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延安南关的邮电局里来了一位新面孔。

年轻，戴着眼镜，文气得很，讲得一口流利的俄语，还能背出《共产党宣言》的段落。

那时候，能说俄语的可不多，再加上他自称是访问团教授的助手，边区保卫处对他也没怎么多查。

可谁能想到，这个人后来居然成了戴笠嘴里“最成功的一个”。

这个人，就是沈之岳。

说起来，当年国民党对延安的渗透几乎是全线失败。

派了几十个特务过去，不是吓得跑回来，就是被抓了。

戴笠急得不行，换了好几种办法，从冒充商人到伪装学生，结果都一样。

延安那地方，说白了，不靠一身硬本事根本混不下去。

沈之岳不一样。

他早年在复旦念书，参加过工人运动，被国民党抓进去关了几个月。

戴笠就是在那时候盯上他的。

“你这么聪明，不如来干点有意义的事。”戴笠劝他。

沈之岳没当场答应，但出狱后没多久，人就去了浙江警校。

谁都没想到，他从那以后就踏上了另一条路。

1938年4月，他以“沈辉”的名字混进访问团进了延安。

那时候正是抗战最紧张的时候，延安也在搞整风，气氛很紧张。

但沈之岳表现得特别积极，主动申请留下，说想参加革命。

边区保卫处的同志查了他的身份，没找到什么破绽。

他说话有条理，理论也讲得头头是道。

康生亲自点名表扬过他，说“这小伙子是从国统区过来的进步青年，大家要多学习”。

后来他被安排进了抗日军政大学，还当过班长。

再后来，竟然进入了中央机要部门，负责电报收发。

那段时间，他就在康生眼皮子底下工作。

说白了，谁也没想到，这人是个军统特务。

沈之岳的伪装到底有多深？公安部前部长王芳在回忆录里写过一句话：

“他能把马列主义讲得比我们老师还清楚。”

可问题是，你讲得清楚，不代表你真信。

沈之岳在延安的时间不算短，从1938年到1939年，整整一年多。

他后来主动请缨去华东工作，说是希望在一线发挥作用。

那时候没人怀疑他，组织还特意给他写了介绍信。

到了浙江，他就跟着新四军走，还担任过政治教官、指导室主任，连叶挺都信任他。

有一次，他还以“特种技术顾问”的身份参与了情报整理工作。

可真正的转折点，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

那次，国民党部队精准掌握了新四军的行动路线，伏击得很成功。

后来有人怀疑，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

当时没人能想到，提供情报的，就是沈之岳。

不过他自己也知道，纸包不住火。

他推荐的一个特务被抓了，身份暴露得太快。

他再也没敢回延安，直接回到了军统。

戴笠对他很满意，调他回南京当第一处科长，后来还让他负责东南特侦站、苏浙情报站，权力越来越大。

新中国成立后，沈之岳随胡宗南退到台湾。

在那里，他又干了一件让蒋经国特别感动的事。

1950年代初，蒋介石因为回不了大陆，特别惦记母亲的墓。

他私下交代沈之岳：“能不能想办法回去一趟，看看那边的情况？”

没多久，沈之岳就派人潜回奉化，拍下了蒋母墓、丰镐房、报本堂、雪窦寺的照片，还附了说明和地图。

蒋介石看完，沉默了很久，后来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办事，我放心。”

1964年，蒋经国让他重建调查局。

沈之岳上任第一天就说：“以后不准再用那些流氓出身的，情报工作要靠脑子。”他要求局里的人必须大学以上学历，最好懂两种外语。

这和以前的军统完全不一样，说白了，沈之岳把调查局从“草莽”拉进了“专业”。

不过他也不是没出过事。1960年代，他曾化名“孙子超”潜入澳门，试图刺杀一位上海来的干部。

没想到我们这边早就掌握了情报，澳门当局接到通知，直接把他驱逐出境。

更让人意外的是，1990年他得了肾病，竟然悄悄来北京治过病，还在杭州停留了一段时间。1995年，他病逝于台北，走得很安静。

关于他最后到底是哪一边的人，一直有争议。

有人说他是双料间谍，说他死后大陆还给他开了秘密追悼会。

不过这些说法没有确凿证据，很多细节也对不上口径。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曾经在延安潜伏了一年多，进入过机要部门。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能做到这一点。

参考资料：

王芳，《王芳回忆录》，人民出版社，2005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党军统档案选编》，中华书局，2006年。

陈恭澍主编，《戴笠与军统》，中国档案出版社，1998年。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