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历史学者杨天石在他的文章《张学良及其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记录过这样两件非常有趣的事：
上世纪90年代，张学良重获自由后接受采访，谈到蒋介石时，他由衷而发地说了一句：“他这个人就是为他自己的。”记者听后有些惊讶，因为张学良这么谈蒋介石还是很少见的，张学良话说出口后也反应了过来，尴尬地问道：“你没有录音吧？”
还有一次，张学良接受采访，说到尽兴处时，又说了一句：“蒋先生很窄小。”就是气量不大的意思。他还想举例说明一下，这时候赵一荻说话了：“你不要在这里讲这种话！”张学良听后反应了过来，立刻打住了。
这两个形象生动的故事说明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真实想法。
在被幽禁的半个世纪里，出于生存和安全的考虑，张学良曾对蒋氏父子说过一些违心话，那些都是迫不得已。1956年12月27日，蒋介石要求：张（学良）先写一书，叙述个人经历、抗日情绪、对共产党的观感等，公开发表。张学良不得不遵照蒋介石的命令。1957年4月22日，他完成了这本回忆录，取名《杂忆随感漫录》，其中当然提到了西安事变。
张学良在书中称赞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刚正严厉”，临危不乱；批评自己行动鲁莽，思想幼稚，可耻可笑；当然，他在书中也不可避免地评论了我党。
后来，蒋经国看到这本回忆录，就把它改了个名字——《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杂志上连载，结果引起张学良的抗议和蒋介石的批评，已发行的杂志被收回，导致这本书在黑市上的价格飙涨到了100台币。
所谓《忏悔录》传到北京后，周恩来非常理解张学良的不得已，依旧不遗余力地设法保护张学良的人身安全。1975年，一些香港朋友得知蒋介石病重，就准备发动舆论攻势，要求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周恩来力劝他们不可这样，他说：“你们这么一呼吁，可能会刺激蒋介石用西太后对待光绪的方法，在死前对张学良下毒手。”
1975年12月，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不忘张学良，在20日召见罗长青，要他“千万不要忘记台湾的朋友”。
《忏悔录》传到美国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对这本书完全不信，说她和张学良早就预料到了会有这种事，称“汉卿对西安事变始终认为是正确的，绝不会承认有罪”。
西安事变后，于凤至曾和张学良一起生活过3年，据其晚年回忆录记载，当时于凤至说：“如果我在西安，绝不会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张学良听后说道：“我真后悔了，不应送蒋回南京。”
张学良写了《忏悔录》，作了蒋介石喜欢的表态，但他并未因此重获自由，此后张学良就长期不肯发声了。1975年，蒋介石死后，张学良写了一副挽联：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流露出来的意思还是很感谢蒋介石的“关怀”，但我们很难说这是他的心里话，还是为了应对蒋经国的某种修辞。
1988年，蒋经国去世。2年后，90岁（虚岁）的张学良才基本上恢复了自由，此后他赴美生活，慢慢回归本真，开始流露他对蒋介石的真实想法。张学良曾批评蒋介石是头“骡子”，“很难把他说服”；说“共产党得民心，而国民党不得民心”，所以蒋介石剿共怎么剿也剿不完……
张学良还有不少惊人之语，比如：“一般人都不知道我的心理，我简单的说，我可以说我就是共产党。”“我同情他们，不但同情他们，我拥护他们。”（张学良当年曾申请过加入共产党，有没有被批准还无法确定，但申请过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张学良的这些话，显然和他当年被软禁时，自称“罪人”的语气完全不同了，而是他最真实的想法和态度。
但是，有些话张学良也不可能全无顾忌地说，毕竟他还是要看国民党的脸色，赵一荻也不想再卷入舆论风波，时常在旁劝阻。在这种“想说而不能全说”的情况下，就发生了文章开头的那两个有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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