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
有清一朝，满人以骑射得天下，这也是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并注重保持的民族特色。
无独有偶的是，清朝皇帝如康熙、乾隆似乎认为骑射是本族独有的专利，在他们眼中，汉人几乎连骑马都不会。
如李光地在《榕村语录续集》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第二次南巡时，权臣徐乾学写信给在南京的帝师熊赐履，其中攻击李光地甚力。
之后，熊赐履向康熙进谗言，说李光地在学问上“一字不识，总是一味欺诈”，康熙说：“听说他晓得天文历法。”熊说：“一些不知，皇上试问他天上的星，一个也认不得。”
康熙大怒之余，急令李光地上天文台，同时又急传一钦天监官员前来对证。不幸的是，这位官员由于晚间饮酒已醉，骤然传召下，结果在上山途中给跌死了。
事后，康熙还不知其情而一再追问该官员为何不到，侍卫奏称“跌下马来了”，康熙更加发怒，侍卫只得附耳报告“已死了”。康熙听后，“即时气平，言语也低了”。
下山时，康熙吩咐众侍卫及随从：“汉官不会骑马，各衙门满洲人员，夹着各衙门汉官走，莫使蹉跌。如有事，与你们说话。”
康熙对汉人官员（尤其科举出身的文官）体弱且不会骑马的印象，虽然距离事实不远，但确实有些歧视乃至文化沙文主义的意思。
事实上，康熙的类似偏见颇为根深蒂固，其言论也颇为不少，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十一月时，康熙就给议政大臣、大学士、九卿等发了一通议论，其中就不无讥讽地说：
“天下承平日久，汉官但能作无实之文、说现成话，至军务大事，并不能尽职。……朕因此曾屡向汉大臣言，汉官不能骑马耐劳，设有紧急之事，边塞地方必兼用旗员，方有裨益。
汉官或自谓清廉，不取不与，节用度日，……然汉人出口，一二仆从，何济于用？遇劳苦之处，旋亦逃亡，纵令参处何益。彼亦但愿任咎卸事，将所得宦囊，回籍自娱耳。”
接着，康熙又举出历史案例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
“朕曾亲统大军，经历军务甚多。用兵无谋略学问，断然不能。朕阅宋明马政兵书，皆纸上空谈，全无用处。……地方文官，有何效力之处？”
接着，康熙又以汉大臣张伯行的例子取笑汉人不会骑马，不懂军事：
“汉人率以塞外辽阔、地少水草、行走艰难、不能乘骑为辞，如满洲蒙古，每岁塞外居住，汉人何以不能？此皆不习惯行走之故耳。
山陕督抚，赖是满洲，如张伯行为之，必致误事。张伯行任江苏巡抚时，见渔船数只，疑为海贼，遂致张皇。如遇此等口外行走之事，早已乞休而去，何事何益？”
当然，凡事也不能绝对，康熙终究还算理智之人，也不能把话说得太绝对，因此，他又在最后补了一句：
“前李之芳为浙闽总督时，领兵亲战，岂可谓汉人中无其人？但如此等人，甚少耳！”
康熙说汉人打仗，若遇劳苦，难免有逃亡之虞，这个实在有些侮辱人了，而数十年后，一向崇拜乃祖的乾隆更是受其影响，直接就说汉人临阵只会“抱头鼠窜”了。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三月，乾隆在金川之役时大段引用了康熙的这段话，同时又加上了自己的议论：
“向者金川及近日甘省候选人员无不规避者，此不过用备差遣，并非责以军旅之效。若使之临阵，将抱头鼠窜乎？可见惟利是图，与国事漠不相关。”
康乾二帝，固然在开疆拓土上有丰功伟绩，但其以骑射之威而邃然把汉人军事贬得如此之低，未免也有些太过分了。
事实上，汉人旗人不过是分工不同、环境不同，旗人以当兵派差为主业，其他不能从事，而汉人务农读书做官，自然文弱，岂待智者而喻之？
再者，凡事也不能绝对。清朝军队中，除了八旗外还有近60万绿营兵，这些汉兵不仅是维护地方的主力，同时也是平定三藩的主力，并曾随大军征讨噶尔丹，表现并不逊色。
以上这些，也是康熙所亲眼所见的，如何能有意忽略呢？
事实上，在平定三藩时，八旗兵力不敷，战局不利，对于八旗兵的疲弱，康熙也曾不无自嘲地说：“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耶？”
而承平日久后，八旗兵失去昔日之骁勇，也是无可挽回的趋势，虽然清朝历代皇帝都厉加勉励，以图避免，但又有何用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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