也派上了用场。我举一个例子：“当前，中国更像是自治省的联合，而非一个帝国。每个总督管理自己的辖区，并通过（他们之间的）双边协议维持秩序。中央权威不见身影，但日后可能会逐渐改变，如果列强与各省政府合作以保全中国完整的话（即放弃所有瓜分中国的想法）。”

7月20日，我们接到了伦敦的秘密通知：“总督北上引起猜疑，请回电再予证实。”我回电：“猜疑是荒谬的。作为直隶总督，他现身北方必定有利于快速稳定局面，值得赞同和支持。”“荒谬”一词算不上十分强烈，我必须承认，上海的外国人对真正可能起作用的这个人的态度让我吃惊。当然，李鸿章对其遇到的“明枪暗箭”再熟悉不过，已经不再在意他人对他的微不足道的轻慢，尽管这些人本应更明事理，不应如此行事。上海的这些人把信心寄托在刘坤一身上，全然不想他的权力和影响力都远不及李鸿章这位“无双国士”。局势也有惹人发笑的一面，李鸿章并不缺乏幽默感。起初没有人拜访他，李鸿章在刘学询的花园里优哉游哉地扮演一群小辈的祖父，这个场景让有些人坐不住了。一位大国代表联系我说道：“当然，你知道我们不能正式承认李鸿章，但是作为老友，难道你不认为我可以去看看他吗？”李做出了非常亲切的回复，拜访自然就顺理成章了，随之而来的客人接连不断，在友谊的名义下，对李鸿章的“封锁”冰消瓦解。

而一切麻烦与焦虑也临近结束。7月23日，我再次拜见李鸿章。我告诉他，我收到了总税务司在伦敦的秘书发来的电报，内中说总税务司长时间没有消息“被认为是糟糕之极的征兆”，并建议应尝试一下鹭宾·赫德留给他在伦敦的税务司的密码电报。我向他转达了这一建议。第二天，7月24日，总督第一次对我说：“你的总税务司还活着。”在他的同意下，我立即将此消息电告伦敦。后来我听说这个消息让预备在圣保罗大教堂举行的追思会无限期“推迟了”。许多圈子对此消息将信将疑；正如前面所提及的，中国驻伦敦公使罗丰禄曾遭到伦敦新闻界粗暴对待，但这消息仍然是真实的。我拜别李鸿章时，他允许我辞去他对我的委任。他对我非常友善和蔼，几天后，我回到广州继续之前的工作。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这位伟大的总督。1901年11月7日，他在北京逝世。当时，他出任帝国议和代表，试图恢复庚子事变中中国业已失去的“外交局面”。

我无意与人争辩总督其人性格如何。已有比我更为才高之士来评价李鸿章，有褒亦有贬。最出名的要数已逝的宓吉，知名作家濮兰德（J.O.P.Bland）近来也位列其中。总体而言，我偏向前者，宓吉的评断更为友善，且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他与李鸿章有多年深厚私交。现代中国哲学家辜鸿铭言辞非常辛辣，他曾有一次评价濮兰德道：“一个居心叵测的悲观主义者怎么可能知道到底什么对中国是有好处的？”但不失公允地说，濮兰德对李鸿章的分析精辟透彻，没有被任何此类缺点干扰。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悲观情绪的话，濮兰德都留给了他自己的国家（英国）政府，用相当“讽刺”的一句话来说，这种情绪解释了他为何没有对李鸿章与英国间的外交关系大费笔墨。

际遇让我有机会在只对海关税务司开放的唯一媒介中，记录下我自己的印象。在《北海关十年报（1892—1901）》（Pakhoi Decenial Report，1892-1901）（系列之二）中，在指定标题“著名官员”之下，我写道：“在1892—1901年，有三位总督主政广州，分别为李瀚章、谭钟麟、李鸿章，最后一位无疑最为杰出。他们三位都过世了，但李鸿章的名字将永载史册。他多年来为国殚精竭虑，后于1900年1月奉召驻节广州。上任不久，他对其属下思想的有益影响就开始在整个广州辖区内体现出来。盗匪开始明显消失，人们的信心逐渐恢复，许多被搁置或放弃的地方发展计划再次被提上日程。事实上，1900年5月，北方爆发的‘义和团运动’终结了可能是地方繁荣新时期的黎明，而那时，广州的前景正前所未有地一片明亮。由于北方骚乱，李鸿章被调往天津，并最终于1900年7月17日离开广州。不久之后他被任命为中国的议和代表，1901年11月7日在任上去世。起初，广州的人们担心，中堂离开后，他以铁腕镇压的烈焰将会凶猛反扑。但幸运的是，也许托庇于他的威名，省区的管理仍保持稳定。至少省区内保持平静，几起叛乱或骚乱事件也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为那一年画上了句号。

“作为粤海关税务司，笔者当时的临时职责为，在总税务司（鹭宾·赫德爵士）重新出现前，暂代两广辖区之内海关监督。在北京围城的惨淡日子里，笔者与这位伟大的总督有一些密切交往。这位高龄的政治家已经过世，记录下他为制止在北京发生的最后暴行所做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也许就并无不合适了。李鸿章深知，对他深爱的国家来说，这些暴行意味着毁灭和耻辱。心慌意乱的慈禧太后和怒气冲冲的端郡王在决策时受到的任何软化，无疑都是李鸿章的功劳。

“其他总督在各自辖区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李鸿章在其国人的心目中是时代的主角，是唯一能拯救中国的人。他抱病多年，但不屈不挠，勇敢地接受国家的召唤，他虽死犹生，殉职于岗位上。真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庆丕回忆录：我与中国海关（1874—1921）

作者：[英] 庆丕

出版时间：2025年4月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民说

内容简介：

一部生动详细的晚清海关职员生活回忆录，看一个普通英国人如何与古老中国的变化交锋。

庆丕出生于伦敦，父亲是大法官法庭的高级主簿。因为父亲与总税务司赫德相识，他在高中毕业后获得了在中国海关任职的机会。此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他先后在汕头、九江、烟台、上海、天津、杭州、九龙、广州、汉口、宜昌、厦门、福州等地海关任职。

作为海关中层官员的庆丕在回忆录里保存下了一段珍贵的历史。海关工作的大事小情、口岸城市中外居民的生活风貌都历历在目。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庆丕辗转于十余个口岸城市，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中随波浮沉，也在李鸿章、丁汝昌、赫德爵士等大人物的身边徘徊。跟随庆丕的目光，我们重新回到百年前，亲身体验近代中西文明对撞带来的震荡。

作者简介：

庆丕（Paul Henry King），英国人，1874年进入中国海关，先后在汕头、九江、烟台、上海、天津、杭州、九龙、广州等地任职，官至粤海关税务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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