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7月6日，徐锡麟毫不犹豫掏出手枪，对“恩师”恩铭一通乱射，恩铭身中7枪倒地。可他忘了恩铭的妻子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儿！她为了复仇，不仅把徐锡麟的心肺掏出来，还把他的子孙袋给他砸烂！
1907年的安庆，天色阴闷，连蝉鸣都显得慌张，巡警学堂的大礼堂里，人声压低，连脚步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徐锡麟站在门口，白布长衫贴在后背，汗水浸出一道道印子，他的头发梳得利落，脸色却有些苍白，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坚决。
台上的恩铭，身形挺拔，衣裳熨得没有一丝褶皱，周围簇拥着本地的要员和学堂里的年轻学员，他的笑容很稳，像在安抚全场，也像是在提醒每个人规矩不能乱。
徐锡麟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每走一步，掌心都渗出细汗，他盯着前方，心跳得比平常快许多，身边的议论声、纸扇的声响，像是隔着一层雾，他明白，今天之后，自己的路就再也回不去了。
他的左手攥着讲稿，右手揣在衣兜里，那把德国造的手枪冰冷得像块铁，没人注意到，他其实一直在观察恩铭的表情——那是个懂得用温情和恩威并济的人物，甚至对徐锡麟也有种“提携后辈”的亲近。
徐锡麟出生于绍兴，家里是做官和做生意的，日子不差，父亲对他很严，母亲却很慈祥，小时候他喜欢琢磨星星，自己做过星球仪，画天象图，数学也学得飞快。
十七岁中秀才，别人夸他聪明，他却总觉得“这天下的路不止书卷一条”，父母希望他安分做官，可他心里总有别的想法。
1901年他在绍兴府学堂当教员，教孩子读书，也教他们怎么做个堂堂正正的人。
1903年，他决定出国，到日本去学警政，那一年，东京的街头人来人往，徐锡麟第一次见到电车，也第一次在日本博物馆里看到一箱箱中国古董被人当宝贝展示着。
那天，他站在玻璃柜前愣了很久，旁边的日本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他，他听不懂全部的日语，但能从语气里感受到一种傲慢。
这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下“国不强则民受辱”几个字，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
日本的那段日子，他认识了陶成章、龚宝铨，大家私下里讨论得最多的，是中国是不是应该彻底变天。
徐锡麟一边认真学警政，一边偷偷参加革命小组，1904年冬天，他在上海加入了光复会，取了个“光汉子”的外号。
自那以后，他的生活就像悬在刀尖上，白天继续做教员，晚上跟同道密谋大事。
徐锡麟回国没多久，靠着家里的门路和表叔的引荐，直接买了个道员的身份，被派去安徽。
那时安徽的巡抚叫恩铭，是旗人出身，办事雷厉风行，办学、设警、赈灾、剿匪一把抓，在地方上口碑极好，下面的人既怕他也服他。
徐锡麟初到任时，穿着一身新做的官服，见恩铭，礼数做得分毫不差，恩铭一见这个年轻人，觉得比普通官员多了些书卷气，又有留洋经历，便有意提携，没多久就把安徽的警务都交给他管。
表面上是上下级，私下里两人也时常在署里喝茶聊天，谈起新式学堂怎么开，城市治安怎么管，甚至连报纸要怎么办也聊过。
恩铭喜欢讲些“变革要靠实干”的道理，徐锡麟听着，脸上总带着温和的笑，偶尔回应几句，心里却早就琢磨着光复会的那些事。
每次见面，徐锡麟都觉得，这种表面上的风平浪静，底下其实已经暗流涌动。
到了1907年春天，风声突然紧了，光复会有同伴被捕，内部消息开始走漏，徐锡麟心里清楚，眼下再犹豫就只剩死路一条。
他变得比以往更沉默，夜晚独自坐在灯下，桌上的军用地图翻来覆去，思路比谁都清楚——无论多难，他都得先走出这一步。
他用巡警学堂做掩护，收集安庆城的军事地图，还与绍兴的秋瑾串联，打算同时在安徽和浙江发难，但天算不如人算，行动只能提前。
7月6日那天，毕业典礼刚结束，恩铭准备离场，徐锡麟深吸一口气，走到恩铭背后，突然掏枪，对准这个曾经真正赏识过自己的“恩师”，一连开了七枪。
现场一片混乱，有人尖叫，有人惊呆，有人拼命去拉住徐锡麟，他的动作极快，手枪里子弹打光后才被人按住，他没打算逃，反而像松了一口气一样站着，任凭乱作一团。
恩铭当场倒地，鲜血流了满地，送医后没活过那天，消息传到清廷，京城震动，恩铭的家属更是悲愤欲绝。
坊间传说，恩铭是庆亲王奕劻的女婿，权力和背景都不一般，这件事发生后他妻子没有哭闹，反而像石头一样冷静，亲自督办了徐锡麟的审讯和行刑。
到底有多狠？据说，行刑那天，先是用铁锤砸烂了徐锡麟的下身，再剖腹掏心，把心和肺都挖了出来，用来祭奠恩铭。
城里很快传开，说徐锡麟的心肺被挖出来，这场起义失败后，安庆的气氛变得死气沉沉，徐锡麟的同僚，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杀头。
秋瑾在绍兴听到消息后，没有逃跑，反而主动留下，几天后也在轩亭口被处死，那年夏天，整个江南像一锅沸水，无数热血青年因为徐锡麟的死，彻底放弃了对清廷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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