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这片面朝南海、背倚五岭的土地，在中国近代历史的惊涛骇浪中，始终屹立于时代的前沿。它不仅是“开眼看世界”的窗口、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更是一方热血浸透、风骨铮然的英雄之地。广东人的精神血脉里，奔涌着一种独特的基因：不尚空谈，务实果敢；不惧威压，敢为天下先；平日沉静内敛如珠江之水，危难时却能迸发出石破天惊的“顶硬上”血性。
这份血性，非为一姓一己之私，乃是为家国山河、为子孙后代而战的浩然之气。它贯穿了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乃至更广阔时空的壮阔历程，铸就了一段段可歌可泣、却常被低调性格所遮蔽的英雄传奇。
民众的血性需要组织的淬炼，方能成为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组建近代粤军，广东人的尚武精神与家国情怀从此有了一个集中迸发的载体。粤军自诞生之日起，便是革命的火种、北伐的利刃。其装备或许不如人，但其战斗意志与革命精神却冠绝一时，“北伐劲旅，粤军为先”的称誉绝非虚言。然而，粤军最悲壮、最辉煌的篇章，是在全面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圣战中谱写的。
川军未出，粤军已尽”，这八个字背后，是粤子弟兵为国捐躯的惨烈与决绝。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日军扬言四小时占领闸北。驻守于此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东莞人）、军长蔡廷锴（罗定人）皆为粤籍将领，官兵亦多粤人。他们在国民政府“忍辱负重”的基调下，毅然喊出“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打响了正规军正面抵抗日本侵略的第一枪。血肉之躯对抗钢铁舰炮，鏖战三十余日，迫使日军三易主帅，其英勇震惊世界，极大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此战是粤军血性首次在全国性抗战舞台上的辉煌亮相。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粤军各部再次义无反顾投身这座“血肉磨坊”。第六十六军（军长叶肇，新兴人）、第八十三军（军长邓龙光，茂名人）等部在罗店、大场等关键阵地与敌反复拉锯争夺，伤亡极为惨重。战役后期，两军未及休整，又奉命驰援南京保卫战。在南京城防战局急剧恶化、撤退命令仓促混乱之际，粤军主力陷入重围。
生死关头，叶肇、邓龙光果断决定不向下关江边拥挤（那是其他部队撤退方向，但船只奇缺），而是唯一地选择向日军正面阵地“突围”！这是一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险路。为激励士气、辨别敌我，军令中赫然出现了那句著名的粤语粗口“丢那妈”作为冲锋口令。此非后世杜撰，而是明确记载于《陆军第六十六军南京突围战斗详报》的正式电文。
最终，这两支粤军残部，以决死意志硬生生从日军重兵布防的正面杀出一条血路，成为南京保卫战中成建制突围的极少数部队。这场悲壮的正面突围，将广东人“顶硬上”的精神诠释到了极致——没有退路，就不讲条件，用最直接、最悍勇的方式，向死而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粤军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淞沪到南京，从武汉会战到长沙保卫战，从兰封战役到桂南会战，无不浸透着粤籍将士的鲜血。广东本土亦在1938年沦陷后，成为华南敌后抗战的重要战场，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等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持斗争。
那句“壮士九十万，归来仅三千，世人只知无川不成军，不知粤地剩妇孺”的民谣，虽数字未必精确，却真切道出了广东兵员征发之广、牺牲之巨、场面之悲壮。无数广东儿郎出省作战，血洒他乡，而家乡父老同样承受了深重苦难。
历史不容遗忘，精神需要传承。从三元里的锄头到省港罢工的标语，从十九路军的奋起到南京城下的突围，从改革开放的“头啖汤”到龙舟池中的激浪，一条精神红线清晰可辨：那就是广东人深植于骨髓的家国担当、务实作风与临难不惧、向死求生的“顶硬上”血性。他们或许不善张扬，不喜夸饰，却总在民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承担起先锋的使命。
这种“丢那妈，顶硬上”的精神，并非战争年代的专利。它早已融入广东人的文化基因，在不同的时代以不同的形式绽放。改革开放初期，广东作为“先行一步”的试验田，没有现成道路可走。“遇到红灯绕道走，遇到绿灯快步走”的务实智慧背后，正是那种不等不靠、敢闯敢试、敢于承担风险的“顶硬上”勇气。从蛇口“开山炮”到“三来一补”的探索，从价格闯关到国企改革，无数个“第一次”在这里发生。这其中必然有争议、有风险，但广东人凭着那股“杀出一条血路”的血性和“干了再说”的实干精神，为中国的发展探索了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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