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零年的春天，在山东无棣县看守所里，45岁的牛宝正正低头整理草铺，他曾做过北平草岚子监狱看守，此时被纳入历史身份审查对象，等待组织甄别。
这天下午，县公安局的一位干部来看守所清理旧档案，正好看到了牛宝正的材料。这名细心的干部注意到档案上面的一行字：“曾任北平草岚子监狱看守”。他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慢慢合上档案，直接就去找所长。
他向所长简单说了一下“草岚子监狱”的情况，在当时那里是关押中共核心骨干的“地狱牢笼”。所长马上也意识到，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一名在押人员，他以前的背景可能牵涉重大。随后两人不敢耽搁，当天就把情况写成报告往县里送。
消息很快传开，从县里到专区，再到省里，最后传到北京。几天后，无棣县公安局收到一封急电。要求马上查清牛宝正现在的情况，保证他的安全，并尽快送来北京。就这样，一个普通小贩的命运被这封电报改变了。
牛宝正出生在山东无棣县，家里地少，年景不好时就吃不饱。那时是民国初年，山东很乱，到处都有匪患，老百姓日子过得很不安稳。牛宝正很早就离家谋生。后来托关系，在县警察大队找到一份工作。他干活踏实，不惹事，只想混口安稳饭吃。
但那时山东正军阀混战，县里官员换得勤。警察大队也快解散了。牛宝正觉得待不下去了。他听北边回来的人说，北平城大，机会很多。于是他收拾包袱就往北走。一路上，他心里没底，只盼着到了北平能有口饭吃。
刚到北平时，牛宝正在扛过包，也给粮店拉过车，干的全是力气活，还是经常饿肚子。后来，他遇到同为无棣老乡的北平宪兵侦缉队长高继武。这人看他年轻老实，就问他愿不愿意去监狱干活。高继武说，那是公家地方，每月有固定工资，比打零工强。牛宝正当即就答应了。
靠这层关系，1931年，牛宝正进了草岚子监狱，当上一名看守。这座监狱在北平西城，里面关的不是普通犯人。当时，国民党抓了很多地下党干部和进步学生，他们都被集中关押在这里。牛宝正每天的工作就是巡视牢房、看管犯人、登记名字。他很快感觉到，这里气氛特别压抑，走廊里总是静得可怕。
时间久了，牛宝正注意到一些囚犯和别人不同。他们衣服虽然破烂，却尽量穿得整齐。有人身上带伤，走路不稳，但眼睛清亮有神。
他私下听老看守说，在这里关着的有杨献珍、殷鉴，还有安子文、刘澜涛几个华北地区中共的高级干部。上头对这些“要犯”管得很严，吩咐要特别关照。他们的饭菜常被克扣，看守也对他们随意打骂。
牛宝正听后心里不太舒服。轮到他值班时，在经过这些人的牢房时，如果旁边没别人，他会细细观察。他觉得这些人不像坏人，不该关进来受罪。
一九三三年秋天，牛宝正接到老家口信，说他老娘病重。他想写封信回去问问情况，但自己认字不多，写不出一封完整的信。
一次值夜班时，他看四周没人，悄悄走到杨献珍的牢房外，拿出纸笔，低声让他帮忙写一封家书。杨献珍隔着铁栅栏看了看他，最后点了点头。
第二天交班时，一张折好的信纸从栏杆缝里塞出来。牛宝正打开一看，感觉信写得情真意切，字迹工整，不仅问了母亲的病情，还仔细嘱咐该如何调养身体。牛宝正捏着信纸，心里一热。这份情，他记住了。
从那以后，他和杨献珍等囚犯的来往多了起来。听他们讲道理，牛宝正心里渐渐明白了。他知道这些人拼命是想改变这世道，让穷苦人过上好日子。牛宝正此后不再只是同情。他开始利用看守班长的身份，给牢里的这些人提供实际帮助。
在监狱里的杨献珍他们急需知道外面情况，牛宝正就会偷偷买上几份报纸，有时还能找到一两本进步书籍。他把这些东西仔细藏好，混在给犯人的杂物里，趁值班时悄悄递进去。
有时监狱里的人会把消息写在窄纸条上，搓成纸卷，交给牛宝正塞进外面约定好的墙缝里，等地下党的同志来取。牛宝正传递消息每一步都走在刀尖上，但他觉得做这事是对的，心里反而更踏实。
一九三四年，草岚子监狱里气氛突然变得紧张。国民党特务加强了对囚犯们的审讯。一天夜里，牛宝正在值班室整理文件，听见隔壁监狱长和特务们正低声说话。他隐约听到“名单”、“顽固”、“处理”几个词，心里一惊。
他马上屏住呼吸，靠墙细听。原来监狱正在拟定一份十二人的处决名单，杨献珍、殷鉴等主要干部都在上面。牛宝正浑身发冷，知道一刻不能耽误。等到换岗时人员杂乱，他靠近杨献珍的牢房，用最快速度把这个消息传了进去。监狱秘密党支部得到示警后，立刻做好了应对审讯的准备，大家统一口径。由于事先防备，特务的第一次突击审讯一无所获。
但特务不死心。不久，他们又对牢房进行突击搜查，想找到地下活动的证据。这次，牛宝正是从值班室一份待签的公文里看出了不对劲。他再次提前报信，让这些同志们把可能惹麻烦的纸条、书本藏好或销毁。这两次报信，帮狱中同志躲过了麻烦。
时间到了一九三六年。日本对华北侵略加剧，时局危急。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这批干部是北方局的骨干，他们熟知北方工作情况，斗争经验丰富。若长期被关押或遭不测，将会是党的重大损失。
随后中共北方局在刘少奇领导下经过周密安排，制定了“登报假脱党”的营救计划，他们利用国民党狱政规定，刑期满五分之一者可登报声明“脱党”获释。这是以退为进的险招。
一旦国民党察觉是假声明，不仅狱中干部会被立即清除，参与联络的人也会遭灭顶之灾，而且狱中有部分干部为了清白反对登报声明，这些就需要监狱内部有人传递组织信息、协调行动，牛宝正就成为了这个接应人。
他凭借对监区布局、岗哨换班时间的熟悉，绘制出详细地图，传递中央指示，协助狱中同志分批完成“登报”流程，最终成功营救出61名干部，为北方局保存了宝贵的骨干力量。
这次“假声明真脱狱”成功，让国民党当局震怒并马上下令彻底清查，情报部门很快怀疑监狱内部有内鬼。牛宝正平时和囚犯们的接触被列入怀疑名单。不久，他被抓起来，关进了自己曾经看守的牢房。面对审讯和折磨，他咬紧牙关，一个字也没说。
牛宝正被捕后，外面的同志没有忘记他。他们想尽办法，费尽周折，终于把他救了出来。但北平不能再待了，他来不及收拾行李就匆匆逃离，一路往南，躲过层层关卡，最后回到了山东无棣老家。
为了不引起怀疑，他把北平的往事深藏心底。对村里人，他只说在外面没混出头，回老家过日子。他随后在老家摆了个小摊，卖针线、火柴等零碎，勉强维持一家生计。
他也曾经试着找过当年在监狱联系他的人，但那时抗战已全面爆发，兵荒马乱，所有线索都断了。他偶尔也会想起杨献珍他们，不知道他们现在是否安全。
此后十多年，牛宝正就和普通老农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段往事，被他埋得深深的，仿佛从未发生。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了山东乡下，牛宝正心里熄灭的火苗又微微动了一下。他想，现在天亮了，也许能找到组织了，那些他帮过的人应该还记得他。
但现实很快给了他一记闷棍。县里随后开始登记人员、审查历史，他在国民党草岚子监狱当看守的经历，白纸黑字写在档案上。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这段历史让他被归为需要“管制”的一类人。
就在牛宝正陷入麻烦时，那些受他相助的人，也没有停止寻找他。此时，杨献珍、安子文、刘澜涛等人已在新中国的重要岗位工作。他们心里一直惦记着当年那位善良勇敢的“牛班长”。新中国一成立，他们就通过各种渠道打听他的下落。
寻找过程很不顺利。直到一九五零年，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安子文才从无棣县公安局上报的材料里知道牛宝正被关在无棣看守所。
情况紧急核实后，中央有关部门立即指示送他来北京。当牛宝正被人从看守所带出来，告知他要去北京时，他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不明白怎么回事。
火车到达北京，刚出站，他一眼就认出了那几个既熟悉又被岁月改变了面貌的人。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几步上前，紧紧握住他那双粗糙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将近二十年了，他们终于重逢。
随后，牛宝正的历史问题得到彻底澄清。组织正式做出结论，肯定他在那段恐怖岁月里对革命事业做出的特殊贡献。考虑到他有监狱工作的经历，组织安排他进入公安系统，重回草岚子监狱负责预审工作，并给予行政18级的正处干部待遇。
这位沉默了半辈子、隐姓埋名多年的功臣，最终在他曾为之冒险奋斗的新中国的首都，获得了公正的对待，1954年，牛宝正这位“红色看守”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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