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 年，上海常德路的老宅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阴森。18 岁的张爱玲正发着高烧，昏睡在阁楼的床上，全然不知即将发生的事。她的父亲张志沂，趁着妻子孙用蕃外出，偷偷拿着一支针管，轻手轻脚地爬上了吱呀作响的木楼梯。
张志沂是清末名臣张佩纶与李鸿章之女李菊耦的独子，生于富贵之家，自幼养尊处优。但时代变迁，家族逐渐走向衰落。他虽留过洋，却未能摆脱旧时代的烙印，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整天守着烟榻，靠着祖上的余荫过活。
而张爱玲的母亲黄逸梵，是个追求自由、向往新思想的女性，与张志沂在观念上有着巨大的鸿沟。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矛盾，最终以离婚收场。父母婚姻的不幸，无疑在张爱玲的童年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
1937 年，张爱玲即将从圣母玛利亚女中毕业。彼时，她对未来有着美好的憧憬，在日记中写下：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 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她满心欢喜地将留学的想法告诉父亲，却遭到了张志沂的断然拒绝。这其中既有经济上的考量，张志沂和孙用蕃烟土及日常开销极大，难以再拿出一笔留学费用；也有孙用蕃在一旁的挑拨，她嘲讽张爱玲的母亲离婚了还干涉家里事，称 “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张爱玲得知留学无望，心中烦闷，便在母亲黄逸梵回国后，瞒着父亲和继母，去伟达饭店与母亲相聚了两个星期。
回家那天下午，她一进家门，就撞上了坐在客厅嗑瓜子的继母孙用蕃。孙用蕃眼皮都没抬，冷冷地质问：“这么久，干嘛去了？怎么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
张爱玲回应和父亲说过了，孙用蕃却不依不饶，突然发作：“为什么不和我说一声，你眼里还有我么？”
说着，一巴掌重重地落在张爱玲脸上。张爱玲本能地抬手想要反击，却被两个老妈子眼疾手快地按住胳膊。孙用蕃顺势坐在地上，拍着大腿哭嚎：“她打我！她打我！”
听到吵闹声，张志沂从鸦片榻上被惊醒，穿着睡袍就冲下楼。他不分青红皂白，揪住张爱玲的头发就往地上撞，还一脚踹在她胸口。张爱玲像个破布娃娃一般，滚到了茶几底下，额头磕在铜炉角上，渗出血珠。
此时，从小照顾张爱玲的保姆何干从后院跑进来，见状急忙扑过去抱住张志沂的腿，苦苦哀求：“老爷！” 弟弟张子静后来在书里回忆，那天要不是何干拼命拉开，姊姊真可能被父亲打死在客厅里。
张志沂看着趴在地上哭泣的女儿，越看越觉得她和母亲一样 “是个祸害”。盛怒之下，他抄起桌上的铜锁，将张爱玲拖进了后院那间堆满旧物的空房。这屋子常年不见光，墙角堆着姑母留下的旧皮箱，窗棂上结满了蛛网，空气中弥漫着樟脑和霉味。
张志沂临走前，指着张爱玲的鼻子恶狠狠地骂道：“敢报警？让你在里面好好反省！” 随后，“咔嗒” 一声锁上门，将钥匙揣进了烟荷包。
从那天起，张爱玲便如同被扔进了发霉的旧物堆。白天，她只能听着前院继母和父亲的笑闹声；夜里，陪伴她的只有老鼠在梁上跑动的动静。
何干虽心疼她，却也只能趁人不注意时，偷偷塞个煮鸡蛋给她，眼眶泛红地说：“忍忍，过几天就好了。”
张爱玲想看书，书被收走了；想写字，找不到纸笔。就连站在窗边看看天，都会被父亲撞见，一顿臭骂：“还想看外面？死了这条心！”
有一次，她拍着门喊 “放我出去”，张志沂直接让老妈子把窗纸糊死，屋里变得更暗了。她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觉得自己仿佛成了一个活死人，正一点点在这栋老房子里消失。
随着天气转凉，张爱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她开始上吐下泻，拉出来的都是水，一天要跑十几趟茅房。张志沂却只当她是装病，让老妈子送了两次痢特灵后，便再没过问。
药根本不管用，张爱玲的高烧越来越严重，意识逐渐模糊，躺在冰冷的木板床上，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甚至想过死，觉得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干净。
张子静后来曾说，姊姊那半年瘦得脱了相，颧骨凸出来，眼窝陷进去，像个小老太太。
何干看着爱玲气息奄奄，心急如焚。她每天偷偷从厨房端来米汤，藏在袖筒里递进窗缝，怕被孙用蕃看见，连碗都用旧报纸包着。夜里趁人睡了，她溜进空房给爱玲擦身，换下来的脏衣服不敢拿到后院洗，就在屋里用脸盆搓，晾在床底下。
孙用蕃
有次孙用蕃起夜撞见她鬼鬼祟祟，她只好编谎说 “来看看窗关紧没”，这才被骂了句 “多事” 得以脱身。
眼瞅着爱玲情况危急，何干决定铤而走险。那天，她算准孙用蕃去牌局，堵在烟房门口。张志沂正躺着抽大烟，烟灯昏昏暗暗。
何干扑通一声跪下，眼泪混着鼻涕哀求道：“老爷，求求您请个大夫吧，再拖下去，小姐真要没了！”
张志沂眯着眼吐烟圈，对她的哀求无动于衷。何干见状，突然站起来，声音发颤却坚定地说：“您要是不管，将来出了事，我这把老骨头担不起，可这宅子里的人都看着呢！”
张志沂被她这话堵得没话说，狠狠把烟枪砸在榻上，过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知道了。”
然而，张志沂并没有请大夫，而是决定自己动手。他拿出了年轻时留学英国带回来的玻璃针管，那支管壁上有道细微裂痕的针管，装着不知从哪个药房讨来的 “消炎针”。
他专挑孙用蕃去牌局的深夜，脚步放轻，鸦片烟的甜香裹着他的影子，来到爱玲昏睡的床边。爱玲发着烧，意识模糊，只觉得胳膊上一凉，针头扎进去时疼得哼了一声，又被睡意拖了回去。
张志沂捏着她细瘦的胳膊，手指用力，直到药液推完才松开。他盯着女儿苍白的脸看了半晌，眼神里没有一丝温度，倒像是在检查一件刚上了锁的旧物 —— 在他看来，这丫头前阵子又闹又要报警，现在这样安安静静躺着，才合他的意。
何干后来偷偷跟爱玲说，老爷年轻时在英国学过西医，不会不知道乱打这种针的风险。
可他不管，连着好几天，只要孙用蕃不在家就来。针管里的药到底是什么，没人说得清，爱玲只觉得打完针人更困，有时候醒着也懒得动，像被抽走了力气。
她后来在《私语》里写：“那支针管像条蛇，缠在我胳膊上，拔不掉。”
何干看着爱玲气色慢慢回转，心里又喜又怕。她给爱玲熬米汤时，总多放半勺糖，小声说：“好起来就好，好起来就能走了。”
可张志沂打完针下楼时，会特意绕到厨房，斜着眼看何干：“她今天没闹吧？” 那语气，像是在问一只刚被驯服的鸟。
1938 年初春，张爱玲的病渐渐好了些，她开始留意两个看守换班的时间。趁他们交接班的空档，她弓着身子，从后院那个狗洞钻了出去。
外面的阳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浸满鸦片味的老房子，觉得像是扔掉了一块发了霉的抹布。她没敢停留，一路朝着母亲黄逸梵住的方向跑去。
黄逸梵
她跑到母亲黄逸梵租住的公寓时，头发上还沾着狗洞的泥土。黄逸梵正对着镜子涂口红，看见她这副样子，眉头皱了皱：“怎么弄成这样？”
张爱玲想扑过去哭，却被母亲往后退半步躲开 —— 她总嫌张爱玲身上有股旧宅的霉味。日子没过几天就变了味。母亲手头不宽裕，却天天泡在麻将桌上。那些在老宅里经历的事，后来都成了张爱玲笔下的字。《私语》里她写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鸦片烟味裹着那支玻璃针管。“他拿着针，我觉得我的手臂像块木头” 。
父亲的暴力、囚禁，继母的苛刻，以及那支神秘的针管，都成了张爱玲一生难以摆脱的阴影。但也是这些经历，为她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深刻的素材，让她以独特的视角，写就了无数令人动容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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