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1942年，地点是四川宜宾李庄。这一年，林徽因才38岁。
好好的豪门大小姐，为什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
故事得往前倒几年。那时候，林徽因和丈夫梁思成，日子过得那是相当体面。但这两口子有个怪癖，放着清福不享，非要往荒山野岭里钻。
为啥？因为当时有个叫伊东忠太的日本学者，指着中国人的鼻子放了句狠话：“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唐代的木构建筑了，你们想看唐代建筑，只能来我们日本奈良！”
这话听着得多窝火？在自己的土地上，老祖宗的东西被外人说绝种了，是个带把儿的中国人都忍不了。
梁思成和林徽因就为了争这口气，拖着病体，几年时间跑了15个省，爬房梁、钻古庙，吃了一肚子灰。
老天爷不负苦心人。1937年，在山西五台山的深山沟里，他们终于找到了佛光寺。林徽因顾不得脏，踩着摇摇晃晃的脚手架爬上大殿房梁，在满是蝙蝠屎和灰尘的梁底下，终于摸到了唐代的字迹！
那一刻，两口子抱头痛哭。这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日本学者的脸上：中国人的宝贝，还在！
可这高兴劲儿还没过去，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人打进来了，好日子到头了。
为了不当亡国奴，他们跟着大部队一路南逃。从北平到长沙，从昆明到四川李庄，这一路，把家底都折腾光了，也把身体拖垮了。
到了李庄这个穷乡僻壤，真正的苦日子开始了。
那地方潮湿阴冷，林徽因本就有肺病，这一来直接爆发。高烧40度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哪有特效药？只能硬扛。
每天清晨，床头都挂着好几条被冷汗湿透的毛巾。梁思成看着心疼，却也只能默默拧干毛巾，给妻子擦擦脸。
除了病，还有穷。那是真穷，穷到揭不开锅。
以前是大教授，现在连糙米都要算计着吃。梁思成这个曾经的梁家大公子，学会了去当铺。为了给林徽因买药，他把自己最心爱的派克钢笔当了；为了给孩子换口粮，他把手表也撸了下来。
有一次，梁思成用当手表的钱买回两条草鱼。看着孩子们欢呼雀跃的样子，梁思成苦笑着调侃：“来，咱们今天把这块手表红烧了吃！”
这句玩笑话背后，是一个男人在乱世中那种心酸的无奈。
林徽因呢？她也不再是那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女神了。只要不发高烧，她就撑着身子在昏暗的油灯下给孩子补衣服。补丁摞补丁，针脚密密麻麻。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女人，哪怕天塌下来，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把家给缝补好。
当时，他们的美国朋友费正清看不下去了，多次写信邀请他们去美国。哪怕去治病也好，去讲学也好，只要点头，立马就能离开这个烂泥潭，有牛奶面包，有最好的医生。
这诱惑大不大？对于一个快病死的人来说，这是救命稻草。
但林徽因拒绝了。
她躺在病床上，气喘吁吁却字字铿锵地说：“中国读书人总要把这一口气扛下去。我们的祖国在受难，我们不能逃。”
这就是那个被某些人骂作“花瓶”的女人。真到了要命的关头，她的骨头比谁都硬。
老天爷似乎专门喜欢折磨硬骨头。
1941年，林徽因的三弟、空军飞行员林恒，在成都空战中壮烈牺牲。消息传来，林徽因悲痛欲绝。那是她看着长大的亲弟弟啊，为了国家，连尸骨都没拼全。
紧接着，天津发大水，他们寄存在那里的、几十年野外考察的测绘图纸，全被泡烂了。
那可是半辈子的心血啊！梁思成和林徽因拿着电报，哭得像两个无助的孩子。
可哭完之后呢？
林徽因擦干眼泪，让人在病床上支起一张小桌子，垫着枕头，继续帮梁思成整理《中国建筑史》的书稿。
那段日子唯一的亮色，是朋友金岳霖送来的几只小鸡。
你能想象吗？大名鼎鼎的林徽因，看着小鸡下蛋，竟成了她最大的慰藉。因为那一个鸡蛋，或许就能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多补一口营养。
1945年，日本人终于投降了。听到消息的那天，林徽因激动得想从床上跳起来，可她的肺已经烂成了网状，肾脏也出了大问题。
抗战胜利了，她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回到北平后，她没有休息，而是把最后的一点生命之火，全部烧在了两件事上：设计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
她是真的在拿命换工作。为了纪念碑底座的浮雕，她一次次去现场，直到1955年，油尽灯枯，年仅51岁。
现在总有些人，喜欢拿林徽因的情史说事儿，给她贴上“交际花”的标签。
建议这些人，好好看看1942年李庄的那张病床照，好好看看她爬过的房梁，看看她在油灯下熬干的心血。
林徽因这一辈子，漂亮的脸蛋是她最不值一提的优点。
我们怀念她，不是因为那些风花雪月的传闻，而是因为在那个国家最倒霉、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像她这样的中国读书人，没有软了膝盖，没有丢了气节。
那一身的病痛，不仅是苦难的证明，更是那一代人留给我们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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