倔强的亲情
＂黄福贵，你也就是个修鞋的命！还好意思让孩子高考，啥出息没有！＂舅舅李长海的话刺痛了我和父亲。
那是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夏天，我们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打乱了节奏。
机械厂改制，父亲作为临时工被辞退了。那个年代，下岗意味着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我至今记得那段日子，县城里人们排着长队买粮票的情景，手里攥着皱巴巴的布票，排得老远只为买两尺布做件新衣裳。
父亲的下岗更是雪上加霜，一家人的生计一下子没了着落。
我家在县城的西北角，靠近老水塔的那条街，一条已经有些破旧的老街。
两间砖瓦房，土灰色的墙皮已经剥落了不少，露出里面的红砖，屋檐下挂着几串风干的红辣椒，那是我们冬天下饭的调味品。
后面一个小院子，种着几棵葱和几畦小白菜，角落里还有一棵老柿子树，秋天会结出几个红彤彤的柿子。
晾衣绳上总挂着几件补丁摞补丁的衣服，那是父亲的工作服。
父亲身高不足一米七，但肩膀宽厚，一双手粗糙得像树皮，手掌心布满了老茧。
常年的操劳让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了许多，才四十出头，眼角的皱纹却已经像蜘蛛网一样密集。
母亲赵巧云身体不好，常年卧病在床，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嗽不停，有时候一咳就是半宿，家里的重担全压在父亲身上。
我那时候正上高中，一门心思想要考大学，正是用钱的时候。
他穿着笔挺的的确良衬衫，腰间别着一支英雄钢笔，走路时总是挺着胸脯，仿佛全县城的人都应该认识他。
舅舅家的楼房建在县城最热闹的中心地段，是县里最早的砖混结构三层小楼，冬暖夏凉，还添置了当时少见的彩电。
每到周末，电视机里播放《西游记》的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们都挤在舅舅家的客厅里，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屏幕。
每次去舅舅家，表弟李小军总会炫耀他的新书包、新钢笔，或者是他爸从省城带回来的巧克力和饼干，而我只能羡慕地看着。
＂看什么看，＂表弟总是得意洋洋地说，＂你爸就是个修鞋的，一辈子也买不起这些东西。＂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但又不敢反驳，毕竟是在人家家里。
父亲下岗后，日子越发艰难。粮票紧缺，肉票更是稀罕物，有时候我们一家三口一个月只能分到两斤肉的肉票。
在母亲的劝说下，父亲在家门口支起了一个小摊子，修鞋、修自行车、补缝锁，什么活计都接。
他有一双巧手，镇上的人都知道。从早到晚，父亲都坐在那个小板凳上，手里忙活着。
雨天，他就在屋檐下修；大晴天，他就搬到槐树下，老槐树的枝叶在夏天给他遮出一片阴凉。
那把磨得发亮的小锤子和老虎钳，成了我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父亲的小摊子前面放着一个旧收音机，那是他参加工厂劳动模范评选时得到的奖品，陪伴了他十多年。
每天中午十二点，收音机里准时播放《新闻联播》，父亲总会停下手中的活，仔细地听着国家大事。
有时候，邻居们也会围过来，听听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
＂黄师傅，这鞋子能修不？＂＂黄师傅，我这锁坏了。＂＂黄师傅，自行车链子断了，您看看。＂街坊邻居总是这样喊他。
父亲不多言语，只是点点头，接过东西仔细查看，然后埋头苦干。
有时候，顾客付不起钱，父亲也从不追讨，只是笑笑说：＂下次有钱了再说。＂
母亲常为此唠叨他：＂福贵啊，你这人就是太老实，别人都骑在你头上了。＂
父亲只是摇摇头：＂都是乡里乡亲的，何必计较这些。＂
傍晚时分，父亲收摊回家，总会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床头的铁皮盒子里。
那是我们家的＂保险柜＂，里面装着全家的积蓄，为的就是给我筹集学费。
舅舅每次来我家，看到父亲的小摊子，总是嗤之以鼻：＂福贵啊，你看看你，堂堂七尺男儿，就这点出息？＂
父亲只是沉默，低着头继续手里的活计。
母亲心疼丈夫，有时会小声顶撞自己的哥哥：＂长海，你少说两句行不行？福贵也是为了这个家。＂
舅舅撇撇嘴：＂我这不是为了你们好吗？这样下去，小勇以后怎么办？＂
我常常躲在屋里，透过窗户看着院子里舅舅数落父亲的样子，心里既愤怒又无奈。
高二那年冬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县城电影院看露天电影，放映的是《红高粱》。
正好碰到舅舅和他的同事从旁边经过，他们身上都喷着浓浓的古龙水，衣服笔挺，一看就是参加过什么重要会议回来。
舅舅看到我，愣了一下，然后大声对同事们说：＂这是我外甥，我妹夫就是个修鞋的，可怜见的。＂
同事们善意地笑了笑，我却感觉脸上火辣辣的，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回家后，我偷偷抹眼泪，母亲问我怎么了，我没敢说实话，只说是电影太感人。
高考那年，我拼尽全力，考上了省城的大学。
全家欢天喜地，父亲破例到街上的国营饭店买了半斤红烧肉和两瓶汽水，在家里摆了一桌子，请来了几个邻居一起庆祝。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看到父亲喝了酒，喝得脸颊通红，眼睛里闪着光，一遍遍地对邻居们说：＂我儿子考上大学了，我黄福贵也算没白活一场！＂
唯独舅舅在家庭聚会上阴阳怪气：＂黄福贵家的孩子也能上大学，真是捡了便宜了！＂
父亲低着头，一言不发，但我看见他指节发白，紧紧握着拳头。
母亲在桌子底下碰了碰他的腿，摇摇头，示意他不要生气。
收拾碗筷的时候，我听见舅舅对妈妈说：＂巧云，你这辈子就栽在黄福贵手里了，看看人家王厂长家的闺女，都出国了。＂
妈妈轻声说：＂哥，福贵对我好，这辈子我没吃过亏。＂
舅舅哼了一声：＂好？他能给你什么好？连个正经工作都保不住。＂
那晚，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屋里父母的谈话声。
＂福贵，别往心里去，我哥就那个脾气。＂母亲的声音温柔而疲惫。
＂我知道，＂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就是心疼小勇，他是个好孩子，不该因为我这个爸爸受委屈。＂
父亲的声音里有一丝哽咽，我从未听过他这样说话，心里一阵酸楚。
我悄悄下床，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旧信封，里面装着我这些年偷偷攒下的零花钱，加起来有三十多块。
我把信封塞到父亲的工具箱里，希望他第二天能发现，也希望他能明白，在我心里，他永远是最好的父亲。
上大学后，我很少回家，一是学业繁重，二是车票价格不菲。
每次打公用电话回家，都能听到父亲因为太过激动而结巴的声音：＂小勇啊，学习怎么样？身体好吗？饭吃得香吗？＂
我总是说很好，不希望他们担心。但其实，大学里的生活并不容易。
为了省钱，我经常一日只吃两餐，有时甚至只吃馒头就咸菜。
但每次收到家里寄来的汇款单，看着那并不多但沉甸甸的数字，我都会红了眼眶。
我知道那是父亲一锤一锤敲出来的，是他弯着腰一天劳作换来的。
有时候我会收到家乡同学的来信，说看到我父亲在修车铺里忙到深夜，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
每读到这些，我都会暗自发誓，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找个好工作，让父亲过上好日子。
大三那年冬天，一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我刚从图书馆回到宿舍，舍管阿姨匆匆跑来告诉我：＂黄勇，楼下有你家的电话！＂
我心里咯噔一下，家里很少给我打电话，除非是有急事。
我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接起听筒，就听到母亲的声音，颤抖中带着哭腔：＂小勇，你爸进医院了，你赶紧回来吧。＂
那一刻，我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什么都顾不上，拿了钱和火车票就往家赶。
那是一趟慢车，整整一天一夜，车厢里挤满了回家过年的乘客，空气中弥漫着烟味和汗味。
我找了个角落站着，看着窗外飞掠的田野和村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爸爸，你一定要挺住。
到家时已是半夜，路灯昏黄，我跑到县医院，看到父亲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脸色蜡黄，嘴唇干裂。
母亲坐在床边，消瘦得像根芦苇，看到我进来，眼泪又流了下来。
＂爸，＂我握住父亲的手，那双曾经粗糙有力的大手，此刻却如此瘦弱。
父亲勉强睁开眼睛，看到是我，眼中闪过一丝欣慰：＂小勇，你来了。＂
医生是个戴着老式眼镜的中年人，他告诉我：＂你父亲是劳累过度，加上长期受风吹日晒，肺部感染了。＂
他翻开病历本，写写画画：＂还需要住院观察，可能还要做手术。手术费和住院费加起来得七八千块。＂
那个年代，七八千块钱可不是小数目，相当于普通工人好几年的工资。
我翻遍全身上下，只有五百多块钱的生活费。
母亲把家里的积蓄都拿出来，打开那个铁皮盒子，里面的钱票已经很少了，才凑了两千多。
邻居们听说了父亲的事，也纷纷送来钱，有的是十块八块，有的是几十块，都是他们省吃俭用攒下的。
王大妈塞给我一个红纸包，里面是五十块钱：＂黄师傅给我修了十年的鞋子，从来不多收我一分钱，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李大爷拄着拐杖来医院看望，带了两个煮鸡蛋和一袋红糖：＂这是给你爸补身子的，他啊，对我们这些老邻居太好了。＂
出乎意料的是，舅舅听说父亲住院，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医院。
他穿着一件咖啡色的毛呢大衣，那是当时很体面的行头，一看就是有身份的人物。
但此刻，他的脸上却没有了往日的傲气，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凝重表情。
＂长海，你来了。＂父亲虚弱地说。
＂嗯。＂舅舅应了一声，然后站在床边，看着父亲瘦弱的身体，眼神复杂。
他俯身看了看父亲枕边的药瓶和医嘱单，又看了看挂着的点滴瓶，突然转身走出病房，掏出那个当时很少见的大哥大开始打电话。
接下来的三天，舅舅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谁也联系不上。
我和母亲守在父亲床前，担忧着手术费用的事情。父亲的病情有些反复，有天晚上发起高烧，烧到近四十度，把我和母亲吓坏了。
医生加大了抗生素的剂量，好在第二天退烧了。
父亲看着我们焦急的样子，反倒安慰我们：＂没事，我黄福贵是什么人，这点小病算什么，过两天就好了。＂
我知道父亲在硬撑，他最担心的还是手术费的问题。
第四天清晨，天刚蒙蒙亮，病房门被推开，舅舅走了进来。
他看起来疲惫不堪，胡子拉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是这几天没怎么睡觉。
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身后跟着几个熟悉的面孔——是父亲以前厂里的领导和同事。
＂福贵啊，这是你的退休手续和补偿金，一共一万二千块钱。＂厂长把一沓文件和现金放在床头柜上，＂这些年亏待你了。＂
这笔钱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足够支付手术费还有富余。
我和父亲都愣住了，完全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舅舅站在一旁，眼圈有些发红，抿着嘴不说话。
＂这是怎么回事？＂父亲艰难地撑起身子，手指微微颤抖着拿起那沓文件。
厂长解释说：＂黄师傅，当年改制的时候确实有不少不规范的地方，你们这批工人应该转正的，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个错误。＂
他看了看舅舅，又补充道：＂是李科长提醒了我们，还找了劳动局的领导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父亲的眼睛湿润了，他转向舅舅：＂长海，你......＂
＂我什么都没做。＂舅舅擦了擦眼角，声音有些嘶哑。他在床边坐下，双手不自然地交叉在一起。
送走厂长他们后，病房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听见外面护士推药车的声音。
舅舅坐到病床边，声音有些哽咽：＂福贵，其实...其实是我不如你。＂
父亲疑惑地看着他。
＂当年奶奶生病，我没回去照顾，是你放弃了城里的工作回乡守着奶奶。＂舅舅的声音越来越低，＂我一直...一直觉得愧疚，又拉不下脸，就...就总是找机会数落你。＂
我从未听舅舅说过这样的话，也从未听父亲提起过这段往事。
原来在我出生前，父亲原本是城里一家大厂的技术骨干，前途无量。
但奶奶患了重病，需要人照顾，父亲二话不说就辞了工作回乡下照顾老人，直到奶奶去世，那时他已经错过了最好的工作机会，只能在县城谋了个临时工的职位。
病房里一片寂静，只听见窗外的槐树被风吹得沙沙作响。
＂我知道。＂父亲伸出手，拍了拍舅舅的肩膀，＂我都知道。＂
＂你比我强，黄福贵。＂舅舅红着眼睛说，＂你有骨气，我只会逞口舌之快。＂
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舅舅坚硬外壳下的柔软。原来刺猬竖起刺，不只是为了伤人，更多时候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脆弱。
晚上，我和母亲去医院食堂打饭回来，看到舅舅坐在父亲床边，两人正在低声交谈，气氛出奇的和谐。
父亲手里拿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那是他和舅舅年轻时的合影，两个年轻人站在一起，笑得灿烂。
＂记得这张照片吗？＂父亲问，＂那年我们一起去县城看露天电影，放的是《小花》。＂
舅舅接过照片，嘴角浮起一丝笑意：＂记得，那天你还请我吃了碗牛肉面，花了你半个月的工资。＂
＂那碗面真香啊，＂父亲笑了，＂比现在的饭菜香多了。＂
两个中年男人笑起来，笑声里有一种释然，仿佛多年的隔阂在这一刻消融了。
我站在门口，不忍心打扰他们，静静地看着这温馨的一幕。
父亲做完手术后，恢复得很好。舅舅每天都来医院，带着各种补品——人参、冬虫夏草、阿胶，都是当时难得的好东西。
有时候，他会安静地坐在病床边，和父亲聊天，聊他们小时候的事，聊奶奶的事，聊很多很多以前从不会提起的往事。
慢慢地，我发现舅舅眼中的父亲已经不再是那个不成器的妹夫，而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
他会认真地听父亲讲修理技巧，会询问父亲对时局的看法，甚至有一次，我听到舅舅对父亲说：＂福贵，我那台缝纫机坏了，回头你帮我看看。＂
父亲住院期间，舅舅把表弟李小军也带来了几次。
让我惊讶的是，舅舅竟然让表弟叫父亲＂师傅＂，要他向父亲学习修理技术。
＂你舅舅是修理能手，＂舅舅对表弟说，＂手艺人吃香的时代要来了，你得学点真本事。＂
父亲有些不好意思，但还是耐心地教表弟如何使用老虎钳和螺丝刀。
看着这一幕，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冰释前嫌＂。
出院那天，阳光明媚，我推着轮椅上的父亲，舅舅走在一旁。
冬日的阳光洒在两个中年男人的身上，一个坐着，一个站着，却仿佛看到了他们少年时在田埂上奔跑的身影。
路过县城的老照相馆，舅舅突然停下脚步：＂来，咱们三口子照张相。＂
就这样，我和父亲、舅舅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合影。照片上，舅舅一手搭在父亲肩膀上，一手搭在我肩膀上，三个人笑得灿烂。
回家路上，舅舅对父亲说：＂福贵，你身体好些了，就别弯腰修鞋了，到我们供销社来吧，我给你安排个修理部的活计。＂
父亲摇摇头：＂长海，谢谢你的好意，但我还是喜欢自己那个小摊子，自由自在的。＂
舅舅没有勉强，只是点点头：＂随你，反正以后有什么事，记得找我。咱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父亲重复着这三个字，眼睛里闪着光。
那天晚上，父亲坐在院子里的老藤椅上，手里拿着那张我们三个人的合影，看了又看。
母亲在一旁择菜，看着丈夫满足的表情，笑着说：＂看把你美的，跟捡了金元宝似的。＂
父亲嘿嘿一笑：＂比金元宝值钱多了。人这辈子，家和万事兴啊。＂
我坐在父亲脚边，想起这些年来舅舅对父亲的冷言冷语，再看看此刻温馨的氛围，心中感慨万千。
那天晚上，我翻开日记本，写下一句话：＂原来，亲情从不会走失，只是有时候走了一些弯路。＂
如今，父亲和舅舅已经白发苍苍，但每逢节假日，他们还是会坐在一起，喝着小酒，聊着往事，有说有笑。
有时候，舅舅会调侃父亲：＂福贵啊，记得当年我多瞧不起你？＂
父亲就笑：＂那是，毕竟我就是个修鞋的命嘛。＂
两个老人相视而笑，笑声中包含着岁月的沧桑和亲情的珍贵。
而我，每次看到这一幕，都会想起那个冬天，那个舅舅红着眼圈对父亲说的话：＂你比我强，黄福贵。＂
也许，人生的价值不在于你站得多高，而在于你能否无愧于心，能否守护你所爱的人。
这大概就是父亲教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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