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长白山深处，抗联战士的草鞋被积雪浸透，单衣冻成冰壳。周保中在日记中写道：“战斗员足鞋破烂、衣裤单薄，不但不足以御冬寒，甚至不能步履。”

不远处，抗联第八军仅剩17人，子弹10发，手榴弹5颗，埋藏的枪支因无弹药沦为废铁。

军长谢文东苦笑：“吃树皮、野菜是常事，枪也不敢拿出来。”

而山下的百姓，正被日军刺刀逼着迁入“集团部落”，墙高八尺，四角碉堡林立，出入搜身——带一粒粮，便是“通匪”，全村连坐。

日军毒计：归屯并户，斩断鱼水之链

1936年，日本关东军启动“归屯并户”，将散居村民驱入集中营式的“集团部落”。虎林县康德屯的百姓被迫毁家迁居，吕海臣家族28间房院化为废墟，贫农曲吉成盖草包御寒，孩子赤身躲地窨子。围墙底座五尺宽、八尺高，四角炮楼架枪，伪军日夜把守。带粮出屯？搜身！吃大米豆油？犯法！农民曲吉福买30斤豆油，伪警长直接勒索：“分我半桶，否则送宪兵队！”

更毒的是“连坐法”。一村支援抗联，全村遭机枪扫射。归屯前，康德屯百姓送粮近千次；归屯后骤降至不足百次。抗联七军战士在虎饶地区三天打两仗，夏天嚼蘑菇野菜，冬天啃橡子草根。杨靖宇牺牲后，胃中仅存棉絮树皮——这正是日军“粮食出荷制”的恶果：每亩产粮经精密计算，农民留口粮后余粮全被强征，抗联一粒难求。

抗联困局：密营无根，孤军绝境求生

抗联并非未尝试扎根。他们曾学关内经验建密营、种庄稼，但日军扫荡频繁，未成熟的粮田屡遭焚毁。更深层的是两大战略缺陷：其一，未发动土地革命。毛泽东说“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但抗联顾虑东北地主势力，未推行分田地或减租减息。农民未被发动，日伪“归屯”令下无人抵抗。失去土地革命纽带，百姓视抗联为“外军”，而非子弟兵。其二，建军原则涣散。抗联由共产党武装、东北军余部、土匪等拼凑而成。谢文东的第八军鼎盛时2000余人，却抵触党的政工干部，甚至欺压友军。三路军各自为战，叛变层出不穷：叛徒程斌毁掉杨靖宇的密营；九师师长王子孚为投敌，将26岁的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绑树割舌杀害。

绝境之源：孤悬敌后，中央联络断绝

1935年上海中央局被破坏，东北党组织与中央失联，改由共产国际遥控。王明、康生从莫斯科发令“不要公开反对并大屯”，抗联错失反抗时机。而共产国际的“三无主义”（无实际、无针对、无操作）指挥，更使抗联陷入混乱：赵尚志因直言被开除党籍，叛将戴鸿宾却获发展党员资格；金日成等朝鲜战士另组“共产主义小组”，指挥体系割裂。与此对比，冀热辽八路军面对同等严寒和“人圈”政策，发动群众拆毁围墙，派干部打入策反，终建成巩固根据地——抗联缺的正是这种自主决策力。

民心枷锁：百姓不是不愿，而是不能

“群众非不支援，实不能也！”康德屯老农曲吉成归屯前送粮80余次，归屯后仅二三次。一次送粮，他躲过伪军盘查，却见日军巡逻队逼近，只得将粮食抛入冰河。归屯政策下，百姓连一顿饭都难送出。抗联五军为买300双棉鞋，委托“两面甲长”进城，却被伪军小队长出卖。日军毒气弹轰击下，42名战士牺牲，棉鞋尽毁。更致命的是日伪宣传。抗联被污为“土匪”，媒体无一正面报道。虎林百姓初见抗联便躲：“谁知是不是真打鬼子？”民心渐失，兵源枯竭。至1942年，拥兵3万的抗联仅余700人撤入苏联。

历史回响：败局中的血性丰碑

虽败犹荣！杨靖宇直属部队108名中层以上干部中，63人战死，仅11人活到胜利。叛变者15人，多为被俘后屈服。14年间，抗联牵制日军76万，毙伤日伪22万，为全国抗战赢得战略缓冲。1945年8月，周保中率抗联余部配合苏军反攻，助八路军接收东北。

参考资料：《东北抗日联军史料汇编》（中共党史出版社）《苦难辉煌：东北抗联纪实》（金一南著）《满洲事变与集团部落研究》（日本岩波书店）《周保中日记》（中华书局）《杨靖宇传》（吉林文史出版社）《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编）《伪满洲国社会实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