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真确定它们只需要吃米？”——1970年1月23日晚上，北京西城区旧宅的炕桌旁，18岁的熊原犹豫地问。时针指向七点半，正是他赶赴工厂夜班前的最后一句叮嘱。
熊向晖挥挥手，眼睛没离开摊在面前的档案袋：“放心去吧，革命工作重要，家务我能搞定。”话音落地，他把米袋的位置又看了一遍，脑中却早已切换到另一起谈判备忘。谁也没想到，这一句“能搞定”会给家里带来一场啼笑皆非的“鸡祸”。
春节前后，北京副食品紧张，凭票买只鸡都费劲。家里囤的三只芦花鸡就成了年夜饭的底气。可春节还没到，妻子去南京探望岳母，女儿在东北农场，儿子上夜班——院子里这位当过黄埔教官、胡宗南机要秘书、后来又成了中央外事部门骨干的传奇特工，只剩与三只鸡相依为命。
在情报线上，熊向晖一向谨慎到苛刻：暗语、口令、销毁周期，一条也不含糊；可一旦离开机要室，生活常识便掉链子。敌敌畏瓶子被随手搁在墙角，他根本没意识到口渴的鸡会去啄。每天晚饭回来，他照例捏一把米撒进笼子，自认任务完成，然后钻进书房翻译一份英文本。鸡叫、羽毛乱飞，他压根没听见。
一周后，熊原推门而入，鸡笼静悄悄，地上三团黑白羽毛耷拉一片。“爸，鸡呢？”他心里一紧。熊向晖抬头，看见三具“整齐躺平”的鸡尸，愣了好几秒，才憋出一句：“不是都喂了米吗？”随后，两人一起在墙角发现那个半敞的瓶子，标签“1605”刺眼地晃。
这事在家族里笑了几十年，可若把镜头往回拉，你很难把“毒死鸡的糊涂老爹”与“能顶一个师的潜伏英雄”联系在一起。1938年1月，他才21岁，就凭一段关于三民主义的争论赢得胡宗南信任，被破格调到司令部核心圈。同期，董必武给周恩来发密电：“该生已入局，可用。”从此潜伏十二年。
1943年夏，胡宗南密谋闪击延安。熊向晖通过曲折渠道把“陕北兵力分布表”送至枣园。文件公开后，他反成了被怀疑的焦点，却仍被胡宗南带进作战会议。这种近乎刀尖舞蹈的日子，他咬牙坚持，因为周恩来那句“虎穴里才能摸到虎须”。
抗战胜利后，胡宗南又让他去“留美深造”。临行前那两份“攻略陕北”的绝密文件，他全背下，复写稿烧得一缕灰都没剩。当夜，他站在卫生间冲水，心里盘算：如果露馅，命没了；如果成功，西北战局或许改写。多年后他说：“那一刻，我把生死交给了水流。”淡淡一句，听者后背发凉。
建国后，熊向晖转入公开身份，主管外事礼宾。1971年7月，尼克松秘密来华的前奏——基辛格访华——由他具体接待。消息封得死，连女儿请假回家都见不着人。熊蕾问：“爸，你又忙啥呢？”他笑而不答，只留下一句“过几天广播里自会说”。女儿后来在校园里听到新闻，才拍腿：“原来老爹去干这事！”
工作上的滴水不漏，与生活里的迷糊成了鲜明对照。邻居张大妈回忆：“熊处长求我帮他缝扣子，一个堂堂副部长不会穿针引线，你敢信？”其实这并非装傻。他的精力被无数份电报、谈判稿占满，生活技能永远排在最后。试想一下，一个脑袋装满国际风云的人，每次回到厨房面对煤炉、火柴、锅铲时，瞬间短路也就不奇怪了。
有意思的是，他教育子女时，却一点不教条。1970年南开大学来两位英国外教，校领导提醒“提高警惕”。熊蕾转述给父亲，本想得到“阶级斗争”指示，结果熊向晖摆摆手：“两百工农兵学生还怕俩老外？先把课学好再谈警惕。”这种自信，显然来自他早年与各色人等周旋的底气。
再说那三只鸡。它们的“死因报告”很快传遍亲友圈。有人半真半假地调侃：“老熊，你潜伏时救了党中央，回家却没救活三只鸡。”熊向晖也只能苦笑，顺手把敌敌畏瓶子扔进垃圾桶。此后他干脆不再尝试喂养任何小动物，以免再次“制造案发现场”。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乌龙让子女第一次意识到：父亲在刀光剑影里走过，却在锅碗瓢盆前犯难。角色反差巨大，却也真实。熊向晖后来归纳自己的人生：“打仗靠脑子，过日子靠太太和孩子。”外人听着轻松，知道内情的家人却明白，这是他对多年隐秘生活的一种补偿——不擅长的，就交给最信任的人。
1974年，他随外交代表团出访拉美。飞机上，随员提醒航程长需备零食，他点名要花生米。结果落地墨西哥城第一晚，他把花生米当晚餐吃完，夜里饿得睡不着。第二天会议间隙，他悄悄对翻译说：“记得给我加份玉米饼，再饿下去连文件都看不清。”传奇特工，也逃不过胃的抗议。
转眼再拉回1970年那个春节。三只鸡“服毒自尽”后，年夜饭只剩一盘带骨头的回锅肉。熊原叹气：“这顿菜，算是给爸的警示吧。”熊向晖倒不介意：“少吃鸡照样过年。”他夹起一块豆腐，若无其事地评论了一句国际形势，仿佛死掉的不是鸡，而是随手丢弃的旧报纸。
历史书里写不下所有细节，那些惊心动魄的暗战往往浓缩成几行字。可是被敌敌畏毒死的三只鸡，却以另一种方式证明：英雄并非天生全能。情报线上，他是精准的计算者；炉灶旁，他只是个手忙脚乱的普通父亲。或许正因如此，他的形象才更立体，也更接近真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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