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04年春，隋文帝病重。
宫中静得出奇，连太监都不敢大声说话。
那时候，长安还没完全从大兴城的热闹中醒过来。
可在皇宫深处，权力的交接已经悄然展开。
杨广坐在父皇病床前，脸色平静，眼神却透着紧绷。
他知道，这一刻他等了很久。
也知道，这一步走出去，就再也回不了头。
谁都知道这个新皇帝野心不小，但真正让人没想到的，是他最早动手改的，竟然是选官制度。
说起来，这事儿看着不大。
可那年冬天，隋朝颁布了一道新政：以后朝廷选拔官员，不再完全依赖世家举荐，要通过统一考试来决定。
这就是后来的“科举”。
听起来挺公平的是吧？可在当时，这是件足以让世家大族脸色大变的事。
得先说说那时候的世家是什么角色。
从东汉末年起，所谓“士族”就成了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常客。
他们靠的不是皇帝的任命，而是家族积累的声望和人脉。
举荐、联姻、门第出身——这些决定了谁能当官，谁能掌权。
到了隋朝，权力更是牢牢掌握在几大家族手里。
关陇集团、山东士族、江左名门，各个都是根深蒂固的老牌贵族。
朝廷里一半以上的官员，直接或间接都和这些家族有关系。
杨坚能称帝，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些世家推出来的结果。
但杨广不想再受他们牵制。
他跟父亲杨坚不一样。
杨坚虽然不喜欢这些世家，但懂得依靠；杨广却想彻底摆脱。
他试图通过科举，把官员来源变成“寒门”——那些没背景但有才学的读书人。
对很多普通家庭来说，这无疑是个机会。
可对世家来说，就是赤裸裸地动了根基。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关陇集团。
他们不是没见过风浪，但这次不同。
科举不仅打破了世家对官职的垄断，还威胁到他们在朝堂上的发言权。
更重要的是，他们看见了皇帝要亲手重建权力结构的野心。
而那会儿，杨广还做了另一件事——迁都。
他下令从长安迁到洛阳。
理由是加强中央集权，方便南北统筹。
但熟悉局势的人都知道，这其实是为了削弱关中世家的影响。
你把我们撇在老家，自己另起炉灶。”这是关陇集团的真实想法。
可杨广并不打算回头。
他还专门娶了江左萧氏的女子做皇后，想借江南势力来平衡北方世家的压力。
这事儿引起了更大的反弹。
山东士族一向看不上江左集团，觉得他们在永嘉之乱时逃到南方，丢了士族的脸。
江左世家也不认同北方世家在北魏时期和胡人联姻的做法。
原本互相看不上，现在却因为共同的“敌人”——皇帝——开始默契合作了。
杨广的动作太快了。
世家还没缓过神来，他又在朝中开始清洗旧臣、提拔新人。
一些原本依靠门第上位的官员被免职，取而代之的是通过考试上来的寒门读书人。
朝堂上风向变了。
议政的声音变了。
连礼部的规制都改了。
可这也直接让杨广失去了根基。
谁都知道，搞改革最怕的就是没有缓冲。
杨广没给旧势力留余地，也没足够的时间培植新势力。
于是一旦局势动荡，他成了最孤立的那一个。
公元613年，天下第一次大规模叛乱爆发。
河北义军起兵，江南盗贼响应，关中动摇。
杨广亲征失败，朝廷上下风声鹤唳。
第二年，又是李渊起兵。
三万人马，几乎没遇到像样的抵抗。
因为他背后站着的，是曾经支持杨广上台的那批人——关陇旧臣、世家子弟。
有人说，李渊是关陇的“保底牌”。
这话虽重，但也不算假。
朱元璋后来花了十五年才打下江山，李渊只用了不到一年。
这之间的差距，跟当时世家的态度，有直接关系。
而杨广最后死在江都，身边只有寥寥数人。
朝廷早已群龙无首。
大隋帝国这艘巨船，就这样在激流中碎了。
不过，科举制度活了下来。
李世民继位后没有废除它，反而加以完善。
武则天更是在她的统治时期推动了殿试和糊名制度，让寒门子弟真正有了出头的机会。
那年，登科录上有一个名字，出身贫寒，家在河南一个小镇。
他是第一批通过科举入仕的“非世家”官员。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敢说“非名门不可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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