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两天,书法大厦杯的评审作弊处理公告就撤回了,也给这一事件画上了一个基本基调,那就是牺牲作者,留足颜面,不了了之。
日后那位评委再谈及此事也会以“一场误会而已”一笑了之。只是延志超先生的特等奖必然一去不复返了,空欢喜一场还落下口实,成为日后的业内笑柄。
不过延志超先生还年轻,传统功力深厚,又得张旭光先生亲授,想必书法生涯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毕竟书坛丑闻太多,多媒体时代很多都遮掩不住,大家身上都有屎,谁也别拿他人的短处说事。
这种搅混水的处理方式在当今书坛并非个例。第七届兰亭奖时,金奖原本定四人,后来两人在文字校验时被淘汰,另有一人被举报内容抄袭也被拿下,独留崔寒柏先生一人享受金奖荣誉。
对于这个结果,崔寒柏先生着实为自己的幸运夸耀了一阵。但是随后在很多官网公布的名单上,那位涉嫌抄袭的作者依旧被列为金奖获得者,与崔寒柏先生并立。
崔寒柏先生现在也不再炫耀自己是第七届兰亭金奖的唯一获得者了,曾经被热议的抄袭事件也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翻案了,不知道那位被抄袭的作者现在是什么心态。
书法大厦杯事件与兰亭奖风波,看似两起独立事件,实则同根同源。它们共同揭示了中国书法界一种根深蒂固的运作逻辑——以表面的和谐掩盖实质的不公,以模糊的处理替代明确的责任划分。
在这一逻辑下,真相成为第一个牺牲品,公平成为第二个牺牲品,而年轻书法家的权益,则成为最容易被放弃的筹码。
曾翔先生曾说过:“科技让世界变得清晰,艺术让世界变得混沌。”如此看来,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其实显出超强的艺术性,只是这个艺术性被用在了本应清晰的事件上。
当“留颜面”本身成为一种艺术,那么真相就不得不成为牺牲品。这种艺术性的混沌处理,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化的逃避,一种对责任的系统性推诿。
文化传统中,“中庸”被视为处世的最高哲学,但它常常被曲解为无原则的调和与妥协。“家丑不可外扬”的古训,在当代书法界演变为对问题系统性掩盖的集体默契。在这种默契下,揭露问题的人反而成了破坏和谐的麻烦制造者,而被牺牲者则被期待“顾全大局”。
书法界的裙带关系、师承网络、地域团体构成了错综复杂的利益共同体。一位评委不可避免的是参赛者的老师、同乡甚至是亲戚,与其评判的作品作者有着千丝万缕的私交。
这种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使得任何试图清晰界定责任的行为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于是,“混沌处理”成为代价最小的选择——没有人需要承担明确责任,所有人都能继续维持表面和谐。
在书法大厦杯事件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混沌美学的典型应用。公告的发布与撤回,构成了一种精心设计的模糊处理:既回应了公众对公正的呼声,又保全了相关人士的颜面;既承认了问题的存在,又避免了具体的问责。
这种处理创造出一种奇特的叙事空间,让各方都能找到自己想要的解释。支持者
可以说“毕竟发了公告,说明还是有底线”;辩护者可以说“撤回了公告,说明事情没那么严重”。真相就在这两种叙事之间被消解了。
这种混沌美学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书法艺术本身而言,当评审的公正性屡遭质疑,比赛的价值就会被稀释。
一位年轻书法家付出诸多心血准备作品,却不得不在一个规则模糊、标准游移的赛场中竞争,这种体验无疑是对创作热情的巨大打击。
更严重的是,当年轻一代书法家目睹前辈们如何通过关系而非实力获得认可,他们很可能内化这种价值观,将经营人脉置于磨砺技艺之上。
对书法生态而言,混沌处理的累积效应是公信力的持续流失。书法大厦杯公告撤回后,一些人在期盼反转,而更多的人则已经猜到结局,这折射出公众对书法界自我净化能力的深度怀疑。
这种怀疑主义的蔓延,最终伤害的是所有认真从事书法创作的人,包括那些真正有实力、有操守的艺术家。
在混沌中,谁受益?谁受损?受益的显然是那些既得利益者——他们可以在不透明的环境中继续经营自己的小圈子,维持自己的权威地位。受损的则是那些没有背景、依靠实力竞争的年轻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本身的公信力。
延志超先生失去了特等奖,但至少还年轻,还有未来;而那些我们不知道的名字,那些在类似事件中被默默牺牲的作者,他们的损失又由谁来计算?
书法艺术追求的是在规矩中得自由,在法度中见性情。这一艺术理念,其实也应当适用于书法界的运行机制——在清晰的规则中保障公平,在透明的环境中促进竞争。混沌或许能暂时保全一些人的颜面,但长远来看,它损害的是整个书法艺术的根基。
回到书法大厦杯事件,公告的撤回看似给事件画上了句号,实则开启了一个更为严峻的提问:书法界是否准备好迎接一个更加透明、更加清晰的时代?还是将继续在混沌的庇护下,维持那脆弱而虚假的和谐?
当“留颜面”成为一门艺术,当混沌处理成为常态,书法这一古老艺术在现代社会的命运不免令人忧思。在清晰与混沌之间,书法界必须做出选择,而这个选择,将决定这门千年艺术是焕发新生,还是继续在利益的泥沼中沉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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