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9年5月25日凌晨，上海近郊，枪声已经渐渐稀疏。
那时候，北兵团司令刘昌义穿着一身旧军服，从他临时指挥部走出来，没带副官，也没走后门，他是自己走到我军阵地前的。
他说：“我是刘昌义，我决定起义。”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句话没多少人记得，但当时在场的战士，很多人后来都提到过那一夜。
说他神情平静，眼神清明，不像是来投诚的，更像是来交代一件早就准备好的事。
可谁知道，就在十几天前，他还在为没有兵、没有渠道、没有机会而发愁。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是国民党最后的据点之一，前线一败再败，后方人心惶惶。
汤恩伯在上海主持防御，调来调去，嫡系部队早就准备撤了，剩下的临时拼凑部队、杂牌军、地方保安团，全压在一个“北兵团”头上。
刘昌义就是被临时拎出来的那个“兵团司令”。
说起来有些讽刺。
他年轻时是西北军出身，跟过冯玉祥，打过北伐，抗战时期还在豫中守过许昌。
那一仗，部队打光了，师长吕公良战死，他自己带着不到两千人突围出来。
后来毛泽东提到那场战斗，说：“几十万国民党军不战而溃，只有杂牌军还能打一下。”
可惜，这样的战绩没带来什么好结果。
部队被拆散，他被挂了个“绥靖区副司令”的闲职，名义上有官，实则无兵。
常年住在上海，外界对他的评价是：“有点郁郁不得志。”
但事实上，他早就开始接触民革，也和李济深派来的王葆真建立了联系。
他不是一时冲动，而是早有准备，只是一直等不到一个能真正掌权的机会。
机会，是汤恩伯给的。
5月中旬，51军军长战死，汤恩伯急需人顶上。
他想来想去，嫡系不能动，杂牌又没人服，想到了刘昌义——反正不是自己人，用起来也方便。
于是命他接任51军军长。
刘昌义答应了。
可刚接到任命，他第一时间找王葆真，却发现人不见了。
一打听，才知道王被汤恩伯秘密扣押了。
这下麻烦了。
他终于有了职权，却失去了与中共联系的渠道。
更棘手的是，51军早就被打得七零八落，手里没几个人。
他虽然是军长，但根本无法起义——没人起。
就在这时候，汤恩伯又给了“惊喜”。
为了掩护嫡系撤退，他决定成立“北兵团”来拖延时间。
没人愿意接这活，最后还是刘昌义——这个“适合留下的人”——被顶上去了。
站在别人角度看，这是明显的炮灰安排。
可刘昌义却清楚，这可能是唯一能重新聚兵、重新掌握主动权的机会。
他接受了。
开始悄悄调集零散部队，安排部署，把能信得过的旧部一一召回。
这几天内，他几乎没合过眼。
那时候的上海，外围已经有不少部队起义或者投诚，内线也在频繁活动。
可在这种局势下，真正能掌握兵权，又敢公开起义的，还是不多。
5月23日，解放军攻入月浦，战局已经走到最后阶段。
两天后，刘昌义率部起义，正式走出黑暗。
那天他没有仪式，没有演讲，只是带着一身尘土，走进解放军阵地。
有人问他：“你一个兵团司令，怎么亲自来了？”
他笑了笑，说：“这事儿，别人做不了。”
起义之后，他并没有被立刻视为“功臣”，而是按照一般投诚将领安排了工作。
他没有争，也没有提要求，只是很快开始做统战相关的事务。
后来留在上海，一直做事很低调。
直到1982年，上海市政府为他出具起义人员证明书，正式定性。
参考资料：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第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0-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
《上海市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起义将领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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