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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相访谈-毕业季谈话录的第二期。这组谈话想集中讨论毕业季年轻人的处境和出路。

齐格蒙特·鲍曼在十多年前的一次谈话中说：我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正在逃离行不通的方案，可我们又不知道自己将去往何处。现在看，这段话也概括了当下年轻人的毕业季心态。

期待落空，备受挫折，既要硬着头皮冲锋陷阵，又不确定知道自己的未来。

新闻里充满了在精神科看胃痛的年轻人，有数据显示，年轻人已成为肠胃炎的高发群体。和这些相伴的是他们对未来的低预期和自嘲，比如成为“淡人”，追随水豚，向这种来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的冷门动物学习冷静和超然。“归顺豚门”成了集体宣言。

我们不能只逃离，而必须得建设，否则一整个社会群体的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安心建设生活。

我们本次访谈的是历史学家王笛。他既是教育工作者，也是历史研究者。教育工作者提供的视角是我们现实中究竟出了哪些问题；历史学可能让我们更深地去思考价值问题。我们感到失去了价值，是为什么？

王笛是专注研究微观史的历史学家，他关心日常生活，关心历史里的小人物。今年2月，他在《读书》上发表文章，《我们需要一个历史观的启蒙吗？》，认为我们必须批判帝王史观。王笛相信，文化和文明的建设者是广大普通人，历史学者应提倡日常史观，他认为，这种历史观的转化与我们认识自己深切相关——现在的年轻人之所以这么焦虑，一部分原因就在于被宏大叙事主宰了思维。

普通人平稳地过完一生这件事的价值被过于低估了。

王笛觉得，阅读历史令人冷静，不会把人生寄情于回到过往某时代，希冀那种好处，因为无论生活在何时，人都会面临问题。我们既然生活在当下的时代，就要更多思考怎样应对困难。

就像鲍曼在那次谈话中说的：我们怎样在当代生活条件的压力之下，有意识地创造历史？

以下是王笛的访谈内容。视频已经同步发布在新世相视频号。

新世相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笛。我是一个历史学研究者。我对研究普通人、研究日常生活特别感兴趣。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一个转折，这个转折就是在人工智能时代，用十几年时间准备考试是不值得的。

昨天我才读了《南方周末》的一篇报道，中学生便秘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学生们没有课间时间，没有时间上厕所，这造成了普遍的便秘，有的学生甚至两个星期都不排泄。

这样死记硬背、这样考试，把年轻人的身体糟蹋了。他们本来应该做体育锻炼，应该更多地读闲书，应该养身体、长身体，应该社交，但现在，全部是考试啊——人成了考试的机器。

AI时代，我们还需要这样死记硬背吗？还要做那么多题吗？

我们为什么要把青年人的无限精力，甚至家庭精力和资源都放在考试上？如果这个不改变，以后年轻人的心理疾病会越来越多，身体也会越来越弱。你去看，学校里没有那种朝气蓬勃（的学生），（学生们）坐在教室里做题都不准抬头的，抬头就要扣分。每天，从早自习到晚自习，年轻人不到12点都不敢睡觉。

考试考得好不好当然能反映他的学习状况，但一定不是全部。我认为他们学习成绩好不好，远远没有他们身体好不好、他们的精神状态好不好、他们的知识面广不广、他们有没有兴趣爱好、能不能够正常地社交重要。

我现在教育学生，完全没有必要把书本知识看作是一个人生命的重中之重。每个人的各个阶段不一样，有的人启蒙阶段晚一点，有的早一点；有的人头脑很灵，动手能力很灵，但他考试就是考不好；有的人善于独立思考，但不愿意把全部精力花到书本上，死记硬背地做题。

虽然我也主张读书，但年轻人还是要去外边的世界看看，外边的世界非常大，他们可以有各种选择。这么大的群体，为什么要用一种制度来决定他们的未来？我们为什么不能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

其实，不管是肠道的问题，还是胃的问题，最后都是心理的问题。你想，一个年轻人长期在这种高压之下，用他们的健康作了这么大的牺牲，他们对未来的预期一定会受影响。

当然，我们可以教育年轻人适应各种（状况），克服各种困难，寻找各种出路，要奋斗；也可以用老一辈的故事来说过去是多么艰苦，现在你们的生活非常非常不错了，但问题在于，年轻人难道还做得不够吗？

我们就是一年又一年地这样，所以才走到了今天。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缺乏激情？

一个是高考，让很大一部分考试考不好的人，失掉了希望；一个是有幸进入大学之后，在求职中遇到失败。

我们整个社会的风气就是竞争，从小学就开始竞争。我最反对现在中国学校里的分班 ，成绩好的一个班，成绩中等的一个班，然后差的一个班。所以我在美国和澳门教书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在班级上公布学生的成绩。

孔子说过，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其实就是在说同学之间的互相教育、互相帮助，这甚至比老师还要重要。不要提倡把同学之间的关系看成是竞争关系，我们现在错误理解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显然，在今天看来，这个理论是非常有害的。

如果我们还认为这种竞争环境对年轻人是一种磨炼，觉得年轻人如果没吃过这样的苦，以后就没办法发展，那年轻人真的是没有前途。

其实，人类学研究人类进化是怎么来的，一定不是竞争，一定是合作，而且按照人类进化史的看法是，竞争是会让人类退化的。

我在美国教书的时候，我们是两大州立大学之一，每年都有管教学的人找我签字，签什么东西呢？是从社区大学转到州立大学的课程认证。因为美国有这样的制度，在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修的学分，无论是历史课、数学课还是物理课，当他的平均成绩高到了一定程度，是可以转入州立大学的。而且，社区大学提供无数多的选择，你可以选美术，可以选电脑，可以选书籍设计、管道工等等。

在美国修车时，我跟修理工他们聊天，他们的年薪并不低于我们做教授的，社会地位也一点都不低。他们中，绝大多数只是在社区大学读了两年专科，然后就立刻进入社会服务行业，成为蓝领，生活得非常自信。但是，我们从高中开始分流，没进入高中的就进入中专，反而造成了更大的恐慌。

我想，我们相当多的年轻人并不是不愿意去做技术工人，但我们是不是给了他们一个（给予支持的）社会氛围？就是说我作为一个家长，我的儿子、我的女儿进入到中专去学习时，我不为此觉得丢脸，觉得他（她）失去了前途。

现在我们已经感觉到了年轻人也有“弱者的反抗”，就是James C. Scott（詹姆斯·斯科特，1936-2024，美国政治学家，人类学家）所说的，他们不结婚、不生子——我们指责他们是容易的，但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地站在他们的角度，帮他们解决问题呢？

那时候进入历史研究时，我们都受到了宏大叙事的影响，只看到英雄、领袖在舞台上，都是事件，都是大动荡，要不就研究经济，要不就是研究城市系统。

从宏大叙事转变到微观叙事，我经历了一个长期转化的过程，特别是在做博士论文的时候。

那时候我的目标很明确，一定要研究普通人，一定要研究大众文化。我的博士论文研究的就是成都的街头文化，但这还不够微观。所以我在街头文化的写作过程中，其实已经选定了下一个题目，就是要研究茶馆，也就是从街头再局限到街边的具体的微观事件。在那本书完成的同时，我又在写袍哥，这就更具体了，只把焦点放在他的故事和他家庭的故事。

普通人过去在历史中间是完全被忽略的，抬轿子的、小商小贩、算命的。也就是说，我不写这些人的名字，这些人的故事可能就在历史里永远消失了。但他们的故事其实能告诉我们很多历史。

我的《中国记事（1912-1928）》也写了这样的故事，写一个姓王的先生在1919年5月3号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信，当时巴黎和会上中国遭遇失败，没有收回山东半岛，他写信阐发自己对这件事的关注，这封信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引发了大家对中国问题的讨论。

历史是帝王将相创造的，我觉得这是对历史最大的歪曲。所以说几年以前我就提出了日常是最宏大的叙事。这种史学观的转化，其实关系到怎样认识我们的未来，甚至关系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碌碌就是无为，其实是不对的。我就觉得我们每天能维持日常生活平稳地发展（就很好了），不要渴望剧烈的变化。为什么我们年轻人现在这么焦虑啊？为什么现在内卷？其实就是（因为）宏大叙事主宰了我们的思维。所以我最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就叫《我们需要一个历史观的启蒙吗？》。

我反复地、不断地强调，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如果我们不记录，很多事情在历史上就会被遗忘。我们有这个责任，而且有这个手段，特别是现在数字化的时代，不管是你是拍短视频也好，发朋友圈也好，还是你做日常的记录也好，还是留下语音也好，等等等等，一定要长期不懈地把它坚持下去，而且这种（记录）一定会留下来的。

甚至我还呼吁像抖音、微信，甚至地方的档案馆都要从现在开始储存这种数字化的资料。若不储存的话，它自然而然就会消失，这种数字信息的消失其实就是历史的消失，一定是历史的消失。

所以我说人人都是历史学家，我们自己把这个责任担当起来，一个人的记录也可能代表千千万万的共同经历。我们整个一代人的经历，一代人的思考、一代人的追求，一代人的痛苦，或者一代人的欢乐，如果完完全全地被消失在空中，消失在数据之中，那才是真的悲伤的事情。

我想每一个年轻人都有这种责任，做出自己的努力，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是真的问心无愧了。我们普通人虽然只能留下一瞬， 99% 都留不下，但留下这一瞬时，要无愧地留下。

社会这么复杂，每个人面临的问题也不一样，怎样处理这些问题肯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当下的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年轻人也不该去寻找“标准答案”，哪个答案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这个社会上有的人特别强调物质，要舒适的家，要有汽车，甚至要有别墅等等。但有的人不需要很多物质条件，也可以过得很快乐。我们不应该评判想要极简生活就是好的，想要奢华生活就是不好的，或者反之。那只是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但是你一定要思考你的内心，你愿意为豪华的生活付出多大的代价？如果你不愿意，你觉得极简的生活压力小，那不也挺好的吗？所以一定要清楚自己的选择。

其实人类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很短暂的，我们 99% 的人可能什么都留不下。所以我为什么一定要反对帝王史观，一定要提倡日常史观？就是通过历史认识到，我们普通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不需要做大事业，所谓的碌碌有为，就是每天把日常这样过下去，过完我们的一生，这也就是我最近这些年不断强调的，要认识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一定要知道，希望肯定是有的，一定不要绝望。一定要做一个独立思考者，而不是说我父母想我这样，我老师想我这样。还是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而且，一定不是一个选择定终身的，年轻人一定是经历很多选择然后成长起来的，甚至有的人到了中年也不一定有一个最后的选择。

你看我35 岁才出国。博士毕业 42 岁，找到了美国的第一份工作，10 年以后，52 岁时拿到了正教授。而第一本英文书48岁时才出版。

上次给许知远录《十三邀》的时候，许知远说：“哎呀，我早点遇到你就好了。”那个时候他在剑桥大学，也有读博士的机会，但他觉得太晚了，那个时候他还不到 35 岁。不要说太晚了就太迟了， 你一旦行动的话，那也并不见得太晚，对吧？

环境在改变，你自己也在改变，现在没信心做的事，可能 5 年以后，你就会觉得能够做好了，那时候新的选择也就来了。如果你完全放飞自我，不想努力，愿意轻轻松松过完一生，其实也挺好。但如果你还想改变自己，你就要不断地努力，包括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包括读书，这样当机会来的时候，你才能抓得住。

人来到这个社会上一定不是随心所欲的，一定是受社会制约的。你想要的选择一定有相应的门槛，你得自己创造踏入其中的机会。很多人在这个过程里付出努力、牺牲，并经过很多年的自我更新，然后变成熟了。

而且，你要知道，想成功肯定是要冒风险的，包括我自己。

我1991年出国的时候，已经是四川大学的副教授了，算是当时中国历史学界最年轻的副教授。但是一旦要出国，这些东西肯定是要放弃的，放弃就带来风险，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在美国是否能拿到博士学位——即使拿到了博士学位，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工作、拿到终身教职。这些都是风险。但你愿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有没有信心迎接这些挑战？如果当时不出国，我肯定要轻松得多，但王笛肯定就不是今天的王笛。

当然，也存在抓住了机会，却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的情况，那你就要和自己和解，这个特别重要。谁都不能保证你 100% 成功。你要告诉自己：我没有成功，但我可以原谅自己，因为我做了最大的努力。

还是那个观点，你做了努力了，你没什么可遗憾的了。

晚祷时刻

“希望肯定是有的

一定不要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