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端木蕻良与汪曾祺被抑制的审美趣味井喷般出来。前者从左翼精神转入京派历史趣味和诗文趣味，还保留着鲁迅传统的某些遗风。后者则跳出样板戏写作的框子，回归到废名、沈从文的某些路径上。但他们的回归京派趣味，已经与民国语境大不相同，眼界不限于书斋中，辞章也多见弹性。这不仅沿袭了某些五四传统，也在向古代辞章致意，文章学的意味也出现了。

汪曾祺对端木蕻良一向佩服，对他的评价高于对当时其他一些人。北京文联的老作家中，老舍、赵树理之外，端木蕻良的分量在他心里最重。有一次我去汪曾祺家里，谈及香港一本文学杂志创办多少周年的活动，国内许多作家都写了祝贺文章，汪曾祺说，写得最好的是端木蕻良，他自己的那篇还是过于普通了。

老舍先生藏画甚富，大都是精品。所藏齐白石的画可谓“绝品”。壁上所挂的画是时常更换的。挂的时间较久的，是白石老人应老舍点题而画的四幅屏。其中一幅是很多人在文章里提到过的“蛙声十里出山泉”。“蛙声”如何画？白石老人只画了一脉活泼的流泉，两旁是乌黑的石崖，画的下端画了几只摇摆的蝌蚪。画刚刚裱起来时，我上老舍先生家去，老舍先生对白石老人的设想赞叹不止。

有趣的是，汪曾祺后来写小说，借鉴了老舍的京味，把老北京的审美带了进来。而端木蕻良则寻觅更远的东西，到曹雪芹的世界驻足，有些不食人间烟火。所以比较起来，汪曾祺还是尘世里的诗人。京派过去与京味是互不相干的，但汪曾祺把它们结合起来。端木蕻良没有做这样的实验，他和茅盾交情深，喜欢作史诗，而汪曾祺对于宏大叙事是没有兴趣的，他是个安于寻常之态的人。

原标题：《端木蕻良与汪曾祺 | 孙郁》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图片来源：本文图片来自新华社

来源：作者：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