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进入尾声,这座古都陷入至暗时刻。12日夜,城防全面崩溃,守军或溃散、或涌向无渡之望的下关,唯有广东子弟兵组成的第66军(叶肇部)与第83军(邓龙光部),成建制执行卫戍司令部“向太平门突围,经皖南集结”的命令。在这场被称作“世界战史罕见的大溃败”中,第66军参谋处上校处长郭永镳——一位本非统兵将领的幕僚军官,以非凡胆识、强烈责任感与卓越组织能力,于敌后绝境中凝聚溃兵、保存抗战火种,成为粤军成功突围的关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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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镳,广东德庆人,黄埔军校第四期布科,南京陆军大学第八期

一、突围之始:乱局中的军令与战场拼杀

1937年12月12日上午,66军、83军接撤退命令:自太平门突围,向宁国集结。彼时南京尚未破城,但卫戍司令唐生智无心恋战,仓促弃城,66军参谋处长郭永镳接到电话指令“停止挖战壕,毁掉重武器,赶快突围”时,通话猝然中断。军令急迫,郭永镳不敢延误,立即传令66军各部至城东小营中央军校集结,等候城外83军汇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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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

不久,在光华门血战的83军抵达小营,两军会商后决定由66军军长叶肇统一指挥,自光华门出城,经紫金山北麓、句容、溧阳、郎溪向宁国收拢。然粤军战线分散:66军159师守光华门、武定门,160师守玄武门、永定门;83军156师布防通济门至光华门城垣,154师守水西门至中华门,各部均深陷前线,撤退难度极大。更混乱的是,156师、154师师长竟找不到所属部队,部分官兵误听命令涌向光华门,加剧了撤离拥堵。

光华门已被沙包封堵,突围部队需移开沙包方能通行,却恰逢教导总队撤往城内,一进一出间城门内秩序大乱。此时前方有守军预设的地雷,日军又以战车发起进攻,部队瞬间溃散。直至撤至太平门外岔路口,军心才稍稳。

12日晚11时许,粤军先头部队与日军警戒部队遭遇。为突破阵地,159师代师长罗策群数次组织冲锋未果,遂亲自带队,高呼“跟我来,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粤语:豁出去了,别当懦夫),率部冲锋,终将当面日军击溃。激战中,罗策群头部、胸部中弹,壮烈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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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南京城墙附近日本士兵渡河

二、方冲遇伏:非统兵者的战场决断

突破日军警戒后,郭永镳与叶肇分兵突围:郭永镳率部向火龙山方向,叶肇向狮子山方向。郭永镳为广东德庆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此际虽为幕僚,却主动承担起前锋指挥职责,率159师先冲过仙鹤门,抵达龙潭公路,计划向南撤往周冲。然部下找来的向导误将“周冲”听作“方冲”,一字之差,导致部队东向误入日军埋伏圈。

彼时进攻南京的日军主力布于城侧,意在包抄后撤守军,未料粤军会从正面突围,方冲北面山口的日军阻击,令已失师长、缺旅长的159师官兵陷入恐慌,开始四散奔逃。危急时刻,郭永镳挺身而出,高声下令“集中所有火力对准山上”,在其呐喊感召下,66军士兵重整攻势,齐向山坡反攻。日军抵挡不住,被迫后撤,部队得以冲上方冲,退至大赤堰、后巷一带。

此次突围的猛烈攻势竟震动日军核心: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设于汤山镇李家庄大楼,距159师仅数百米。见中国士兵从山上冲下,把正在这里的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昭和天皇的姑父朝香宫鸠彦在内的日军司令部成员,吓了个半死。急调第九师团援兵,甚至动用高射炮阻击,才勉强稳住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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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此一役,郭永镳所部虽损伤过半,但于13日抵达句容县九华山脚墓东村,暂时脱离了日军主力追击。此时郭永镳身边士兵衣衫褴褛、掉队者日增,部分官兵已换穿便衣,而军长叶肇与参谋长黄植南却踪迹全无——后经查知,叶、黄二人冲散后换便衣躲入难民中,被日军抓作挑夫,后乘乱逃进山中再辗转至上海,再乘船返回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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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军军长叶肇

粤军冲出太平门后,叶肇左足轻微跌伤,一路奔至汤山附近的孔山,躲进一间茅屋。清点身边,已不足二十人,其中半数还带着伤。叶肇事后这样解释:“看见山顶已有日军,我便令弟兄们伏于坑底,自己冒险爬出,欲探对面山上是否有可藏身之处。不料刚一离开孔山,就被敌人的便衣队发觉,只得拼命奔逃。”对此,有学者称,叶军长此举恐怕更多是顾虑伤员行动不便、恐成拖累;所谓“探路”,实则意在单独脱身。不知各位读者是否亦有同感?

三、墓东收容:绝境中的溃兵整合

抵达墓东村时,郭永镳作为66军参谋处上校处长,并非带兵主官,但眼前的景象令他无法置身事外:周边流浪的溃兵多为广东子弟,亦有蒋介石王牌军教导总队及宪兵,他们散乱混杂、人地生疏、彷徨无主,而部分带兵将官只顾个人保命,抛弃部队,躲入难民中,直接“失踪”。此时虽无明确上级指令,郭永镳遂自告奋勇,毅然肩负起收容重任。决定在九华山脚入口的墓东村设站收容,此举面临三重困境:

1.环境险恶:句容属南京近郊沦陷区,汉奸、敌谍活动频繁,土匪出没,散兵游勇结伙抢劫;

2.人员混杂:溃兵来自多支部队,即便同一单位官兵亦有互不相识者,统率难度极大;

3.给养匮乏:句容虽富饶,短期粮草可筹,但每日开支庞大,而军官多不愿拿出私款,资金难以为继。

面对困境,郭永镳却有清醒预判:“突围出城的军官,总会有携带现款的军需;否则,到时再设法解决,不能对散兵们坐视不理。”数日后,66军军部少尉军需翁永年携万元现款报到,另有一名军需亦带少量现款前来,给养问题迎刃而解,甚至能为官兵购置化装用的便衣。溃兵们谈及此事,无不佩服郭永镳“料事如神”。

12月14日晨,郭永镳在九华山顶见山野间有零星队伍东行,初疑为日军追兵,派人探查后方知是突围失散的官兵,遂令部下在各路口守候,当日即收容士兵500余人。是日,郭永镳在墓东正式设站收容,并率队进入九华山山村分散居住,仅留159师营附林诗学率领建制较完整的一个连驻守墓东,派便衣扼守山坳;数日后,该连亦调入山村,仅留便衣步哨监视山坳。

15日,郭永镳率部前往高家边途中,又收容官兵200余人。因乡保长起初对溃兵态度敷衍,他曾计划立即南返,但因未与叶肇部取得联络、沿马路日军威胁未除、徒手兵与伤病员过多、敌情地形不明,最终决定继续向高家边前进,并命该村保长高定庵转告各乡保长,于16日夜到范巷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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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晨,部队转移至石山头,郭永镳清点人数后重新编为8个连,士兵“2人同一枪”,暂藏山间。此时传来消息:“159师营副林诗学带一个连冲出来了”,郭永镳当即布置该连防守山坳,防范日伪偷袭。同日,159师上尉课员马作霖携款万余元报到,部队经费进一步充实,军心大振。当夜,郭永镳与马作霖、连长崔翼南、营附林诗学携款赴范巷参会,因经费支撑,乡保长态度明显转变。会议决定:

1、半数官兵化整为零,换便服分匿民家,另一半暂留附近山间,挖洞穴居;

2、分匿民家官兵的伙食费为每人每天2角,由各户代办;

3、伤病员住半部公司,由乡保长聘医治疗;

4、各乡保长每人发侦探费30元,负责侦察敌情、查探散失官兵;

5、各乡保壮丁立即编队,在各村及重要道路实施警戒。

17日,为便于指挥联络,郭永镳在范巷组织“第四路军南京突围部队官兵收容处”,自任处长。当日又收容官兵百余人,160师少尉服务员翁永年(与此前军需翁永年非同一人)亦携款万余元报到。此后,159师团长何全标、旅长林伟俦等先后抵达收容处,因伤病缠身,被安排在当地绅士家中医治。

值得一提的是,宝华山隆昌寺僧人叶华目睹日军暴行——日军虽未焚寺,却每日到寺检查,枪杀三五个和尚——愤然下山,于22日投奔收容处,担任义务医官。叶华擅长治疗跌打创伤,热情为伤病员服务,先后治愈官兵百余人;后随部队抵广东,经郭永镳介绍入南华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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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保卫战地图:只有66军、83军正面突围

四、联络民众:点燃句容敌后抗日烽火

郭永镳深知,仅凭收容的溃兵难以在沦陷区持久立足,遂积极联络当地乡保长,发动民众武装抗敌。12月18日晚,收容处在仇家边召开第二次乡保长会议,10余名乡长出席,决定组织游击队开展游击战,同时编组壮丁队保卫乡村:指定戴村骆文博任游击指挥,责成宝华乡乡长张星缘、戴村保长张映钊、仇家边保长巫玉栋各编壮丁一中队,统归骆文博指挥;约定“遇日军搜山则举火为号,遇敌人进村则该村壮丁武力抗拒,其他各保闻枪声即派3名武装壮丁支援”。

22日,收容处再次召集乡保长会议,传授游击战术。会上,巫玉栋报告日军暴行:“某村被敌围烧,老少30余人遇难;某村被敌围困,日军令男女数十人全部裸体,尽情淫辱”,此举激发了与会者的杀敌决心。会议进一步决定,由张星缘负责派壮丁到九华山一带搜寻遗落枪械,并定悬赏标准:寻获迫击炮一门赏洋20元,轻机枪一挺赏洋15元,步枪、驳壳枪各一支赏洋10元。此后,郭永镳派官兵到各村训练壮丁,指导其攻击小股日军,敌后抗日游击战迅速展开:12月30日,日军步兵140余人向上丁庄、下丁庄前进,柳桥壮丁队以轻机枪2挺、步枪百余支迎击,自晨至暮,毙敌8名,日军不支而退;东荆塘乡前任保长解世茂,年过60,指挥100余名壮丁连日与小股日军激战,先后毙敌数十。后因日军增多、弹药不继,他令壮丁转移,自己孤身留村与日军烧杀队周旋,凭零星射击保全解家村。当广东部队南返时,解世茂不顾路滑,左手持鞋、右手扶杖送行,叹道“若壮丁队子弹充裕,敌人必不能冲进来,东荆塘亦不至于被烧”,郭永镳当即赠其子弹200发,并承诺日后请求政府接济。

在此期间,郭永镳调查发现,句容一带农村具备开展游击战的充足条件:宝华乡有轻机枪数挺、步枪千余支,戴村有步枪300余支,茅山乡有武装壮丁数百人,郎溪房李村所在乡有迫击炮2门、马克沁重机枪3挺、步枪千余支。在收容处的组织与指导下,沦陷区的抗日烽火渐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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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南返归队:纪律与机遇的双重护航

收容处官兵在山间匿居近半月,时届寒冬,被服匮乏、弹药告罄,郭永镳遂决定南返归队。12月29日,他派156师少校团附谭廷光率兵数名赴茅山探路。至30日,收容处自14日设站以来,共收容官兵约1500人,拥有枪支三四百支(轻重机枪极少),编为三个营建制。

为避日军耳目,部队选择“夜间行军、白天宿营”。12月30日晚,全体官兵分三批南进,经高家边、大王庄、东荆塘、宝埝等地,于1938年元旦抵达茅山。茅山一带壮丁虽有组织、实力雄厚,却各自为政、互不联络,郭永镳遂召集茅山乡乡长张仁寿、大王村乡长唐贤祥、茅山头目吴中怀、陈保贵等10余人开会,指出其“各自为政”的弊端,劝令严密组织、切实互助,责成张仁寿统筹领导民众御敌。会上,吴中怀述及“多次抗拒日军烧杀队、在天王寺夜袭敌人俘获辎重”的战绩,请求委任;陈保贵更是慷慨激昂,拍胸大呼“我陈某今年48岁了,未能为国尽力。今日不与倭奴拼个死活,留我这条老命何用?”郭永镳当面慰勉,承诺转告政府予以委任。

1月3日夜,收容处官兵自东太阳村出发,越过京武路,向老人山白阳村前进,白阳村保长许维新亲自迎送、热情招待。此后行军途中,各乡保长均严密戒备、互通联络,部队进展顺利。4日至5日,部队在马家宿营时,得知附近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活动,因过境仓促、未寻得游击队驻地,未能联络。

8日左右,部队路经广德县属某地,当地乡长告知“广德县城仅一两百日军,公路沿线守备薄弱”,郭永镳当即邀请林伟俦、何全标等会商,计划当晚进攻广德。林伟俦劝阻道:“参座!我们的队伍是刚收容的散兵,武器弹药简陋缺乏,无战斗力,且不了解敌情,恐难取胜。您能率这些人安全脱险归队,功劳已不小。”其他军官亦附议,郭永镳遂打消进攻计划。

行军途中,沦陷区“烧、杀、奸淫、掳掠”的惨状随处可见,百姓对幸存官兵倍加同情。郭永镳深知“得民心者方能归队”,对官兵严加纪律教育,要求“不扰民众、不违民愿”。从沦陷区至脱险的一个多月里,部队未发生一起违纪事件——有士兵拒收老大娘赠送的旧布鞋,称“无钱购买,不敢收受”,其纪律性可见一斑。

约经十个夜晚的行军,部队于1月10日左右抵达安徽省宁国县苏村、姚村,此处为第四军(军长欧震)防地,有一中队游击队警备。稍作休整后,部队步行三日经绩溪赴薛岳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徽州,休息四五日后转往江西弋阳县,等候乘火车赴湖南醴陵。在醴陵,部队休息两日后举行聚餐,欢庆归队并拍照留念,随后由各师派员接收,归还建制,时为2月下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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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商日报,1938-04-05报道郭永镳在南京抗战有功受到余汉谋嘉奖

六、战后际遇:不计名利与职务晋升

归队途中,林伟俦于抵达警备前线后单独离队赴武汉,恰逢国民政府召开高级将领军事会议,蒋介石特地通知其参会,并当面予以表扬。而郭永镳在抵达徽州后,即派部下赴电报局拍电给广州的余汉谋,报告率突围部队安全脱险,发电人却署“林伟俦”之名。部下不解,郭永镳坦然解释:“我只是一个幕僚,不是带兵官;林伟俦是少将旅长,若用我的名字报告,他便是‘失责’。我与他是黄埔四期同学,同在66军工作,他有前途,我亦有前途,何必计较署名?”言罢神态悠闲,毫无计较之意。

对于郭永镳的收容之功,全体脱险官兵感念至深。抵达醴陵后,三个营的营长及军官们凑集款项,购买一面镜屏,记述收容经过,以收容队全体官兵名义赠予郭永镳,既表感激,亦作纪念。

1938年3月3日,郭永镳将南京突围的详细经过书面报告蒋介石,不久后升任66军少将参谋长,正式从幕僚转为高级军事主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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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永镳向蒋介石报告的南京突围报告书(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在南京保卫战的突围历程中,郭永镳以非统兵者的身份,在绝境中扛起责任,既保全了粤军抗战火种,又点燃了苏南当地敌后民众的抗日热情,其胆识、担当与组织能力,在抗战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七、人物余论:抗战生涯与生平终章

郭永镳(1904-1952),广东德庆县人,除黄埔军校第四期步科外,还毕业于南京陆军大学第八期,具备扎实的军事理论素养。1936年,他任广东第五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广东保安第二旅四团上校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66军上校参谋处长,随部北上参加上海保卫战,后退守南京,开启了其人生中最壮烈的突围历程。

升任66军少将参谋长后,郭永镳参与保卫大武汉之役,在南浔线争夺战中,率部乘夜间向日军发动炮火突袭,致日军伤亡数以千计。1943年起,他任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韶关警备副司令、第160师副师长;1944秋,任第65军154师师长,率部转战粤北、赣南,抵御日军攻势。日本投降后,郭永镳进驻惠州,负责接受日军东江守军的投降,见证了抗战胜利的历史时刻。

1947年,郭永镳当选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同年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高参;1948年,任第七兵团第六十三军副军长,9月授陆军中将。1949年12月,其部在广西博白县被人民解放军全歼,郭永镳被俘;1952年,在广州病逝。纵观其一生,为官数十年,“在外向无恒产,在乡亦未置有寸土片瓦”,身后萧条,唯留有《步兵与炮兵协同之研究》一书,留存其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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