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
清朝南阳知府顾嘉衡在南阳诸葛武侯祠所题此联，千载之下，仍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
其意不在考据地理之真伪，而在颂扬武侯之德业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其精神早已超越一隅之地，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坐标。
短短两句话，实乃对某地执迷于“躬耕地”之争者的温婉劝诫：与其争一丘一壑之归属，不如仰其志、承其道、践其行。
然今日之南阳，竟有某些所谓“民科”与地方情绪裹挟者，借“躬耕地”之名，在网络上掀起滔天口水战。
以牛头为首的偏狭之见、琐碎之证、扭曲之辞，硬将诸葛亮早年隐居之地强行“锚定”于南阳一隅，甚至不惜篡改史料、曲解文献、贬抑襄阳隆中之历史地位，其行径已非学术探讨，实为文化民粹主义之沉渣泛起，更是对“理论联系实际”这一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公然背离。
须知，诸葛亮躬耕之地，史有明载。
《三国志·诸葛亮传》云：“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更明确指出：“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东晋习凿齿《襄阳记》亦载：“诸葛孔明故宅，在襄阳西二十里隆中。”
历代史家、地理志、方志，皆以隆中为诸葛亮躬耕之所。此非孤证，乃众证所归，学界共识久矣。
然今之南阳某些“民科”，却无视基本史实，或断章取义，或牵强附会，或凭空臆造，将“南阳”二字无限放大，硬说“南阳郡”即等于“今南阳市”，全然不顾汉代南阳郡幅员辽阔，涵盖今河南西南、湖北北部大片区域，而隆中正在其南境，属南阳郡邓县，地理归属清晰无误。
此等混淆古今行政区划之谬，实为常识性错误，却屡被当作“铁证”在网络狂欢中反复炒作。
更令人愤慨者，彼辈非但不以学术求真为务，反以情绪煽动为能事。动辄以“南阳人”自居，斥襄阳为“窃取”，称隆中为“伪造”，甚至对持不同意见者扣以“地域黑”“文化叛徒”等帽子。
此非学术讨论，实为网络暴力；此非文化自信，实为文化排他。其行径，早已背离了顾嘉衡“何必辨”的豁达胸襟，堕入了狭隘地域主义的泥淖。
尤为可悲的是，这些所谓“研究”，尽是些“曹雪芹有几根白头发”式的烦琐考证。今日考证诸葛亮茅庐朝向，明日推演隆中石碑时代尺寸，后日又争论隆中土质土壤是否适合种地……诸如此类，看似“严谨”，实则空洞；看似“学术”，实则无用。
诸葛先生若在，当再写一篇《草庐出师表》：“尔等争我草庐在何村，何如助我北伐中原？”
此等研究，既不能增进对诸葛亮政治智慧、军事韬略、人格精神的理解，亦无助于当代社会治理、科技创新、文化传承之现实需求，纯属故纸堆里的自我陶醉，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学术泡沫。
恩格斯曾言：“社会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
今日中国，正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振兴、科技自立、文化复兴、共同富裕……无数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调研、科学回答。某些人却蜷缩于“躬耕地”之争的蜗角之中，以“捍卫地方文化”之名，行“制造文化对立”之实，不仅浪费公共资源，更毒化网络舆论生态，误导青年学子对学术本质的认知。
须知，真正的文化自信，从不建立在对历史细节的垄断之上，而在于对先贤精神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南阳有武侯祠，襄阳有古隆中，两地皆因诸葛亮而增辉，本应携手共扬诸葛文化，共育家国情怀。何苦因一地之名，撕裂文化共同体？
顾嘉衡当年题联，正是为了消弭无谓之争，引导后人聚焦武侯“名”与“德”，而非纠缠于“地”与“名”。今人反其道而行之，岂非愧对先贤？
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是“研究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伟人也严厉批评过“从书本到书本”“忘记了自己认识新事物和创造新事物的责任”的学风。而今日南阳某些“民科”所执着的，根本不是真问题，而是伪命题；所从事的，不是真研究，而是假学术。
我们并不反对严谨的历史地理考证。若为厘清汉代南阳郡行政区划、邓县辖境变迁、隆中归属沿革等做扎实的文献梳理与田野调查，自有其学术价值。但若考证只为“证明南阳正确”，结论先行，证据后凑，甚至不惜歪曲史料，则已沦为学术之耻。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曾推动思想解放的伟大命题，今日仍应成为我们评判一切学术活动的圭臬。
凡脱离现实、无益于民族复兴、无助于人民福祉的研究，无论包装得多么“学术”，终究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故今日吾辈当正告那些沉溺于“躬耕地”口水战者：诸葛之名，高悬青史，岂在一村一丘？
武侯之志，志在天下，何曾囿于南阳？
与其在故纸堆中争执“草庐何在”，不如在新时代的“隆中对”中思考如何服务国家战略；与其在网络上攻击“襄阳窃名”，不如在现实中弘扬“鞠躬尽瘁”的精神。真正的纪念，不在争地，而在继志；真正的传承，不在考证，而在践行。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阳南阳？心系苍生，方不负武侯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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