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北京的某个街角，市井喧闹，一位老妇人正在摊位前摆弄几件瓷器。
就在这时，一位意气风发的青年小心翼翼地从布袋中取出一件极品官窑，放在摊前，神情中带着几分兴奋炫耀。
他是马未都，未来中国收藏界的大咖，她则是清末最后的 “格格”，爱新觉罗·韫颖。
这场品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韫颖又为何对马未都拿出的古董看都不看？
末代格格
1912年，清王朝的龙椅已经冷却，醇亲王新诞生了一个女婴，她就是韫颖，是摄政王载沣的第三个女儿。
按清宫排序，她被尊称为“三格格”，是末代皇帝溥仪的同胞妹妹。
自小用的是金汤匙，见的是玉山珍，穿的是凤头云袖，住的是雕梁画栋。
从外人看来，她的一生，本该只属于锦衣玉食与千娇百宠。
紫禁城的晨钟暮鼓，见证了韫颖童年的光辉岁月。
不同于普通的兄妹情谊，二人一母同胞，血缘和命运都格外浓厚。
溥仪虽年幼登基，但因宫中寂寞，韫颖的到来总能给他带来几分乐趣。
宫里是什么样的？那是那时候一个以奢华作为日常的世界。
韫颖从小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她见过宫廷画师笔下的龙凤图腾，也摸过各地进贡的官窑珍器。
但与其说这些金银财宝塑造了她，不如说她骨子里的傲气与教养才真正定义了她。
她并不是一个只会挥霍的格格。
父亲载沣对韫颖悉心教导，从启蒙读物到诗书礼仪，再到琴棋书画，样样不放过。
载沣显然早已为这个女儿设想好一条修身齐家的清贵之路。
或许正因为这份自律和清醒，让她哪怕在最落魄的时候，坚守一个普通人应有的尊严。
皇族成百姓
1912年，辛亥革命的炮火尚未彻底熄灭，宫墙之内却早已风声鹤唳。
溥仪幼年退位，那道宣告王朝终结的诏书不仅终结了两千年的帝制，也将韫颖的人生，推向了一个不再由她自己选择的轨道。
退位之后的韫颖，并没有立即失去皇室格格的生活。
清廷与新政府达成的《清室优待条件》一度维系了皇族的余温。
她依旧身着绫罗，膳食依旧精致，似乎大清还未真正覆灭，似乎那“皇上”二字依旧沉甸甸地压在人们心口。
但这样的“荣光残影”终究脆弱得如纸。
1924年，冯玉祥带兵入京，一道命令彻底切断了皇族对宫城的最后依赖。
十三岁的韫颖静静站在门前，那是她第一次真正离开故宫，也是她第一次意识到，所谓“格格”的身份，从此成了一纸空名。
她随溥仪搬到天津张园，在英租界的保护下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时光。
表面上，她仍是皇族千金，言行举止间不失旧日贵族的分寸。
但在那个陌生而混乱的年代，她心中清楚，旧秩序已亡，身份与地位再无法为自己遮风挡雨。
就在天津的这段时光里，韫颖结识了一个让她短暂拥有幸福的人。
婉容皇后的弟弟润麟，自小温文儒雅，又因家世清贵而与皇室有着天然联系。
两人在张园多次接触，志趣相投、情意暗生。
溥仪看在眼里，欣然撮合这桩亲事。
她以为，动荡的年代里，至少婚姻可以成为一个停靠的港湾。
但她还是太天真了，婚后的短暂甜蜜尚未完全展开，便被命运撕裂。
日本人扶持溥仪建立伪满洲国，为了全面控制这位“傀儡皇帝”，开始有计划地操控他身边每一个人。
韫颖，作为溥仪最亲的妹妹，也成为日本人手中的一枚棋子。
“留学”，他们用这个体面又冠冕堂皇的词汇，掩盖了背后的真实意图。
溥仪无法拒绝，也不敢反抗，唯有“听话”将妹妹送往东京。
日本的冬天格外寒冷，东京皇室安排她在贵族女子学院就读，表面上尊重有加，实则暗中监控。
每日生活安排得密不透风，甚至连信件都被层层审查。
她要讲课、要出席各种所谓“文化交流”活动，被当成一个体面的“皇族代表”，向外界展示伪满洲国的“进步与和谐”。
而她自己，只是一个被利用的木偶。
孤身一人、身在异国、语言不通、自由被限，日复一日的监视和虚伪社交令她几近崩溃。
最令她痛苦的是，她明知道自己是人质，却无能为力，她无法怪罪哥哥溥仪，也无法责怪丈夫润麟。
1933年，她终于找到一次“回乡探亲”的机会，在极为复杂的手续审查下，她登上了回国的船。
这一次，她不带任何行李，只带着一颗被折磨得千疮百孔、却依旧坚定的心。
她回到祖国，回到丈夫身边，从此拒绝再踏入日本一步。
那之后，她变了，她开始扎实地过日子，学着做饭、照顾家庭、处理琐事。
她不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王府千金，而是一个坚强生活的普通女人。
她是沦落的格格，更是醒来的格格。
卖烟谋生计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韫颖的人生，又一次迎来了转折。
伪满政权轰然崩塌，混乱中，韫颖与丈夫在逃亡途中失散，此后音讯全无。
从此，昔日的三格格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
彼时她身边只剩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和一位年迈体弱的婆婆。
丈夫失联、亲人无助，带着这样一个几乎无力自理的家庭，韫颖反而成了那个顶梁柱。
她悄悄剪短了头发，脱下旗袍，换上了最普通的布衣长裤。
她要活下去，不是作为格格，而是作为一名母亲，一个妻子，一个老百姓。
她开始变卖随身携带的古董藏品，那些曾经摆在王府案头、被奉为“传家宝”的瓷器、字画、玉饰，如今成了一家人生存的资本。
但民间经济凋敝，买家寥寥，就算她手中握有珍品，也多是“有价无市”。
很快，她便发现，变卖再多，也无法填补日渐加重的开销，她学会了另谋出路。
在北京城的街角，她找到一处僻静地段，支起一块小布，摆上几包散装香烟。
一旁是一条毛巾，上面规规矩矩码着一根根烟支，价格明码标价。
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谋生”。
那些年，街边的烟摊很多，多是些说话泼辣的寡妇或没文化的老汉。
他们会喊、会讲价、会推销，而她，却像个与周围格格不入的“怪人”。
她不开口、不低头，只是在顾客递钱时点头示意，然后将烟递过去。
日子艰难到极致，她也不曾开口求助。
孩子发烧，她自己翻书学着退烧处理，婆婆吃不上热饭，她就在小铁皮炉上蒸几块玉米面馍。
街坊邻居渐渐熟悉了她，也不再把她当做神秘人物看待。
反而有些老主顾在下班后会来她的摊前坐一会儿，递一支烟，聊几句“今天城里又涨价了”的闲话。
后来，她开始帮附近居民做些登记、小区事务上的文书工作。
因为识字，笔迹清秀，又从不占人便宜，渐渐被推选为居民组长，后来还成了治保主任。
她负责街道安全巡查，每天记录、统计、汇报，每一页笔记本都密密麻麻、条理清晰。
从皇宫金钗到街头烟摊，她靠的不是同情、不是背景，而是一股沉着、不屈的劲。
这是她第二次脱胎换骨，这一次，她活得更真实、更勇敢。
一眼看穿
八十年代初，北京的街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开了市井的尘封角落，也吹散了人们心中的沉闷。
在琉璃厂、潘家园、东四那片老胡同，老百姓带着自家祖传的瓷瓶、字画、老钟表，兴冲冲地往地摊上一摆，便成了“古董商”。
一双双渴望“捡漏”的眼睛，也随之热络地巡游在这些摊前。
就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街角，一个摆摊的老太太开始引起了圈内人的注意。
她不言不语，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衣，没有装饰，也极少吆喝，只有几件静静躺在毛毡布上的旧瓷与残器，边上摆着一盒五颜六色的香烟和一个锡皮火柴盒。
她不是做生意的样子，却偏偏吸引了越来越多行家老手的驻足。
有人开始在茶馆里悄声谈论她，说她识货，说她眼光毒辣，说她不动声色地看出某位收藏家“捡的”明代青花其实是五十年代景德镇翻版。
也有人说，她的摊子上偶尔会出现几件不声不响的稀罕物，一出手便叫人捶胸顿足。
于是，她被街坊唤作“识宝老太”。
这个“老太太”的真实身份，却鲜有人知，她就是昔日的三格格，爱新觉罗·韫颖。
1981年，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在导师王世襄的引荐下，慕名前来拜访这位“识宝老太”。
马未都拎着一袋新鲜水果，一只白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物件藏在袋底。
他满怀期待，想着如何将自己手中这件得自河北乡间、据称是雍正年间官窑的“粉青釉胆瓶”呈现在老太太面前。
那瓶器通体温润如玉，色泽沉稳，形制规整，是他多年淘货中很得意的一件。
老太太抬眼看了一眼来人，未语先笑，语调浅淡：
“这不是马先生吗？王老交代过你会来。”
马未都点头，将水果放下，又小心翼翼地将那件官窑摆在摊边，用手帕轻轻擦了擦瓶口上的灰尘，像献宝似的说：
“老太太，您老人家给掌掌眼。”
老太太没有动，眼睛甚至没在瓷瓶上多停留：“你说是宝，那它就是宝，何必让我看？”
马未都一愣，她不说好，也不说坏，但他知道，她不是看不上这件瓷，而是，她已经看尽世间好物，便不屑于再用言语抬举它。
她曾经是看遍金玉的三格格，而如今，她更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老太太。
她曾亲眼见证清皇朝的崩塌，也曾在日本人手中忍辱负重，更在新中国的土地上，重新学会了用劳动维生的朴素生活。
每一段人生，她都不疾不徐地走过。
晚年的她，喜欢一个人坐在胡同门口，晒太阳，看邻家小孩跳皮筋。
她活得自在、体面，哪怕一生颠沛流离，哪怕荣华褪尽，她也始终挺直腰板，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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