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将军的最后一餐，孤儿的第一夜
1950年6月10日，台北马场町。
行刑前，陆军中将吴石提了最后一个要求：吃一顿饱饭。
一碗红烧肉，几个小菜，对于一个曾统管千军万马的“国防部”参谋次长，这要求简单得让人心酸。
饭后，几声枪响，子弹穿透了这位57岁将军的胸膛，白衬衫上，血色迅速晕开。
蒋介石的亲笔手令，为这位曾被誉为军界“十二能人”的奇才，定下了“通匪”的死罪。
在那个年代的台北，这两个字不是判决，是咒语。
它能让一个活生生的人，连同他所有的社会关系、亲情、友谊，瞬间蒸发。
沾上它，你就成了人人躲避的瘟神，你的名字，别人提都不敢提。
吴石的倒下，只是个开始。
家里那座温暖的宅院，很快就成了别人的。
仅仅一个星期，宪兵就上了门，家产被贴上封条，房子直接充公。
16岁的女儿吴学成拉着年仅7岁的弟弟吴健成，手里攥着几件换洗衣物，就这么被推出了家门。
一夜之间，他们从将军的子女，变成了台北街头多出来的两个孤魂野鬼。
白天，姐弟俩在人潮里穿行，躲着那些探究、怜悯又或是嫌恶的目光。
晚上，台北火车站冰冷的水泥长椅，就是他们的床。
那种冷，能从骨头缝里钻进去。
饥饿感像一条毒蛇，时刻缠绕着他们。
有记录提到，在他们流浪的第十天，姐弟俩一整天吃进肚子里的东西，加起来的热量还不到350大卡，连一个普通成年人一顿正餐都顶不上。
七岁的吴健成哪受得了这个，身体扛不住了，一天里控制不住地抖了五次，牙齿咯咯作响。
过去吴家车水马龙，如今是门可罗雀。
父亲那些曾经把酒言欢、称兄道弟的同僚故旧，现在都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在巨大的政治风暴面前，人与人之间的那点情分，连张纸都算不上。
就在姐弟俩快要饿死、冻死在街头的时候，两道光，从两个完全想不到的地方照了过来。
二、 高墙里的手，悄悄递出的温度
谁都想不到，当整个台湾官场对“吴石”两个字讳莫如深，生怕惹火烧身的时候，第一个暗中出手相救的，竟然是当时岛上仅次于蒋介石的“二号人物”——陈诚。
陈诚和吴石，这关系可不一般。
他们不光是保定军校三期的同学，还是睡上下铺的室友。
那时候，吴石是全校出了名的学霸，考试门门第一，陈诚私下里都叫他“学精”。
那份从少年时代就结下的交情，不是官场上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能比的。
当年打北伐，陈诚的部队被围得水泄不通，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是吴石，亲自带着部队，硬是从敌人铁桶般的包围圈里撕开一个口子，把他给捞了出来。
这是过命的交情。
吴石后来能到台湾担任要职，也是陈诚力保的结果。
他太清楚吴石的军事本事了。
所以，当吴石的真实身份暴露时，对陈诚的打击是双重的。
政治上，这是个大地震；情感上，这等于是在他心上剜了一刀。
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整个官邸的气压低得吓人。
谁敢在这时候替吴石说话，就是往枪口上撞。
负责审案的蒋鼎文，不过是委婉地说了几句求情的话，官帽子差点当场就被撸了。
陈诚作为“二号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暗中盯着。
他不是没试过，可刚一开口，就被蒋介石劈头盖脸地骂了回来。
想公开救人，门都没有。
但是，陈诚没有选择缩起来。
他心里的那份旧情，没被政治的冰水完全浇灭。
他选择用一种更隐蔽、更聪明的方式来做这件事。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吴石的夫人王碧奎。
她被单独关在一个没有窗户的黑牢里，长三米，宽不到两米。
关了七个月，出来的时候人已经脱了形，体重只剩下38公斤。
她的案卷送到陈诚桌上时，下面的人都觉得，这个人死定了。
陈诚拿起笔，在卷宗上写了三个字：“暂缓办”。
就这三个字，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分量比千斤还重。
它没说放人，也没说不办，但它给这件事踩下了刹车。
就是这个“暂缓”，让王碧奎在生死线上有了一丝喘息之机，最终以“借押外医”的名义被保了出来，活了下来。
他的第二个目标，就是那两个在街上挨饿受冻的孩子。
当吴学成姐弟的惨状传到他耳朵里时，他没有派人公开慰问，那等于是在宣告自己的立场。
他只是对身边的侍从官下了一道口头命令，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楚：“去联系社会处，给他们送20张食品票，两床棉被。”
这几样东西，对当时的姐弟俩来说，就是救命稻草。
这道来自权力顶峰的、不留痕迹的指令，让他们暂时不用死了。
三、 尘埃里的心，拼了命的守护
如果说陈诚的善意，是高墙之内涌动的一股暖流，那吴荫先的出现，就像是在冰冷的市井街头，点起了一堆实实在在的篝火。
吴荫先是吴石的远房族亲，一个在台北糕饼店里揉面团的普通人。
他没权没势，自己过日子都紧巴巴的。
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敢收留“匪谍”的家属，他要冒的风险比陈诚大多了。
陈诚办砸了，顶多是挨顿骂；他要是被特务发现了，那可能就是全家跟着倒霉。
可当他在街上看到那两个穿着破烂、饿得面黄肌瘦的孩子时，他什么都没想。
血缘里的那点亲情，和人性里最根本的善良，让他压根就没犹豫。
他把吴学成和吴健成领回了自己租的那个小破屋里。
这个决定，差点让他自己也活不下去。
糕饼店的老板很快就把他辞了，话说的很直白：“怕惹上麻烦”。
没过几天，房东也来赶人，生怕这家人会连累自己。
吴荫先没办法，只能带着自己的孩子和吴家的两个孩子，搬进了一个用木板和铁皮搭起来的棚屋，整个屋子只有六平米大。
就这样，他也没想过把孩子送走。
他出去打零工，干一天活赚一点钱，自己经常饿着肚子，也要让孩子们能吃上一口热的。
吴学成后来回忆说，那段日子太苦了。
弟弟饿得实在不行，在中药铺打工的她，就偷偷拿了些当归头，磨成粉末，骗弟弟说是“咖啡粉”，冲水给他喝。
吴荫先的出现，至少给了他们一个能挡风遮雨的地方，一个不像家的“家”。
但吴荫先做过最大胆、最让人敬佩的一件事，是去给吴石收尸骨。
吴石被枪决后，遗体被草草埋了，根本没人敢去认领。
一个陆军中将，死后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就是吴荫先这个小人物，自己一个人四处打听，到处求人，冒着随时可能被特务抓走的巨大风险，最后真的从台湾军法局那里，把吴石的骨灰给领了回来。
然后，他偷偷地把骨灰坛安放在台北郊外的一座寺庙里。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收留了。
在那个所有人都噤若寒蝉的年代，这是一个普通人，用一个匹夫的勇气，为一个他敬佩的亲人，守住了最后一点做人的尊严。
一道来自权力巅峰的暗中庇护，一束来自社会底层的顽强火光。
陈诚和吴荫先，一个在庙堂之上，一个在江湖之远，地位天差地别，却在那个黑暗的十字路口，做了同样的选择。
王碧奎出狱后，带着两个孩子艰难度日。
吴学成很早就辍学去打工，供弟弟上学。
吴健成顶着“匪谍之子”的帽子，在学校里受尽白眼，却硬是凭着一股劲考上了台湾大学，后来又去了美国，成了一名出色的工程师。
1994年，那坛由吴荫先冒死领回的骨灰，跨越了海峡，与夫人王碧奎的骨灰在北京香山福田公墓合葬。
墓碑朝向东南，遥望着台湾的方向，碑身背面，刻着吴石将军生前写下的一首诗中的八个字。
丹心在兹，与山河同。
参考文献：
何康，《吴石传》，九州出版社，2013年。
刘晓宁，《“密使一号”吴石的最后岁月》，《党史博采》，2011年第4期。
吴学成口述，刘继兴整理，《父亲吴石的最后日子》，《文史博览》，200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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