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描述可知，价值形式的分析是《资本论》最难理解的部分，以至于他本人都建议库格曼夫人从“工作日”章开始读起。由于这部分隐含着《资本论》的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因而近年来，学界对价值形式的研究总是关联于黑格尔的辩证法， 忽略了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价值形式的继承。
事实上，从亚里士多德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注重研究“发育的身体”，而不关注“身体的细胞”，导致人们对这种形式的探讨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马克思要破解“货币的谜”的性质，就必须做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来没有打算要做的事情，即“探讨商品价值关系中包含的价值表现，怎样从最简单的最不显眼的样子一直发展到炫目的货币形式。”
亚里士多德是从“5 张床=1 间屋”这个简单价值形式出发得出商品的货币形式的，同样，马克思也从“20 码麻布=1 件上衣”这个简单价值形式出发，逐步侦破被这个等式隐藏的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处于麻布位置的商品，只能把自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上衣中，反之，处于上衣位置的商品是用来表现麻布等一切商品的价值材料。麻布和上衣通过自身在简单价值形式中的“主动”与“被动”作用确定自己的位置，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必须通过交换价值表现自身的价值，如此一来，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就会通过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表现出来。
但是，简单价值形式只是货币形式的胚胎，它是简单的、个别的、偶然的。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简单价值形式就会发展为扩大的价值形式，麻布的价值不仅通过上衣表现出来，而且任何一个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在简单价值形式中，麻布和上衣按照一定量的比例进行交换，可能只是偶然的事情，但是在扩大的价值形式中，除了上衣表现麻布的价值外，还会有咖啡、茶叶、铁等一切商品，麻布和上衣之间的偶然关系瞬间消失了。这就说明，交换的比例不是取决于人的主观需要，而是商品自身的价值量。
很遗憾，亚里士多德没有看到这一点。但是当咖啡、茶叶、铁等一切商品都充当麻布的价值体时，这些商品就处于等价形式的位置相互排斥。于是，扩大的价值形式就会倒转过来成为一般价值形式，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同时，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也获得了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由于金本身的质地均匀、便于分割等特征在历史发展中取代了“麻布”的地位，它逐渐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现中充当一般等价物，独占一般等价形式的地位，一般价值形式就转化为货币形式。
因此，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交换给予货币的不是价值，而是“价值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了解这一点，他们混淆价值与价值形式，导致“货币名目论”与“货币金属论”。货币名目论者认为，货币只是观念上的衡量单位。如休谟在货币上得出“三个必然的结论”：
一是每个国家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该国内部存在的金银的数量；
二是货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币的绝对数量，而是决定于实际进入流通的金银数量；
三是金银不是真正的商品，没有内在的价值。
这就混淆了金银自身的价值规定与金银成为货币时“独特的价值形式”的规定。金银的价值由生产其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金银成为货币时交换过程所赋予的是“价值形式”，而非价值本身。货币名目论者把货币当作“符号”以及“人们随意思考的产物”，只要人们还不能正确解释“货币的谜”的性质，他们就利用 18 世纪“流行的启蒙方法”，把货币的神秘性质归结于人的主观意志。货币金属论者认为，金银天然就是货币，货币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如重商主义认为，“金和银，一从地底下出来，就是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 这就完全忽略了货币的“中介运动”。
当一般等价物固定在金银身上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那“短浅的眼光”注意到的不是一切商品通过货币表现自身的价值，金银成为货币，而是金银本身已经是货币，一切商品都要通过金银表现自身的价值。实际上，金银作为货币代表一种社会关系，与其自然属性无关。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刚开始还比较容易识别，但是当它衍生出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土地拜物教时就令人感到神秘莫测了。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注意到“20 码麻布=1 件上衣”隐藏着等价形式的谜的性质，他从简单价值形式逐步分析至货币形式，指明货币产生的历史过程，揭示出“货币拜物教”就是从劳动产品普遍成为商品开始，将人在自然生产过程中“单纯原子般的关系”变成“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物的形式”。 因此，马克思充分汲取了亚里士多德对价值形式分析的积极成果，并克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形式空场”的缺陷，进一步揭示“货币的谜”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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