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邮的老城墙至今还在，砖缝里可能还藏着当年那些夜晚响过的脚步声。
那是1948年秋天，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夜晚。
可偏偏就是那晚之后，监狱里的人一个个“死而复生”。
消息传出来，连当时的地下交通线都一度以为情报搞错了。
事情得从一个“处决”说起。
那时候，十几名被定为“死刑犯”的中共地下党员，已经等了好几天。
他们知道自己的罪名——反政府、通共、煽动叛乱，按当时的军事法庭，枪毙完全合法。
可奇怪的是，到了夜里，押他们出牢房的那队人马，没往惯常的东门大窑墩走，而是一路向西。
那边不是行刑场，是268团部的驻地。
走在最前面的黄益民心里就起了疑：“这不对劲。”
押解他们的士兵不说话，神情也不冷不热。
谁都不知道要去哪。
一路上，脚下是咯吱作响的石板路，耳边是秋风吹得铁门哐哐响。
黄益民偷偷朝身边的于哲人说：“小心点，可能有什么变故。”
那时候，他们刚经历了一次失败的越狱。
原本计划得天衣无缝，连起义后的接应都安排好了。
可就在准备动手的前一夜，监狱突然加派了两层岗哨，还调来了一支便衣队。
第二天，全员被转入重刑区。
再过几日，就传来“判决书”：死刑，立即执行。
有人怀疑是狱中有人变节了。
后来才知道，是同批被捕的柳家兆出了问题。
他在关押期间临阵退缩，主动投靠国民党，交出了所有越狱细节，换得一条命。
黄益民他们不是没想过可能再也走不出监狱。
可谁也没想到，真正带他们走出牢门的，不是越狱成功，而是一场“转移”。
押解的队伍一直走到了高邮西郊的军部大院。
那晚冷得很，月亮悬在天上，像一把钝刀。
门口站着个军官，穿着国民党制服，腰间别着佩枪，脸上没有表情。
“我是张我疆，268团代团长。”他说。
然后一句话，把所有人脑子都炸懵了：“你们这些人，现在跟我们撤退。
共军快打进来了。”
撤退？不是枪决？没人敢相信。
张我疆没多解释，只说了一句：“谁敢跑，谁敢反抗，当场枪毙。”
就这样，这十几个人开始了另一场“行军”。
没有枪，没有粮，每人双手反绑。
夜里走，白天藏。
有人脚底磨破了，有人伤口感染了。
最难的是高春兰，她身形瘦小，原本在狱中就被打得奄奄一息。
才走了二十里，她就撑不住了。
“我不走了，你们打死我吧。”她靠在一棵树下，眼神已经飘忽。
张我疆听说了，皱了皱眉，只对身边士兵说了几句话。
紧接着，一声枪响。
前方的人都停住了脚步。
没人敢问是怎么回事。
也没人敢回头。
再走几十里，吴克春也倒下了。
士兵没等汇报，直接把他拖到路边。
又一声枪响。
大概是走到第三天夜里，队伍才停在一个叫张家庄的小村子。
黄益民他们被丢进一间破屋子。
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四周只有草席和破陶罐。
几个人挤在一起，没人说话。
大约过了两个时辰，门被推开了。
张我疆又出现了。
这次，他没带枪，也没穿军服。
只是叹了口气，说：“现在情况变了，南京那边已经没人管我们了。
你们要是不想死，我就放你们走。
别再回来。”
没人回应。
他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门真的开了。
门外没人，枪也没了，士兵全不见了。
黄益民和剩下的几个人就这样站在门口，风吹着他们破烂的衣服。
他们不敢相信。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陆续找到了队伍。
更让人吃惊的是——连高春兰也活着。
她并没有被枪决，而是被单独关押在一户村民家里。
张我疆的动机，没人能说清。
他后来有没有投诚，也查不到确切资料。
但那次，他确实没杀这批人。
三个月后，黄益民在淮安重新建立了联络点。
一年后，他被任命为地方公安处负责人。
于哲人调去了南京，参与战后接收工作。
至于柳家兆，据说后来在渡江战役前夕被击毙，具体细节无从考证。
这件事在地方档案里被简单记录为“高邮监狱事件”，一页纸，连名字都没写全。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起“他们已经被处决了”这句话。
参考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汇编（1945—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江苏革命史资料选辑（第八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5年。
高邮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邮市志（1949—1985）》，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
郭广富口述，黄益民整理，《战火中的信仰》，未公开手稿，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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