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学信：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姻亲网络探论|乐安|于氏|姻亲|家族|李氏|郭学信

郭学信

(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聊城)

摘要：作为中古时期著名的科举仕宦家族，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联姻对象的选择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世家大族，注重门第，体现出对门阀婚姻的重视，也反映出当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的时代特征。这种主要以名门望族为联姻对象的婚姻形态，不仅密切了乐安孙氏家族与世家大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和强化了其家族的社会关系和影响，为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发展和扩充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而其家族姻亲对象所体现出来的良好文化素养，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乐安孙氏家族；姻亲网络；唐代；博州武水

一、引言

唐代博州武水(今山东聊城西南)乐安孙氏家族，是中古时期较为显赫的仕宦文化家族之一，其得姓始祖为齐大夫田书，因其“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于乐安”[1]卷73下：宰相世系表，2945。孙书受封乐安后，即率家人迁居此地，乐安孙姓家族由此不断繁衍发展，至唐代达到兴盛。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历经了9代，其中第3代孙嘉之为其家族的一个关键人物。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唐代乐安孙氏家族进士及第的第一人，且“弱冠以文章著称”[2]卷313，3182，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更重要的是从孙嘉之开始，乐安孙氏家族改变了以前“四世而传一子，故五服之内，无近属”[2]卷313，3182的状况，此后家族不仅人丁繁盛，而且其族人通过科举、门荫和荐举等途径入朝为官者代以继之，科第蝉联，冠冕继耀，簪缨鼎盛，人数众多。仅据笔者掌握的文献史料统计，有唐一代，乐安孙氏家族先后有24人或通过“待非常之才”[1]卷44：选举志上，1159的制举科、或通过“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3]卷29：选举志考，275的进士科、或通过旨在选拔通晓经学人才的明经科取得了科举功名。在朝中任职的大小官员有90余人，其中不乏节度使、刺史、中书舍人、各部尚书等类的中高级官员。令人瞩目的是官至“奉使典州，督察郡国”[3]卷61：职官考，553的刺史就有17人之多，还有6人出任过“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3]卷51：职官考，465的中书舍人一职。而状元及第的第7代族人孙偓官至宰相，更是把唐代乐安孙氏家族推向前所未有的荣光时期，当时其家族就有所谓的“皆擅重名，或垒取高科，其官业行实，爆发于天下”[4]2213之美誉。

一般来说，簪缨相继的仕宦家族既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政治主体，也是文化上的主体，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社会中皆有着重要影响。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作为著名的衣冠望族，同样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世家望族。然而学界有关乐安孙氏家族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且主要侧重于乐安孙氏族人孙逖及其诗文的创作成就，另有少量论文对孙逖家世以及家族科举入仕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研究，而对于乐安孙氏家族婚姻关系则无涉猎。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唐代博州武水乐安孙氏家族的婚姻关系进行探论，以期从姻亲关系层面反映其家族的内部状况及其对乐安孙氏家族发展的影响。

二、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姻亲关系概观

唐代乐安孙氏家族联姻对象的选择基本上是门当户对的世家大族，与范阳卢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陇西李氏、河南于氏、长乐冯氏、京兆杜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家族以及武氏等高门大族的联姻，就是这一婚姻特征的反映。

(一)与范阳卢氏的联姻

在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中，与范阳卢氏联姻的有第5代族人孙成，其夫人“范阳卢氏，旻(卢旻)之孙，宗(卢宗)之女，齐姜冠族，才淑宜室，星霜一纪”[4]1856；第7代族人孙公乂次女“适范阳卢氏”[4]2290；第8代族人孙谠，“娶范阳卢氏，姻联名族，谓推良匹”[4]2548。

范阳卢氏是中古时期典型的世家大族，魏晋时期，范阳卢氏已发展成为显赫的名门望族，与当时位列四姓望族(崔卢王郑)之首的清河崔氏家族并称为“崔卢”。到唐代范阳卢氏家族虽然有所衰微，但其家族仍沿袭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辉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仕宦不断，名臣公卿辈出。有唐一代，范阳卢氏家族仕宦人数众多，八品以上的官员代不乏人，而令世人羡慕的是产生了8位宰相，其中大多是才学和才干突出的名相。除了8位宰相外，范阳卢氏家族成员中官至刺史、中书舍人、监察御史、御史中丞、员外郎、尚书仆射以及县令、县丞等各类官职更是代不乏人。其二，得中进士者众多。范阳卢氏家族称得上是唐代有名的科举家族，宋人王谠曾这样说过：“范阳卢，自兴元元年癸亥德宗幸梁洋，二年甲子鲍防侍郎知举，至乾符二年乙未崔沆侍郎知举，计九十二年，而二年停举，九十年中，登进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诸科在外……然而世谓卢氏不出座主。”[5]卷4，382—383科举考试在没有范阳卢氏族人担任主考官的情形下，其家族成员还能有116人在90年中进士及第。

(二)与京兆韦氏的联姻

在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中，与京兆韦氏联姻的有第4代族人、亳州长史孙遘次女孙娩。从对孙娩墓志铭的记载中可知，孙娩15岁时，嫁于同州长史京兆韦君[4]1977。第7代族人孙嗣初娶京兆韦氏，据《唐河南府洛阳县尉孙嗣初妻京兆韦夫人墓志铭并序》记载，韦氏为京兆杜陵人，17岁时嫁于孙嗣初，其曾祖父韦咸官至尚书司勋郎中，祖父韦覃为长安县令、庐楚等州刺史，父亲韦本仁为越州录事参军、润州延陵县令[4]2376。孙嗣初之弟孙奭在为孙嗣初撰写的墓志铭中则称孙嗣初“先娶于京兆韦氏，故南康王皋(韦皋)之姪孙”[4]2418。

京兆韦氏是唐代的世家大族，《新唐书》卷74上《宰相世系表》对唐代京兆韦氏9房的仕宦情况进行了大致载录，从载录中可以看到，9房中官至翰林学士、翰林承旨学士、各部尚书、各部侍郎、各类郎中、员外郎、各州刺史、骠骑将军、左羽林大将军、节度使、给事中、监察御史、御史中丞、殿中侍御史、谏议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各级各类官职者俯拾即是，其中官至宰相一职的更是多达 16人，而为时人所称羡的是小逍遥公房的韦思谦与其子韦承庆、韦嗣立父子三人皆官至宰相，可谓“有唐已来，莫与为比”[6]卷88：韦嗣立传，1945，或称“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6]卷102：韦述传，2157。京兆韦氏显赫的家族背景，无疑扩大了姻亲乐安孙氏家族的社会地位。

(三)与河东裴氏的联姻

在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姻亲关系中，与河东裴氏联姻的有第5代族人孙起，继室娶河东裴氏。从《唐故滑州白马县令赠尚书刑部郎中乐安孙府君继夫人河东县太君裴氏墓志铭》记载可知，孙起继室裴氏，于唐德宗贞元十五年(799)嫁于孙起，其再从父裴遵庆，唐代宗时官至丞相，父亲裴繇之官至茂州剌史[4]2219。第6代族人孙景商、孙公器，娶河东裴氏[4]2321，2378。第7代孙公乂之女嫁于河东裴氏[4]2289。

早在魏晋时期，河东裴氏就已发展成为衣冠望族，进入唐朝，河东裴氏达到鼎盛时代。期间，河东裴氏家族先后有17人为相，出任各州节度使、刺史、观察使、都督、御史中丞、各部侍郎、各部尚书、中书舍人等各级各类官员者不计其数。其中著名者如裴度，先后于唐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科和博学宏辞科，而后应考制举中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宪宗元和十年(815)，擢升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后，朝廷又诏其为弘文馆大学士，并封其为晋国公。他历官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四朝，出将入相长达20多年，正道直行，事君以忠，被史臣誉为“社稷之良臣”“股肱之贤相”[6]卷170，3019。

(四)与陇西李氏的联姻

唐代乐安孙氏与陇西李氏可谓世代联姻，第4代族人孙造夫人李氏，祖先为陇西成纪人，出身于一个世代为官的仕宦家族，曾祖李元縡为密州长史，祖父李实为怀州司户参军，父亲李肋为石州方山县令[7]第3部第1册，5616。第5代族人孙起，第二夫人为陇西李氏，其祖父李皓为博州司户，父亲李宣为宋州楚丘尉[7]第4部第1册，9003。第6代族人孙向、孙微仲，夫人皆出自陇西李氏家族[4]2321，2431。第7代族人孙瑝“夫人陇西县君李氏，丞相李□福之贤女，河东郡君裴夫人所出”[8]1103。第7代族人孙简，第二夫人为“陇西李氏，讳宗衡，皇濠州刺史实□帝之近属”[8]1111。在唐代乐安孙氏第7代族人中，另有孙公乂之女嫁于陇西李氏[4]2290。

陇西李氏是中古时期鼎盛于唐朝的世家大族。《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记载了唐代陇西李氏4房的入仕情况，其中官至各州刺史的成员最多，其他如官至兵部尚书、刑部尚书、各部郎中、殿中侍御史、给事中、侍御史、秘书监、观察使、各部侍郎、节度使、尚书右丞、尚书左丞、监察御史等官职的成员亦不乏其人，另有李义琰、李揆、李昭德、李道广、李元紘等10人官至宰相一职。有唐一代，陇西李氏家族累世高官辈出，中级以上官吏的仕宦人数比比皆是。

(五)与河南于氏的联姻

在唐代乐安孙氏的姻亲关系中，与河南于氏联姻的有第6代族人孙景商，“夫人，河南于氏，颖川县君、宣歙观察使敖(于敖)之女”[4]2345；孙景商之子孙备，则娶于敖之子于珪之女。可见，孙景商、孙备父子之妻分别来自于敖、于珪同一个家族的上下两代。

河南于氏是中古时期的名门望族，其家族兴起于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是以武功起家的官宦家族。入唐以后，河南于氏家族得到了全面发展，“高门垂裕，积德流英。愗功官族，彰乎国史”[9]第5辑，314，家族名人辈出。像于志宁因其“有名于时”，深受唐高祖、唐太宗和唐高宗三朝皇帝的礼遇，仕途不断升迁，唐高宗时先后擢任为光禄大夫、尚书左仆射、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太傅。孙景商岳父于敖，由进士及第，官至御史中丞。于敖4子(于球、于珪、于瓖、于琮)不仅皆取得进士功名，而且其中2子为状元登科。于琮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于珪、于瓖，分别为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和大中七年(853)进士甲科第一人，状元出身[10]卷22，812，819。于瓖官至湖南观察使、袁州刺史等职，本人才华、节操兼具。

(六)与其他家族的联姻

唐代乐安孙氏第5代族人孙成次女嫁于许州长葛县尉郑链。从《唐许州长葛县尉郑君(链)亡室乐安孙氏墓志铭并序》中的记载可知，郑链出身于世代为官的高门大族，其家族自周至后魏，就已经发展成一个豪富权贵之家，至唐代，郑氏家族中的“绂冕人物”尤为兴盛，已成为“海内之华族”。仅就郑链家族而言，郑链祖父郑晖为苏州长史，其父郑溆为深州下博县令。孙成次女有着良好的礼仪修养、行为规范和诗书图史才学，据史料记载，孙成次女孙氏5岁时归于郑家，“及长，遂端庄自持，劲遵礼法。方明柔婉，备贤妇之体范矣。组驯文绣之事，精能而不怠；诗书图史之学，耽阮而有得。未尝以疾声忤色。”[9]第1辑，242。

唐代乐安孙氏第5代族人孙起原配夫人为赵郡李氏[4]1989。赵郡李氏是崛起于汉代、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门望族，进入唐代，赵郡李氏家族的发展达到辉煌和巅峰状态。《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载有赵郡李氏6个房派郡族，在这6房之中，有17人官至宰相一职，各州刺史、中书舍人、监察御史、节度使等中高级以上的官员代不乏人，文人雅士也是层出不穷。

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第6代族人孙公乂家族的联姻对象皆为世家大族，前述孙公乂有3女分别嫁于范阳卢氏、陇西李氏、河东裴氏。除此之外，孙公乂还有2女分别嫁于长乐冯氏和京兆杜氏家族[4]2290。长乐冯氏是魏晋至唐代时期的著姓望族，文献史料称“冀州长乐郡之冯氏，为冀州著姓，自六朝逮唐，绵绵不绝，而子孙迁徙他地者，皆称长乐”[11]701。唐代的长乐冯氏虽然还称不上一流的世家大族，但其家族仕宦为官者代不乏人，并且官至刺史、将军之类的官职甚多。京兆杜氏是唐代一个典型的仕宦家族。唐代集贤殿学士柳芳在其名作《氏族论》中，将京兆杜氏列为关中第一郡姓①，从中亦不难窥见京兆杜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声望。据《新唐书》卷72上《宰相世系表》载，有唐一代京兆杜氏先后有11人官至宰相，出任刺史、中书舍人、知制诰以及地方郡守等官宦者更是不乏其人。

唐代乐安孙氏第7代族人孙简，“前夫人沛国武氏，故宰相元衡(武元衡)之女” [8]1111。武元衡出身于官宦家族，曾祖父武载德、祖父武平一，分别官至湖州刺史、考功员外郎，父亲武就，官至殿中侍御史。武元衡为唐德宗建中四年(783)进士，登科后历任监察御史、华原县令、比部员外郎、左司郎中、御史中丞等职。宪宗元和二年(807)，武元衡升任门下侍郎、平章事。武元衡不仅是唐代政治家，还是著名诗人。他尤善于五言诗，所作诗文深受世人喜爱，被时人议为宦达诗人中的佼佼者，有所谓“议者谓唐世工诗宦达者，唯高适；宦达诗工者，唯元衡”[3]卷242：经籍考，1918之说。

唐代乐安孙氏第7代族人、官至河中少尹的孙正，娶清河崔氏为妻[9]第6辑，193。汉末魏晋以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清河崔氏家族，在唐代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期间“英贤间出，卿长相惭，清风激于百代，盛德流于四海”[12]207。如吏部侍郎崔倕有6子，皆在朝堂位居高官，且大部分由进士及第。其中崔邠，进士及第后官至中书舍人、吏部侍郎、太常卿；崔郾，登进士科，累迁吏部员外郎、谏议大夫、给事中、翰林侍讲学士、中书舍人、礼部侍郎、虢州观察使、检校礼部尚书；崔鄯，进士及第，官至左金吾卫大将军；崔郸，进士及第后官至宰相。《新唐书》对此感叹道：“崔氏四世緦麻同爨，兄弟六人至三品，邠、郾、郸凡为礼部五，吏部再，唐兴无有也。”[1]卷163：崔邠传，5016—5019因此，清河崔氏家族无论是在仕宦还是科举上都保持了较大的优势，且许多人政绩声望和文化声望兼具，家族的政治优势和文化优势不坠。

唐代乐安孙氏第3代孙嘉之，娶广平宋氏为妻，宋氏为蒲州安邑县令宋斌之孙，滑州司士参军宋郁之女[2]卷313，3182。唐代乐安孙氏第6代族人孙士桀之妻张氏，为虢州刺史张少师曾孙女、左谏议张珦孙女、江陵节度巡官张玠之女。

三、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姻亲网络的分析

(一)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点

唐代乐安孙氏家族3到8世的联姻对象皆为官宦家族，而且大部分是名门望族。范阳卢氏、河东裴氏、京兆韦氏、河南于氏、陇西李氏、长乐冯氏、京兆杜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皆是享有盛名的著姓望族。尤其是从第4代开始，随着其家族政治地位的提高和社会声望的扩大，与名门望族的联姻日趋普遍，而且有的是累世联姻。从上文所述的联姻关系看，乐安孙氏家族与陇西李氏家族之间的联姻次数最多，第4代的孙造，第5代的孙起，第6代的孙向、孙微仲，第7代的孙瑝、孙简以及孙公乂之女都与陇西李氏家族结为姻亲。其次是河东裴氏家族，有4人与之联姻。

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婚姻关系，是与这一时期的门阀婚姻息息相关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命定的九品官人法盛行，“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官有世胄，谱有世官”[2]卷372，3778。由此不仅使门阀士族成为社会的特权阶层，而且使他们垄断了官吏的铨选大权，使“公门有公，卿门有卿”[13]卷92：王沈传，1590“以贵袭贵，以贱袭贱”[3]卷34：选举考七，324成为社会现实。隋唐时代，虽然前代盛极一时的门阀制度有所衰落，但“尊世胄而贱孤寒”[3]卷34：选举考七，324的门阀制度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世家大族仍然是主导社会的特权阶层。男婚女嫁的婚姻观念还是注重家世门第的门阀婚姻，所谓“自隋唐而上，官有簿状，家有谱系。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14]卷25：氏族略第一·氏族序，439。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作为世家望族，其家族的婚姻关系凸显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了维护和扩大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家族联姻对象的选择也体现出对门阀婚姻的重视，注重门第，讲究门当户对。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与上述高门大族的联姻，就清晰地反映出这一婚姻特征。

(二)姻亲相助是维系和提高联姻家族政治势力与社会地位的条件和保障

在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关系绝不仅仅是男女两性互为夫妻生活上的结合，也不单单是如《礼记·昏义》中所说的“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传宗接代。在很大程度上，婚姻关系往往映射出一种政治色彩，是将婚姻作为维系家族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重要考量。当然，像这种带有政治色彩姻亲关系的缔结是以显赫的家世门第为基础，而这种带有政治色彩的联姻，通过姻亲相助又会成为维系和提高联姻家族显赫家世门第以及政治势力的条件与保障。

唐代乐安孙氏家族以显赫的家世门第为依托，不断扩大与世家大族的联姻网络。这种主要以名门望族为联姻对象的婚姻形态，不仅密切了乐安孙氏家族与著姓望族之间的联系与交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扩大和强化了其家族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影响，为其家族政治势力的发展和扩充提供了广泛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如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孙谠因得到姻亲范阳卢氏族人卢商的帮助、提拔而得以入仕，就是姻亲相佐的最好例子和注解。孙谠，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第8代，据其墓志铭记载，孙谠“少以冲澹养素，恬漠自尚，名利之态，膠雔于胸襟间。洎于强仕，悟以绪冕为重，乃夺志以从役。时也，故相国卢公商出镇梓潼，辟为从事，未及奏秩而罢府还京。卢公入剸剧曹，仍司邦计，复署巡官，奏试太祝。不旬岁，卢公秉执大政，归于庙算，府君以相幕体例，合得优升，遂除太常寺协律郎”[4]2548。少时淡泊功名的孙谠，到40岁方悟得应以家族仕宦功名的发展为重，于是改变原有“冲澹养素，恬漠自尚”的志向，决心要赴任官事。不久，在“秉执大政”的姻亲卢商的关照和提携下，年过40的孙谠谋得太常寺协律郎一职。在这里，通过姻亲相助以维系和提高联姻家族政治势力和社会地位的作用得到了凸显。

(三)姻亲对象良好的品行和文化素养，亦成为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古代社会，那些出自名门望族的姻亲对象，其家族不仅是仕宦家族，而且是典型的文化家族，家族成员大都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修养。像孙景商岳父于敖，《新唐书》本传称其“修谨，家世用文学进”[1]卷104：于敖传，4009。于敖祖父于休烈、父亲于肃，二人皆以“儒行著闻”[6]卷149：于休烈传，2723—2724。于休烈本人笃好古代典籍，其诗文也颇有文名，与当时著名诗人万齐融、包融等“齐名一时”[6]卷149：于休烈传，2723。于敖之子于琮、于瓖则是学问品行兼具，唐懿宗在《授于琮平章事制》的制书中称于琮“识洞蓍蔡，文穷典谟，居然国华，蔚为人瑞。自策名筮仕，淑问益高。伏蒲彰正直之名，起草著经纶之绩。由是道光独立，业擅自强”[2]卷83，872。宣宗朝宰相刘邺则将于瓖与晋代廉吏郄诜、东汉著名文学大家阮瑀相媲美，称于瓖“自冠甲科，迹参戎幕，已擅郄诜之美，仍彰阮瑀之才。发词苑之菁华，高标桂影；从士林之节操，憇歇棠阴”[15]卷85，1050。而孙备岳父于珪，慎独、自律，颇具名节，对此，孙备在为其妻于氏撰写的墓志铭中称其岳父于珪“不欺暗室，韬践名节，其声自腾逸于士大夫”[9]第1辑，391。河东裴氏家族也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家族，其族人裴休才学渊博，多才多艺，不仅精通儒学和佛学经典，而且工于诗文、书画尤其是书法创作，其书法“自成笔法”[6]卷177：裴休传，3127。而陇西李氏族人多数都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并且许多人在当时就享有较高的声誉。像李益，擅长诗歌创作，与当时被誉为“鬼才”诗人的李贺齐名，他创作的诗歌作品，有的被“好事者画为屏障”，有的为世人广为传唱，以至于“天下以为歌词”[6]卷137：李益传，2565，而他的一些边塞七言绝句，不仅可与李白相媲美，甚至还可以与在七言绝句方面颇有建树的王昌龄争胜[16]卷10：评彚六，102。唐代京兆韦氏家族作为一个集仕宦和文化于一体的衣冠望族，许多族人在经学、词学、音律、礼仪、史学等方面表现出深厚的文化底蕴。《旧唐书》称：“自唐已来，氏族之盛，无逾于韦氏。其孝友词学，承庆、嗣立为最；明于音律，则万石为最；达于礼仪，则叔夏为最；史才博识，以述为最。”[6]卷102：韦述传，2157岂止《旧唐书》所列举的上述几位，在经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京兆韦氏族人俯拾即是，举不胜举。像官至工部侍郎的韦述，“贯穿经史”，爱好广泛，不仅喜欢谱学和词学，更喜爱史学，被誉为“雅有良史之才”[6]卷102：韦述传，2156，2157。再如文宗朝宰相韦处厚，“通五经，博览史籍，而文思瞻逸”，其所修《德宗实录》50卷，“时称信史”[6]卷159：韦处厚传，2847。

受家族优秀家学家风的熏染，唐代乐安孙氏家族的姻亲对象皆有着良好的品行和文化素养。如孙起继室裴氏，一生谨守礼仪礼法，出嫁之前，在父家“自髫丱以至于初笄，子之道无违者”；出嫁之后，在夫家“自授室至于未亡，妇之礼无违者”[4]2219。孙嗣初妻韦氏嫁于孙家时，不仅“凡所资装，靡不赡备”，而且在夫家“事以上敬，抚下以慈，动循仪矩，尽合礼经，和睦温谦”[4]2376，始终恪守道德规范。孙成之妻卢氏嫁于孙家后，则是“必勤于力而达其敬，事先姑柔声怡色，先后夙夜。佐府君乐谐阴和，警戒斋栗，推其礼以周于长上，均其爱以浃于幼孺”[4]1944—1945。孙备妻于氏不仅聪慧机敏，“下笔成诗”，而且品行高尚，“谦淑怡邃，仁而嗜施”[9]第1辑，391。其他如“悦怿图史”[7]第3部第1册，5616的孙造之妻李氏，“淑哲称于家”[4]2345的孙景商夫人于氏，都表现出良好的文化素质和品行修养。高素养的姻亲对象和姻亲家世，对于家族子孙文化修养的提高和通婚之家家学、家风的优化，无疑是一种潜移默化的无形力量和无形资产。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子孙所表现出来的诸如“幼以仁育，长以顺传，于公廉称，在家孝闻”[4]2504“年甫童丱，能自修整，恭俭礼让，本于生知”[4]2218“性聪敏而志高上，学该百氏，文擅周雅，仲尼四教而常行之以仁德，修其心以慈顺”[4]2431之类的修为与品行，无疑与其姻亲对象良好的文化素养密不可分。诚如孙逖在为其父孙嘉之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说：孙嘉之夫人广平宋氏，“淑德贤行，深慈至柔。有子四人，皆著名于词学；有女六人，俱涉迹于图史。非独府君之善训，亦有夫人之内则焉。”[2]卷313，3182指出其兄妹之所以有着良好的文史修养，不仅仅是父亲孙嘉之善于训导之结果，同时亦与其母亲宋氏良好德行之熏染紧密相连。可以说，唐代乐安孙氏家族姻亲对象良好的文化素养，也成为乐安孙氏家族发展和繁荣的主要因素。

归而言之，唐代博州武氏乐安孙氏家族能长久荣盛不衰，与其家族所构筑的姻亲网络亦不无关系。

注释：

①柳芳在《氏族论》中称：“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见欧阳修，宋祁.柳冲传[M]//新唐书：卷199.北京：中华书局，1975：5678.

参考文献：

[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董诰，等，编.全唐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马端临.文献通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王谠，撰.周勋初，校正.唐语林校正[M].北京：中华书局，1987.

[6]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0.

[7]周绍良，主编.全唐文新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

[8]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