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李鸿章与何如璋，国之良将谋臣凋零与小人的壮大|何如璋|左宗棠|清廷

琉球就是今天的冲绳。琉球、越南双失守后朝鲜丢失也在情理中，说困难谁都困难。从五百年藩属琉球丢失、再到千年一家千年藩属的越南丢失。我们的困难肯定是有？但这种困难被人称其为，为了日后更好的发展。

然而，日后的发展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从琉球问题时，首任驻日大使“趁日本尚未成虎前先应对”的观点，再到左宗棠对中法和战的痛心疾首。我们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可能振兴”的机会。却奔着“必然失败”的方向狂奔。

这是一种自信丢失的过程，没了自信，其实什么都完了。

（1）中琉五百年关系简说

早在1372年就是中国的藩属国，在中国的帮助下，琉球逐渐强大。有了类似于中国的政权建设。大明在经济上、文化上、政权建设上的帮助也是无私的。特别在人口移民问题上。然而，到了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日本用武力将琉球也变为他的藩属国。

崇祯二年册封琉球

在我强日弱的情况下，日本乐于琉球继续成为明朝的藩属国，琉球成为“双宗主国”国家。这种状态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

1872年，也就是同治十一年，明治发布诏书宣布：废琉球国王藩王。同时，停止向中国朝贡、中琉的外交关系交由日本外交部门掌管、禁止琉球方面参加中方的皇帝、皇太后的生日等庆典等。

1877年三月，琉球国王尚泰的特使，国王的姐夫向德宏向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丁日昌哭诉。由此，我方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开始向日方提出抗议。这时，作为首任驻日公使的何如璋接到了提建议的任务。

何如璋在1876年十二月，被任命为驻日正使。然而，直到1877年七月，他才拿到清政府的正式任命，并接到了各种印信、敕命和国书。三个月后，从上海出发前往日本。十一月二十日，到达东京。

这时，已经距离“琉球问题”出现快一年了。到达日本后，他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在1878年四月二十八日，向总理衙门汇报如何应对“琉球问题”。

（2）何如璋上中下主张：日本国小势弱、国债问题、内部稳定，他们不会与我们主动战争

何如璋主张对日采取“积极进攻”的方式，主动对其开战，先把日本打残，省得日后强大了、与我们成为强敌之后，再去进攻。何如璋的结论有自己的四个判断作为基础：

其一：日本国力弱。日本国小不过两粤、财力比我们的三吴都要差，民人柔弱，只是萨摩、长门两地的人比较勇武。

其二：外债严重且内部不稳。为了“废藩治县”等改革措施外债已经过亿两，国内为了争取百姓对中央政府的支持，不断地减租减税，导致财政问题。国内也是不稳，去年“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发动“萨摩之乱”就是证明，结果西乡隆盛战败被部下砍下了脑袋投降。

其三：日本军事力量不足。

其四：民心不稳。

由此，何如璋提出上中下三策。

在上中下三策中，其上策为：先发制人……趁日本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之际），与日争衡，犹可克也。隐忍容之，养虎坐大，势将不可复制。

抱小孩者何如璋，右手第一位为黄遵宪

中策：具体使用就是：日本不是禁止琉球向我们朝贡吗？那么，我们一面据理力争，一面派兵船去琉球问罪，琉球自然入贡。日本如果有所反对，那就趁着“狗没变成狼甚至虎”的时候先打残他。

中策：一面据理力争，一面要求琉球抵抗。如果日本进攻琉球，我方立刻出动与琉球内外夹击。无论胜负，我们都可以进退自如。

下策：就是在已经主动放弃琉球，我们只是在语言上不断地抗议抗议，并请世界各国评理，日人自觉理屈词穷，也许能侥幸让琉球存在。

（3）李鸿章的难言之隐是真实的吗

最终，主管当时事务的李鸿章先后提出了四个难，这些难都是实情。

其一：我方离琉球太远，用兵不宜；

其二：我方没有铁甲舰不如日本海军强大；

其三：现在正是伊犁问题与沙俄对峙的艰难时刻，不宜与日本发生对抗；

其四：现在正在发生大型自然灾害，我们特别缺钱，没钱保卫琉球。

李鸿章所说的自然灾害就是丁戊奇荒。1877年和1878年，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爆发饥荒，据说饿死1000多万人，2000多万人逃荒。然而，我认为：清廷向来不缺钱，缺的是干正事儿的钱。灾害之所以损失这么大，不是因为清廷没钱，而是贪腐和享乐。

举个简单的例子，南河每年的河工修建费用600万两，真正用于建设的不到60万两。南河河帅，吃一次豆腐就要花费数百两，什么豆腐呀这是！不过借口而已。

当李鸿章选择了下策之后，他说服了总理衙门和清廷，对日本吞并琉球在本质上就已经默认了。正如他主张“放弃”新疆时，从来没有公开说过“放弃”，但本质就是“放弃”那样。

1879年，琉球被废藩建县，改名为冲绳县。

综述：国之良将、良臣的苦心以及无奈——为什么即使难也要认真地打一仗，背后有真正的“振奋人心”的作用，从而获得支持、权力，让清朝有一个变化的可能

可以说，何如璋对日本的观察是近距离的，当时的日本问题也很多、也很难。中国也很难！但问题是，再难有太平天国、捻军、整个西部动荡的1860年代难？当时的日本并非是1895年后的日本，当时的日本“明治维新”发展总体上并不如我国的“洋务运动”成果。

正是因为一次次的“维新派”获得成果，才使得明治天皇等改革派获得了举国支持。然而，中国的改革派却是少数派，始终不能在“舆论上”、权力上获得主导地位。左宗棠为什么要对沙俄提棺出征、为何要在72岁高龄挂帅出征主持福建海防支援台湾，为什么左宗棠临终之前都不能原谅慈禧、李鸿章妥协投降？

问题就在于：此一战，包括伊犁一战，如果打得像模像样的话，将会让“洋务派”获得“统一”，洋务派也分“妥协派”“抵抗派”、保守派也分“妥协派”“抵抗派”。如果，伊犁之战、中法之战即使不能获得大胜，其实只要是小胜、平局就能让“洋务派”中的“妥协派”势力低微、保守派的“抵抗派”和“妥协派”都会有一定的扭转。

从而“洋务派中的抵抗派”也就是“林则徐、魏源、左宗棠式改革”成为主体，逐渐控制改革的主体方向。从奕䜣到李鸿章式的改革，其实都是在“保持既有权力格局、传统治国方式”下的皮毛式改革。对外妥协投降，对内不断地购买西方武器的同时自肥。

然而，“左氏改革”则希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自我掌握技术，逐步实现自强。通过一场战争，让更多的“左氏改革”思想获得认同。有了权力之后，就可以让慈禧不得不重视，不得不进行真正的改革。

从1878年主张被废弃，我们终于养虎为患；

从1885年不败而败，我们的军方、政界彻底进入“卧金尝胆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