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正式宣告成立，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穿着各式服装、佩戴各种符号的“国军”嫡系部队和杂牌军，从中原河南、西北甘肃与陕西，翻越秦岭、大巴山，一批一批向西南方向集结，随即我各路大军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挥师大西南，拉开了解放大西南的序幕，直逼川康地区，那时，西康省主席、24军军长刘文辉在我方感召下，作出了明智的选择，于12月12日与川军将领邓锡侯、潘文华在四川彭县通电宣布西康、四川和平起义。并发布了三条训令：一、自即日起摘除青天白日满地红帽徽；二、涂去各地有关标语；三、卸去旗子及蒋氏画像。同时要求各单位和所有民众，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肃清敌人残余力量，在军乐声中，康定总指挥部和省府的旗杆上升起了鲜艳的五星红旗，宣告西康省省会康定全面解放。
康定解放后，市面景象为之一新，城里各校园里掀起了解放区雄壮欢乐的歌声，有些人练习扭秧歌和打腰鼓，还有的青年认为起义了，就去参加省府警卫团当新兵，此时，由于我军尚未进驻康定，军事方面由刘文辉陆军小学和保定军校同期同学，长期跟随刘文辉，参加军阀混战，刘任团长，他即任营长，后随刘逐步递升，刘任帮办，他任混成旅旅长， 后升24军第四师师长的唐英负责，并把他任命为川康边防军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24军康定行营主任，负责康定地区的军事部署和起义后续工作。
唐英，字永晖，四川仁寿人，他有个族叔名叫唐式遵，是个非常顽固的国军上将，唐英随刘退居西康，还是一名实力派的师长，刘文辉起义后他也追随起义，并以川康边防军副总指挥名义留在西康省会康定。当然，此时的他打仗没有心思，想的自然平这发财的官。他私人投资在成都开设了一个规模较大的“大可楼”糖食店，并办了一个其昌银行自兼董事长，非常有钱，唯一的一张照片是当年他在成都华西坝高琦中学捐赠了一所教学楼，并以他的名字命名为“永晖楼”，手持一张“深入民间”的锦旗与师生合影，看他中将领章，全副戎装、披着黑呢大氅披着军大衣，可谓是气宇轩昂，可谓是志得意满。
西康省会康定和平解放后，作为军事一把手的康定行营主任唐英，刘文辉任命他重点防御是大炮山方向的来犯残敌，以保卫省府康定的安全。大炮山：藏语名为“打破拉”，意即公马山或骏马山，位于康定、道孚、丹巴三县交界处，垭口实测海拔高度4517米。据《丹巴县志》载，这条“丹巴至康定驮道，是清代形成的主要交通线”，“由城门堡出，南过老四河桥溯东谷河而上，经康达桥（坎断桥）、弓插（公岔）、井备桥、东谷60里宿，由东谷街、五里桥、小岩、大岩、铜炉房60里宿，再行30里至牦牛街宿，由牦牛、小奎容、大奎容、台站（大炮山麓）翻越大炮山（与康定交界处）经新店子、至中谷、王母、三道桥、二道桥抵康定城，全程450余里，县境230里。1959年八（美）丹（巴）公路通车后，始废此路。”
也就是说，大炮山是丹巴与康定交通往来的必经之地——既是贸易通道，也是交通要道，这里山体气势磅礴，山顶云雾缭绕，终年积雪覆盖，据当地群众回忆，当年这条道商旅和骡队往来频繁，台站还设有驿站和客栈，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只要守住这里，再强大的敌人也攻不进来，更别说是残军了。
事实上说，刚刚和平解放的康定正值农历过新年期间，本来这一带堪称是浪漫之处，《康定情歌》“跑马溜溜的山上……” 就是描绘了这一地区的美丽与风情，让这座当年的省会小城蜚声海外，这里的人们怀着对未来的美好希望，都欢欢喜喜地按照习惯，吃团年饭，街上扭秧歌、跳锅庄、打腰鼓、跳弦子的欢乐歌声，夹着不时的鞭炮声，伴随着雅拉、折多河经久不息的奔腾声，迎接着即将到来的光明。负责防务的唐英更是沉浸在快乐之中，自是认为有此天险便可以康定城做个和平将军，高枕无忧了。
谁知，正在唐英等人认为平安无事之际，他突然接到一封来信，上称：“国军少将田中田师长率部三千余人，军纪严明，武器精良，近日到康，望接洽为盼”。照理说，唐英手下数千人马，加上有大炮山天险，完全能阻拦这样一支流窜而来的残军。事实上，田中田部虽号称 “三千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士兵家眷，真正的战斗人员不足两千，且多为老弱残兵。
接到这消息的唐英等官员，虽已随刘文辉通电起义，但内心始终充满顾虑，更是有一处怯战心理，他们担心过往与国民党的关联会被清算，对新政权的态度摇摆不定，起义立场并不坚定。得知田中田残部逼近康定的消息后，这些人非但没有组织抵抗，反而第一时间派人前往丹巴与田中田联络，提出愿意提供粮食补给，只求田中田部不进攻康定，直接从丹巴经大渡河而下，取道汉源县富林镇前往西昌。
因为当时的西昌由胡宗南部占据着，这里虽然是西康省东南的一个边陲小城，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南以金沙江与云南省接壤，东北以大渡河与四川相邻，还有大小凉山、鲁连山阻隔；西与西藏接壤，地处川、滇、藏要冲，境内高山深谷，密布林木，只有中间是一个约10数平方公里的小盆地，安宁河从中流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被人称"蜀滇锁钥"，老蒋认为这块地方进可攻，退可守之地，此时，唐英派去一名龚耕耘的团长去找田中田联络，一方面给他提供点补给，让他尽快离开，另一方面告诉他大炮山的防御情况。
不过，当时田中田也是如此，毕竟自己这么点属于乌合之众人马，怎么敢去碰作为西康省会的康定，城里不仅有国军中将唐英的几千人马守着，防范一定很严，本来屡战屡败的这支残军，如果要硬拼，全军覆没是必然的，因此，他的真实想法也就是筹集点补给，计划从丹巴去八美，由八美再向九龙方向，然后还是到西昌去的另一条路线。谁能想到这唐英手下的团长龚耕耘来到这后，告诉他一则无比欣喜的消息，认为富贵险中求，使他不由得恶从胆边生：想一举拿下这个省会城市，来个一鸣惊人。
原来，这名属于刘文辉手下活得并不得意的团长龚耕耘告诉田中田：康定城里非常空虚，充其量是唐英手下那些个根本没有战斗力的学兵组织之类，关键是这些省府的头头脑脑表面上响应起义，骨子里就是怕听到枪炮声，一个个都是胆小如鼠，害怕打仗的人，听到田师长大军压境，没有说要抵抗守卫，都声称花点钱财消灾。这些人想到的都是如何避开这场看来要发生的战事，谁愿意丢掉性命。
田中田一听，不由得喜出望外，赶紧对龚耕耘下套：从全国形势来看，国军虽然兵败，但山还是没有倒，况且胜败兵家常事。西康幅员辽阔，又是人烟稀少的山野之乡，在这一带打游击周旋，肯定是大有作为。如果能占领省会康定，与西昌形成了互为犄角之势，只要打通了大渡河一线，西昌、康定密切呼应，便能形成气象，一旦大战一开，便能够翻盘，到时候重敲锣鼓另开张，自己给自己做主。在这种情形下，西康将是有能耐之人崭露头角之地，也将是英雄豪杰的崛起之地。这也就是所谓的乱世出英雄，你升个少将、中将司令岂不易如反掌，不知龚团长是不是也这么看？
这一番话便这么不得志的龚耕耘说得心花怒放，很快两人便一拍即合，随后龚耕耘率部担任前锋，直奔康定而来。此时康定城内的气氛，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一致，得知田中田残部逼近康定的消息后，这些人非但没有组织抵抗，甚至有人主动打开城门，将田中田部迎入城中。入城后，部分起义官员彻底暴露了投机本性，他们不仅向田中田提供了所谓 “异党分子” 的名单，还在《西康民国日报》上发表了三十多人的联名声明，其中就有唐英，声称 “此前受蒙蔽误入歧途，现已觉悟，决心改过自新，为党国效力”。西康省代主席张为炯见局势失控，只能带着少数亲信撤离康定，退守到距离城区 72 公里的营官寨。
占领康定后，田中田的野心愈发膨胀。他一边派人联络驻守大渡河中游富林镇的国民党残部，试图扩大势力范围；一边向远在西昌的胡宗南发电，宣称 “康定光复”，甚至幻想以此为起点，实现 “反攻” 的目标。随即展开大肆宣传。还生怕外界不知晓他的这桩丰功伟绩，举行浩浩荡荡的“入城仪式”， 建立起所谓的“战绩陈列室”，还抽调部队的一些参谋与政工人员，加以训练，担任介绍与讲解工作，为自己“歌功颂德”。火烧得旺，油在锅里翻滚；花儿开得绚烂，像锦缎一样，他也因此人气大爆棚。
同时，为固守康定进行一系列的策划和活动：一是提拔官员，所有跟随他的人官升几级，什么省长、市长、县长、区长官帽满天飞；二是扩充部队，到处搜罗打败的残军，连长当团长、团长直接升军长，手下有百十号人的也当起了司令；三是建立各级地方组织，拉拢一些地方实力派人士与骨干分子，确保军需供应。第四是所有当年在国民党或者政府里担任过职务的人，无论是犯了错误撤职或者退休却职的，一律官复原职，出来主持工作，并发给丰厚的津贴，以示对他们的重视。开会时表示：“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像你们这些老先生、老前辈总裁一定要倚重的”。他的这几招确实在短期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田中田在西康的一系列动作动静闹得不小，使逃到台湾的老蒋都大加赞赏，时台湾国民党吹嘘“国军光复康定“，是”反攻大陆的起点”，称他是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个拿下省会城市的国军将领，甚至后来逃到台湾的那些遗老遗少在弹骇胡宗南时，宣称：胡宗南到西昌后，其所措置，尤为乖方。师长田中田率其所部，转战千里，由川东而至松潘，伤亡虽仅存数百人，而意志益坚，战斗益力。……于三月五日收复康定、泸定，并进驻二郎山等处，以为恢复天全、雅安之计。中央曾有电嘉勉。胡宗南乃于此时，置田中田于不理，使之失败“云云。由此可见其影响力不比一般。
因为这一件事情，在当年所谓国军众多嫡系、高级将领中，一个地方的杂牌小军阀田中田名气很大，甚至后来人家为他作传，取名叫《田公中田行状》，那么，他到底是何许人也。
原来，田中田是河南商丘虞城县黄冢乡人，有的资料说他是永城县人，其实是错的，因为在虞城黄冢乡有一所中学原名叫建华中学,就是由黄冢大户人家田中田、黄建华夫妇于抗战期间捐建，并以他妻子的名字命名，至今这所学校的校门口有一座雕塑，高1.9米,基座高42厘米,代表建校1942年所建。田中田在青少年的时候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恰逢清末民初，军阀混战，军事人才成为各方势力争夺的对象，看准时机，远赴日本，考入了当时在军事领域颇具声望的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的数年里，他系统学习了现代军事理论与战术指挥，这为他日后的军事生涯奠定了基础。
他从日本留学归来之后，先是在北洋军中任职，从最初的基层军官做起，凭借着过人的军事素养和圆滑的处世之道，他逐渐崭露头角，先后担任营长、团长等职。在北洋军的阵营里，田中田见证了军阀之间的尔虞我诈与权力更迭，也逐渐学会了在乱世中保全自身、谋求发展的生存法则，随着北洋军阀的衰落，田中田深知继续留在北洋军中难有更大作为，于是选择回乡。当年他的老家一带地处豫皖苏交界，社会秩序混乱，匪患猖獗。田中田利用自己在军中积累的人脉和经验，在家乡办起了团练。他凭借强硬的手段，迅速整合了地方武装力量，有效遏制了匪患，得到了当地乡绅和百姓的认可。也正是因为这份功绩，他被推举为永城等地的县长，从一名军人转变为地方实权派。
到了抗战期间，田中田出任国民党豫鲁苏皖边区游击队司令，曾经与活动在这一带的我新四军有过短暂的合作，但更多的是搞摩擦，此时的他，在抗日立场上却表现得摇摆不定，既想抵抗日军的侵略，又担心自己的实力受损，这种小军阀矛盾的心态也为他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其中做得最出格的就是杀害我新四军四师的名干部朱传贤烈士，从而欠下血债。
到了解放战争期间，田中田先是当睢县县长，当时，华东野战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横扫豫东、豫北之敌。7天内连克7座县城。其间攻克睢县县城，兼任县长的田中田在城里立足未稳，如丧家之犬，慌乱中逃跑了不过，当我大军转战于皖北地方政权即撤向城南根据地时，田中田又卷土重来，在睢县大筑工事、围墙，加固乌龟壳，在县城东门内筑小寨垣一个，墙高沟深，明、暗碉堡交错。田认为已是壁垒森严，方带大队及政府要员搬进寨垣，安心住下，妄图固守，随后招募散兵游勇，拉丁派捐，明征暗抢，随意所为，广大农民群众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他的这支部队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土崩瓦解，彻底被摧毁，几乎丧命的他落荒而逃，再不敢据守县城了。
那一时期，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张轸，看中了田中田在豫东地区的影响力和手中的武装力量，又给他升了官，任命他当上永城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希望他能守住豫东这块 “阵地”当我军挺进中原，田中田深知处境岌岌可危，他一方面加强防御，扩充保安队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暗中观察局势，为自己寻找后路。紧接着我军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相继胜利，不自量力的田中田率领的保安队在与我军的几次交锋中，损失惨重，为了保存实力，他不得不率领残部随张轸南逃至河南信阳，他手下的这支部队也由地方保安部队升格为正规军，隶属19兵团，番号是129 军 309 师，他担任师长。
1949 年 5 月，在我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19兵团司令张轸在湖北武汉率部起义，宣布脱离国民党阵营，投向人民解放军。张轸的起义，给了田中田沉重一击。当时，许多国民党将领都在审时度势，选择起义投诚，以谋求一条光明的出路。身边的下属和亲信也纷纷劝说田中田顺应历史潮流，加入起义队伍。但田中田却固执地认为，国民党还有机会卷土重来，他不愿放弃自己多年积累的 “功名”，更担心自己的一向反动立场，他与军长赵子立溃逃四川，两个师兵力一万余人，各种枪支一万余支。
田中田与军长赵子立到了四川之后，我军排山倒海式进攻大西南，此时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军心涣散，士兵们士气低落，逃亡现象屡禁不止，田中田虽然竭力整顿部队，但也难以挽回颓势，国民党军队一路败退，赵子立带着127军等部队退无可退，最终还是决定于1949年12月26日在四川巴中宣布起义了
已经看清形势的赵子立对田中田说，情形危如累卵，民心已失，军心也散，已经看不到任何希望，这支部队作战物资补给，一万余人吃、喝、穿及薪饷来源均没有，继续顽抗则可能面临全军覆没的结局，只有向我军投诚这条路。然而，顽固的田中田还是不听上级的，选择了独自率领一个师继续西逃，指望的是有卷土重来的一天。为躲避我军的追剿，他们专挑山区荒僻小路行进，白天隐蔽在山林中，夜晚才敢摸黑赶路。途中，田中田又收拢了数百名溃散的国民党士兵，队伍规模虽有所扩大，但装备简陋、士气低落，早已没了正规军的模样。
然而，通往西昌的路途远比想象中艰难。当队伍抵达懋功（今四川小金县）时，遭到了当地少数民族武装的阻拦。懋功地处川西高原，民族成分复杂，地方武装对陌生的军队充满警惕。田中田深知硬拼只会两败俱伤，便主动提出谈判。最终，他以赠送 20 条卡宾枪为代价，换取了地方武装提供的部分口粮和通行权，才得以率部继续向西，窜入西康省丹巴县境内。
1950 年全国基本上已经解放，此时初春的川西高原，寒风还裹挟着残冬的凛冽，大渡河谷的积雪尚未完全消融，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却正沿着崎岖山路仓皇前行。他们背着破旧的枪械，有的士兵还牵着驮着家眷的骡马，队伍里不时传出孩童的哭闹声 —— 这便是漏网部队 ，师长田中田正带着这支残部，从川东北的达州、宣汉一带一路向西，朝着西康省康定地区逃窜。彼时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解放，而这支游离在战局之外的 “孤魂”，却即将在康定上演一场短暂却血腥的闹剧，成为全国解放后唯一攻下省会城市的国民党残余部队。在这些日子里，田中田为了作垂死挣扎，绞尽脑汁，使用种种方法，大肆收罗，把各种形形色色人物招聚起来进行罪恶的表演，显现了各色人等的狰狞面目，弄得康定城乌烟瘴气。有人称康定当时的情况是：“群魔乱舞”。
田中田率残军窜据康定城的日子里，在军事上想出了很多招数一心想固守，一是千方百计守住对手可能步自己后尘前来进攻的大炮山天险；二是控制康定东面的泸定桥必经之路。
泸定桥大家很熟悉，15年前红军长征的时候，抵达川西地区的大渡河，这时，红军的先遣部队抢先占领了安顺场渡口，但由于渡船有限，过河的速度极为缓慢。尽管一天最多能渡过一千多人，要把总数接近三万的红军全部安全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这一困境对红军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挑战。在这种关键时刻，上级决定必须抢占了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泸定桥不仅是当地的重要交通枢纽，而且其周围的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红军在这里与敌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成功歼灭了川军第24军刘文辉部的一个营。红军的这一胜利，不仅打开了通往四川的生路，也为后续的长征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战略突破口，这一壮丽的战斗史称“飞夺泸定桥”。
为此，田中田派出了一个团的兵力，还任命了一名所谓的“大渡河守备司令”镇守这里，还下令必要的时候炸毁铁索桥。谁知，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扬当年红军“飞夺泸定桥”英勇精神，战胜冰雪封冻的困难，夜袭二郎山，奔袭泸定桥，不给敌人任何喘息机会，顺利抢占了西桥头，把五星红旗插在桥头。进军康定的最后一道难关打开了。主力部队过桥在大渡河西岸集结，向康定发起进攻。此时的田中田打电话询问：“解放军到了没有？”已经接管了邮电局的同志回答：“解放军还没有到泸定！”然而此时，解放军已经沿大渡河西岸疾驰而上，直奔康定。
当我大军兵临城下快速进逼康定的态势下，沉浸在“光复省会大捷”中的田中田才恍然大悟， 只得慌乱收拾行装，田中田率残部出康定南关经盘盘山向九龙方向逃窜，未来得及逃跑的邱文彬部缴械投降，从此结束了仅仅为期20天时间“光复省会康定” 建立所谓康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的美梦。
惶惶若丧家之犬，急急似漏网之鱼。从此以后，田中田率残部数百人节节败退，可谓是兵败如山倒，开始了搬家式的逃亡之路，从康定到九龙，从大渡河畔到金沙江边，一路紧追不舍，不断对这支残军进行袭扰和打击。为了彻底摆脱追剿，田中田南渡金沙江，进入云南藏区。他们带着队伍穿行在木里、稻城、乡城、中甸等地的崇山峻岭中，这些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加上粮食短缺，不少士兵因饥寒交迫倒在了路上，期间多次遭到了当地藏族武装的阻击，一个多月后此时的田中田部早已疲惫不堪、弹尽粮绝，面对我军的强大攻势，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战斗很快便结束，田中田所部大部被歼，五百余人被俘，只有田中田带着20余名 亲信，趁乱从纳谷坝突围，一路向西逃往藏南。逃出纳谷坝后，田中田并未停下逃亡的脚步。他带着残部穿越藏南地区，从边境线潜入异国他乡缅甸，收容从中国云南外逃的地主、富农、残军、特务，扯起第3军的大旗，会合到了金三角的残军之中。
最终田中田只带了二三十人经缅甸逃到台湾，老蒋见了他格外高兴，称他：劲草疾风，时穷节见，虽无显绩之呈，已收默化之效。意思是打仗虽然不行，但搞的这次凭借这么点人拿下一个省会，倒是独此一人，因此，被破格提拔为中将。这一事情反映了西康地区在解放前的动荡局面，更是揭示了某些人在面对利益和压力面前，容易摇摆不定的复杂心态，比如先是起义、后又背叛、最后又再次起义，这样反反复复的唐英等人，本来有一个好的结局，却因这事沉寂，令后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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