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4月12日，北京晴冷，北海的冰刚化。唐生智第一次佩戴新政府颁发的代表证步入中南海，毛泽东握着他的手问：“身体可还好？”简短一句，让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眼眶微热。外界多关注两人当日的合影，却忽略了合影背后的巨大落差——十三年前，他在南京城墙下指挥一场注定失败的恶战；此刻，他成了新政权的座上宾，历史的转折像刀口般锋利。
唐生智此行不过三天，返回长沙时还兴致勃勃地跟秘书说要去海南吃海鱼，半年后病情便急转直下。1971年4月6日凌晨零时四十五分，他在长沙逝世，终年八十一岁。灵堂布置得简单，挽联大多出自湖南地方老友。当天黄昏，记者在弥漫檀香的会客室采访唐家二公子唐仁理，话题很快触到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唐仁理斟酌片刻，脱口一句：“实事求是讲，父亲确实犯了错。”
这句“犯错”并非追悔莫及的情绪化评语，而是对决策环节的回望。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南京城内谣言四起。唐生智在汉口接到蒋介石电话，电话那头语速极快，只有核心五字——“南京不能丢”。第二天，他登上开往南京的专列。车厢里乱糟糟，各省保安队官佐挤在过道，吵着要补给。唐生智朝窗外抛下一支点着的烟，眉头皱得死紧：守还是弃，他心里也没底。
抵达首都两天后，国民政府在蒋宅连开三场幕僚会议。会场气氛僵硬，何应钦、白崇禧多次暗示“象征性抵抗即可”，几位少壮派干脆沉默。第三场会议结束前，蒋介石抛出一句“谁守？”鸦雀无声。唐生智咬牙站起，声音比平时高了半度：“我来！”老蒋见状并未劝阻，只问他有几分把握。唐答“临危不乱，临难不苟”，算不上底气十足，却已经是全场最硬的态度。
11月27日，唐生智正式被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此刻日军准备投入5个师团18万人，唐手中却只有伤残满营的14个师，不足九万。更糟糕的是，武器残破、弹药不足，淞沪撤下来的部队普遍伤亡过半。他在卫戍部紧急召集旅团长会议，开场第一句是口语化的“兄弟们，能撑多久就多久”。没有豪言壮语，甚至谈不上鼓动士气，只剩下“共存亡”四字作结。
为了断绝部队私自渡江，他命人撤走下关至浦口全部民船。这个举动后来成了部分史家批评的焦点：一旦上级突然下令撤退，就会因船只缺乏导致混乱。事实也确实如此。12月11日中午，顾祝同向唐生智传达蒋介石撤军指示，唐当即抽调两个师渡浦口增援徐州。可当晚发现只够运送一个师。先走后走？他命宋希濂部暂守城门，安排第二师先行。城中民众见状蜂拥挤向渡口，与部队搅成一团，日军炮火随后覆盖，死伤惨烈。唐仁理由此认定父亲“部署被打乱，却缺乏补救手段”，这便是所谓错误的核心。
当天夜半，唐生智在司令部草草写下一份自请处分书，字迹潦草，墨渍淌满纸面。他带队从秣陵关突围，一路走一路散，到溧水时仅余残部。南京陷落已成定局。自此，唐生智成为蒋介石“冷处理”的对象，名义留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实则赋闲。1942年底身体抱恙回东安老家，讲学、办校、读书，间或与青年军官谈国际形势。他爱读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常说“书里有药”。
1948年秋，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唐生智，征询长沙警备司令人选。唐顺势推荐陈明仁，一语成真，为两年后的湖南和平解放埋下伏笔。1949年12月，湖南起义成功，唐被邀出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那时他年近耳顺，却仍常穿那件旧军服，浅灰色布面磨得发亮，像是提醒自己：南京城墙炮洞尚在，教训不能丢。
1961年夏，唐生智赴京治病，周恩来、陈毅多次探望。陈毅拍着他肩膀笑说：“你够朋友，没跟红军打过一仗。”唐也笑，用湖南口音回一句：“后来想打也没机会啦。”病好后他去广州、海口、上海轮番休养，逢人便夸“海风好，鱼鲜，疗效快”。听来轻松，外人却难知他午夜梦回时仍会喊出“火力压制”之类战术口令，旧日炮声挥之不去。
1970年4月，病情恶化，医生劝立遗嘱，他只写三行：一、不设私墓；二、家事从简；三、南京殉难官兵名册如能收齐，请随灵位焚化。遗嘱如今保存于湖南省档案馆，字迹清晰，末尾落款“临危不乱，临难不苟”八字未改。
采访结束前，唐仁理补了一句：“谁都知道南京必失，可父亲还是选择死守；可惜到最后，撤退的方案没能周详，造成更多牺牲。”记者没再追问。战史里写得再细，断壁残垣也不会开口说明原因。唯有那段江面上没来得及登船的士兵与百姓，才是真正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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