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祥青：贿赂犯罪法律适用争议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 微课程|刑事责任|受贿人|受贿罪|行贿人|贿赂犯罪|黄祥青

贿赂犯罪通常具有犯罪手段的隐蔽性、多样变化性和法律适用的疑难复杂性等特点。如何将原则、概括、简约的法律条文，准确适用到纷繁复杂的案件事实中去，其认定思路和适用方法有哪些规律性的特点？下面，我们选取司法实践中的六个争议问题，结合典型案例，逐一进行探讨。

如所周知，故意犯罪的既遂形态通常有结果犯、行为犯与危险犯等多种表现形式。一般说来，贿赂犯罪的既遂形态通常认为是结果犯，也就是以行贿人送出、交付财物，受贿人实际控制、支配财物为既遂状态。

为了准确理解适用法律，这里有必要追问：为什么贿赂犯罪的既遂形态是结果犯，而不是行为犯或者危险犯呢？

故意犯罪既遂形态的设定根据

这就有必要首先讨论故意犯罪既遂形态的设定根据。伸言之，为什么故意杀人罪的既遂形态是结果犯，贩卖、运输毒品罪的既遂形态是行为犯，破坏交通工具罪的基本罪是危险犯？

由于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各种犯罪构成，主要是以单独犯罪的既遂形态为标本来设定的，因此在犯罪构成的分类上，故意犯罪既遂形态是基本的犯罪构成，其他未完成形态是修正的犯罪构成。前者是主要的犯罪形态，后者是补充的犯罪形态。

以此主辅关系为视角，我们切入故意犯罪行为过程来分析，各种故意犯罪通常案发时的常见状态，也就是通常的停止形态，当然是多数的主要的停止形态，其余的自然是少数的补充的停止形态。

因此，以故意犯罪通常案发时的常见状态作为既遂形态的识别标志，既与犯罪构成理论相契合，也便于司法实践中具体把握与认定。

举例来说，故意杀人罪通常案发于被害人死亡之后，并非杀人过程之中，因此是结果犯；贩卖、运输毒品犯罪大多案发于犯罪行为实行过程之中，而非实行完毕之后，因此是行为犯；破坏交通工具罪的基本罪，案发时主要呈现现实紧迫的危险状态，因此是危险犯。

不妨设想，如果将上述犯罪的既遂形态界定标准，界定在通常案发时点之前的话，则待到案发之时，各种犯罪均会呈现为是既遂状态，以至于几乎没有未遂形态发生的余地；如果将各种犯罪的既遂形态标准界定为通常案发时点之后的话，则可能导致各个犯罪在通常案发之时大多处于未完成阶段，以至于犯罪既遂形态变成少数或者例外的情形，从而颠倒了既遂与未完成形态的主辅关系。

也就是说，相对于通常案发之时，将故意犯罪的既遂形态的时间节点设置得过早或者过晚，均与上述基本或修正的犯罪构成分类标准不尽契合，因此不足可取。

就贿赂犯罪来说，其大多案发于行贿、受贿双方交接财物完毕之后，而非达成行贿、受贿合意之时，或者正在交接财物之时被抓到现行，因此将其既遂形态界定为结果犯，是契合贿赂犯罪的实际情况的。

至此值得一提的是，在刑法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中，具体判断犯罪既遂形态的表现形式，不能拘泥于法条文字、望文生义。

例如刑法条文明确规定了扒窃、袭警、挪用公款进行非法活动等具体罪状，如果单纯依据法条文字表述做判断，则很容易得出结论，这些行为都是行为犯；当我们运用上述故意犯罪既遂形态的界定标准，切入通常案发之时予以审视，上述行为则事实上是被界定为是结果犯。

由此可见，理解适用法律规范，首先追问其确立的事实或者法律根据是什么，乃是正确适用法律的密钥之一。

认定贿赂犯罪既未遂形态中的争议问题

第二个小问题，认定贿赂犯罪既未遂形态中的争议问题。

在不少涉及大宗财物的行贿、受贿案件中，当事人为了规避法律追究，行贿、受贿双方往往采用私下签订合同、留下字据等方式，约定由行贿人先行“代持”贿赂款物，待日后时机成熟或者受贿人需要使用财物之时，再予支配、使用相关财物。

于是，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在行贿人“代持”贿赂款物的场合，如何认定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形态？

➣ 一种观点认为，行贿人代持贿赂款物，是行、受贿双方刻意设计的规避法律追究的隐身术或者障眼法，双方不仅形成了犯罪合意，而且实施了签订转移财物权属的合同等权钱交易行为，事实上受贿人已经取得贿赂款物的控制支配权，因此应当认定为是受贿既遂。

➣ 另一种观点认为，既然行贿人没有失去对贿赂款物的实际控制支配权，受贿人也没有真正掌控相应的财物，在此情况下就案发了，受到刑事追究，应当认定为是受贿未遂。

对于行贿人“代持”贿赂款物的案件，如果认定为是受贿既遂的话，则可能产生以下三个问题。

① 从财产犯罪的既、未遂标准来看，直至案发之时，行贿人实际控制财物的事实状态，与控制说或者说失控加控制说的既遂标准是并不完全符合的。

② 从“代持”行为的变异情况来看，如何妥处实践当中发生的“过河拆桥”或者“事后反悔”行为，往往成为不容回避的争议问题。也就是“代持”行为发生以后，有的行贿人改变了行贿的意图，直接将代持的财物进行了支配处分，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认定行贿既遂还是未遂呢？实践中是存在不少争议的。

③ 从财产实际执行的角度讲，“代持”行为往往与其他的受贿行为交织发生，在司法裁判文书当中也是混合认定的。对于一体认定的受贿既遂，在实际执行的过程当中很难进行具体区分，因此也给执行行为带来了一定的困扰，甚至产生执行的错误。

基于以上三个问题，我们综合研判来看：对于“代持”行为的犯罪形态问题，可以依据财产权能是否分离的事实，区分两种情况来分别认定：

一种情况，就是代持钱款、实物的，由于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种财产权能是不可分割的，直至案发之时，受贿人没有实质取得任何一项财产权能，因此这时认定为是受贿未遂是妥当的。

第二种情形，就是代持股份、房屋等财物的，因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可以适度分离，且财产转移以公示登记为标准，因此应当区分不同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认定：① 如果受贿人取得房屋的钥匙，用于出租或者实际居住的，这时行贿人失去的与受贿人实际非法获取的，均是房屋的占有、使用权，应当认定这一部分为受贿既遂，但是犯罪金额适宜按照房屋的市场租金价格予以计算。② 如果受贿人实际行使股东权利的，参与了利润分红等行为，则适宜将分红等实际获得的非法利益认定为是受贿既遂。

2007年7月8日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以明显低于或者高于市场价格向请托人购买或者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的”，以及“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构成受贿罪。

对于这一个司法解释，如何把握其内容的规范要点呢？我们觉得从简短的文字中可以把握三点内容。

➣ 第一，在市场交易价格波动幅度内的交易行为，属于正常的交易行为。

➣ 第二，明显超出市场交易价格波动幅度的交易行为，属于权钱交易行为。

➣ 第三，没有日常市场交易价格参照的交易行为，只要具有权钱交易的实质的，应当依法认定为受贿罪。

据此，我们来分析典型案例。简要案情是这样的：被告人余某某原来是国家机关干部，按照国家工作人员及其家属不能经商办企业的相关规定，其妻子欲转让其所持的公司股权。余某某利用其职务影响力，迫使他人将收购股权的价格，由多次谈判确定的原始出资额的9倍，提高到9.22倍，余某某的妻子也从中获利290余万元。

被告人余某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了交易型的受贿罪呢？

一种意见认为，虽然余某某利用其职务影响力非法获取了巨额利益，但是该种获利行为发生在真实的股权交易的背景之下；虽然股权价格有所提升，但0.22倍尚不符合“明显高于”的法律规定，因此不足以动用刑罚予以处罚。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余某某的妻子出售的公司股权，并非房屋、汽车等具有常规市场交易价格的通用商品，因此不能适用“明显高于或低于市场价格”的认定标准。

其妻子经过多次谈判，已经将特定公司的股权价格提高到原始出资额的9倍之多，充分体现了股权价值增值的实际情况，谈判至此该部分皆属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行为。

国家工作人员余某某此刻出场，促使股权价格进一步提升，显然利用了其职务影响力，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因此应当认定是交易型的受贿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