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公审大会是在一个叫山南村的小地方开的。
山坡背风，树影婆娑，搭起的临时台子用木板钉的，台下坐满了人——大多是区党委的干部，还有些抗联战士，甚至还请来了一个国民党方面的特别代表。
那天风不大，阳光有点刺眼。
高志远站在台上，脸色苍白，戴着他那顶旧军帽，帽檐压得很低。
这场审判不是秘密进行的，也不是仓促决定的。
按当时的说法，是“依法处理”。
可问题就在于——他到底有没有真正认罪？
说起来，冀东这块地方，从“九一八”之后就一直是块硬骨头。
日本人想啃，可怎么也啃不下来。1938年，冀东抗日联军正式成立的时候，高志远是总司令。
之前他是东北军出来的，在战场上拼过命。
部队打得分散，补给差，常年吃不饱穿不暖，地形熟是优势，可人心散是实情。
到1940年前后，形势越来越紧张。
冀东根据地被压得喘不过气来，部队减员严重，物资断供，内部矛盾也开始浮出来。
一些人开始怀疑高志远动了投敌的念头。
他派人下山，说是想联络一下吴佩孚——那个早已退隐的北洋老将军。
理由嘛，是为了搞点粮饷。
可在那时候，这种“私联旧部”的行为，就像一把火苗，随时能点燃整整一片森林。
预审是在政治部的锄奸部进行的。
据说还特地从冀东请了一个法律出身的专家，按国民党的法律走的程序。
主审官也是这位专家。
流程走得很规范，甚至还留了审判记录。
但到底有没有高志远“认罪服法”的原话？没人能肯定。
杨春甫是当时的检察长。
他写过一份回忆材料，说得挺明确：“他（高志远）认罪了。”李运昌也说：“高当场认罪服法。”这是他们记得的。
可问题来了。
几十年后再翻这些材料，却发现另一批人的记忆完全不同。
比如一位叫李炳志的老兵，曾是抗联战士，他说自己亲耳听到高志远在自辩时说：“哎！还说什么呢！过去全怪我糊涂，心肝给猪油给蒙了。”话没说完，审判长就没再给他发言机会。
山南村的村民王福用也说，高志远那天最后说：“唉，一步错，步步错，没啥好说的了！冀东的抗联战士们，跟日本鬼子干到底吧。”但后面说了什么，他记不清了。
声音有点小，被风吹散了。
还有个细节也挺让人琢磨。
王凯东在《七十五年漫忆》里提到，高志远终审后曾要求见王仲华政委，说要托他说两句话给中央。
那两句话是：“我是忠良，要求上诉。”
听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认罪的人。
另一份材料中，刘铭——当时的多余屯支部副书记，也在现场。
他说，高志远承认曾派人联系吴佩孚，但坚称那不是投敌，只是想搞点粮食，撑过那段最难熬的日子。
没有签字承认叛国。
可是在朱其文写的《平西抗日政权及武装斗争纪实》里，却记载说高志远“供认他确实企图率部队叛变投敌”。
怎么说呢，所有这些材料拼在一起，像是一面多棱镜。
每一个角度都反射出一点光，但没有一个能完整照亮整个真相。
从1950年代开始，关于这件事的讨论就没停过。1959年，高志远的儿子高继云复员回家，组织上找李运昌核实父亲的事。
李运昌还是那句话：“在公审大会上，高志远坦白承认叛国罪状，群情愤慨，即处决。”
可谁又能保证，十几年前的记忆，没有被时间搅乱？
到了1994年，滦县党史研究室的陈发等人专门写了一份《对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高志远问题的探讨》，寄给了萧克将军。
萧克认真思考了半年，才写了回信。
他没说高志远是冤枉的，只是转寄了杨春甫的回忆材料。
那时距离高志远的枪决，已经整整55年。
最接近“原话”的一句，来自唐向荣在《盛世中华功臣谱》里的回忆。
他写道：“他在公审会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就说一声：‘服！崩吧！’”
这句话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战士的认输，而不是一个罪人的认罪。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