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风”,彻底打乱了元军进攻的步伐。风助士气,日方转败为胜,元军只能及早登船撤退,狼狈而回。此事给日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才有了二战末期的“神风特工队”。但历史往往不能重演。
应该说,忽必烈最初并没有跨海攻打日本的计划,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没有必要,毕竟日本不是富庶之地,第二就是蒙古不习水战,尤其是海战。勿必烈在准备讨伐南宋的同时,也在开始推行汉化,但此举遭到蒙古高层部分贵族的强烈反对,因此,忽必烈必须要对他汉化政策找到一个合适的借口。
恰在这时,一个名叫赵彝的高丽人跑到大都觐见了忽必烈。他对忽必烈表示,朝鲜时常遭遇日本国海盗的袭击,日本人实在可恶。他希望忽必烈派遣使者到日本去宣谕,令其臣服。为此,赵彝还拿出了日本国与大宋王朝间贸易往来的证据。
就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这才对日本提起了兴趣,他以为,蒙古军队久攻不下南宋,就是日本的协助。两宋时期是日本的平安时代与镰仓幕府时代,在此期间,除宋太祖、宋英宗、宋钦宗等三位皇帝外,其余君主在位期间都有外交文牒送达日本,这一时期,南宋与日本民间贸易繁盛。
听取了赵彝提议之后,在至元三年,忽必烈令元朝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组建外交使团,取道高丽,准备访问日本。忽必烈给日本国王准备了一封“国书”,由使者呈递日本国王御览。在这封“国书”的开头,忽必烈写的就是:“上天眷命大蒙古帝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
对于蒙古与日本的联系,高丽国对此表示了不满。因为国力的弱小,高丽夹在两者之间很难难独善其身。此时,日本是镰仓幕府当家,实际话事人是18岁的北条时宗。当他看到蒙古帝国的国书的开头,尤其是末尾:“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不宜”。这话的意思就是,如果日本答应蒙古的条件,蒙古就将出兵。北条时宗顿时是勃然大怒。
但问题是,忽必烈的威胁适得其反此番恫吓,不仅无效,导致了两国彻底闹翻,当时为了拖延时间,北条时宗授意日本天皇,不得答复元朝的国书。同时,他要求九州各大名返回驻地,紧急整军备战,严密监控元朝方面的军事动向,防止对方突袭日本。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外交使团只能空手而回。
于是,忽必烈找来女真族赵良弼,作为最熟悉的日本的赵良弼,他表示,日本是个与中土王朝有长期邦交的国家,受汉化的影响很深,而中原王朝与藩属国之间,最讲究的就是“亲藩之情”。所以赵良弼提议,对日本必须先礼后兵,而且蒙古可以借道日本从海路夹攻南宋。
忽必烈听后大喜,随即令其率团出访日本,并为其安排了3000蒙古兵护卫。但赵良弼拒绝了,仅带了24人随从前往日本。可他到了日本,赵良弼的热脸贴了幕府的冷屁股。镰仓幕府对赵良弼一行十分冷淡,赵良弼借在日本访问之际,刺探日本的大量情报,而在给忽必烈的奏章中强调,日本武士阶层就是一群狠勇嗜杀、傲慢无礼的野蛮人。
由于赵良弼外交行动失败,那就出兵,忽必烈当即勒令蒙古铁骑克日征服日本。至元十一年,以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为帅的大元水师,浩浩荡荡地开赴日本对马岛。
第一次中日战争正式爆发。
此次出征,除主帅忻都之外,这支水军基本囊括了契丹人、高丽屯田军、降元金人与北方汉人,由此可以看出,忽必烈根本就没有看上日本,但因日本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因此使得使登陆蒙古军队很快陷入了战争的泥潭之中。
北条时宗安排的日本兵,全由九州本土人士组成,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元军左副帅、汉将刘复亨先后在战斗中负伤,由于日本多山,蒙古大军的骑兵冲锋优势完全发挥不出来。主帅忻都也不敢孤军冒进,就在元军伤亡不断扩大之际,海上突发台风。元军船只大部分被风浪所卷,沉没海中。主帅忻都只能仓促取消攻势,最终仅有半数部队逃出生天,回到元朝。
回朝后,忻都等人也不敢直说自己战败了,于是忽必烈令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侍郎何文著作为特使,再次携带国书,取道高丽,奔赴日本。至元十二年四月,蒙古使节五人被日本人处死。由于事发突然,加上各方有意封锁,元使遇害的消息,直到四年后才传回大都。
忽必烈得知消息之后,怒不可遏欲将忻都等人以军法处置。而忻都表示愿带罪立功,带所部再征日本,直到打服他们为止。但此时又恰逢蒙古讨伐南宋的关键时刻,所以忽必烈只能暂时忍了,1279年南宋彻底覆亡,接着在休整了两年之后,至元十八年,第二次元日战争爆发,此役在日本史上也被称作“弘安之役”。
忽必烈这次决定兵分两路。东路军依旧由积极请战的忻都旧部组成,而南路军则由宋朝降将范文虎率领,主力为十万新附军。所谓新附军?实际上就是一支由罪犯、官府工匠以及被迫降元的宋兵组成的部队,这就意味着新附军缺乏战斗力。
而另一边,面对蒙元海军的二次袭击,日本方面也是做足了准备。北条时宗也有意加强日本西海岸的防卫。他在国内颁布了“异国警固番役”,要求九州本土的武士全部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上次元军进攻时,海上突发台风,已让笃信有天神庇护的日本民众相信,这就是“神风”的助力。
因此,这一次元朝方面发动的二次战争,几乎就是双方军备实力的正面较量。可意外再次发生,就在元军准备对九州本岛发动进攻时,海上又刮起了台风,这彻底打乱了元军部署已久的大决战。这场台风比上次更猛,整整持续了四天四夜。可把没怎么看过大海的蒙古人愁坏了,在船上的将士们纷纷晕船呕吐。
仗打到这里,可以说是完全没有必要再继续下去了。可即便是撤军环节,元军也无法像在陆地上那般从容。日军一看,千载难逢,遂从四面八方杀出,十万大军连同未及逃走的元军,要么被歼灭,要么被俘虏。最后除了先期逃走的那群高层将领外,活着从海上回归的元军只有三人。
对此,忽必烈自然难以接受,为了彻底征服日本,“弘安之役”后第二年,忽必烈启动了第三次伐日计划。可此举遭到朝臣的一致反对,忽必烈只能下令无限期罢征日本。但必须指出的是,忽必烈的两次蒸发同给日本镰仓幕府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在元日战争结束后大约50年,镰仓幕府轰然倒塌,成为了历史。
忽必烈失败主要原因是作战目标不明确。究竟是通过武力示威迫使日本称臣纳贡?还是彻底消灭日本政权,将日本纳入行省规划体系,蒙古统治集团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所以他的战争指导方略是走一步看一步,作战并不坚决稳健。
开始是希望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作为主要的银矿出产国,改善蒙古糟糕的财政状况。赵良弼们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的差,出使日本以后也认为,日本太穷了,没有武力征服的必要和价值。即便成功征服日本列岛,用前工业化社会的眼光来看,没有足够的回报和产出,还要倒贴钱进去治理。
其实无论有没有那场台风,蒙古军队都并不具备远征海外的能力,“马背上的民族”不仅是赞誉也是一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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