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郑克晟教授以明清史专业名家，他的研究选题眼光独到，视野开阔，分析深入，颇多创见。专著《明代政争探源》1988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后，2014年故宫出版社又收入《明清史学术文库》重版，其学术价值已有几位学者发表书评，同门孙卫国教授在对郑师的访谈《明代政争探源——访郑克晟先生》中亦有阐述。笔者在此略可补充一些学界评价。老一辈史学家王毓铨(1910—2002)先生说这部书：“三编都好，第一编最好，有独到贡献。文笔也好，不只流畅，且能将琐碎事实写来使读者感兴趣，这本领就不小。总之，这是一部好书，是一部有见地有历史的好书。以往，人们讲阶级不少人陷于机械论，简单化，不知道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即使知道，也不敢进行探讨。”王锺翰(1913—2007)先生也说这部书“不特文笔简练，而创见尤多”。白寿彝(1909—2000)先生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明时期”,在回顾近百年中国学者明史研究概况部分，评价这部书“从南北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考索南北地主的斗争与关系，确有见地。第一章关于明初江南地主及士人对元朝怀念成因的剖析，更为精彩”。高寿仙研究员在评价改革开放后的明史政治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研究取向的新进展新趋向时也说：“在政治史研究中，很早就有学者在阐明事件本身的演进脉络之外，还尽力挖掘出潜藏在事件背后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郑克晟《明代政争探源》(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该书试图为明代近300年间的政治斗争史找到一以贯之的社会经济根源，认为明代政争的实质在于北方地主集团和江南地主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两大地主集团之间的对立长期延续下来，并在政治舞台上表现为尖锐的政见和权力之争。”而对聚讼纷纭数百年的明代江南重赋原因，郑师论文《明代重赋出于政治原因说》将视野扩大到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以及陕西宁州等地区，指出：重赋区既有南方地区，又有北方地区；既有经济发达地区，又有经济落后甚至非常贫瘠的地区；除官田外，民田亦被征收重赋；同时指出，用经济发展来解释明代重赋的原因，也难以解释这一事实，即在明中叶至清代江南经济确实比明初有了很大发展的时期，明清王朝反而多次对江南减免赋税。郑师这一论文对明代江南重赋原因提出了较为圆满合理的解释。多年研究这一问题的范金民教授说：“探讨江南重赋的原因，笔者以为，最好应如郑克晟那样，结合比较其他重赋区的形成，如果主张经济发展导致重赋，似乎还应具体考察重赋顶峰时明初的经济发展程度，而注意到明清两朝特别是清朝不断减赋的事实。”

除了明清史专业上的成就外，郑师对近现代学术史极为熟悉。2001年郑师好友冯尔康教授说：“克晟兄的阅历既广，而记忆力更是惊人，深为尔康所叹服。每与克晟兄谈讲学林轶事，尔康均从中获得教益，屡次建言于克晟兄，何妨将胸中的学林故实倒出来——写出专著,加惠于学术界。兹于此再度进言，克晟兄意下如何?”对此笔者亦深有体会。笔者1986—1989年在郑师门下攻读明史方向硕士研究生，就读期间自然以专业学习为主，但郑师偶尔亦与笔者谈论学林掌故。有一天上午谒见郑师，为何事而去已经忘记，总不外是为专业学习，但清楚地记得那天郑师谈兴甚浓，跟我谈论了较长时间的学林掌故，时近中午，我几次告辞，郑师总让我坐下、坐下。我那时对学界还不太熟悉，郑师提到张政烺(字苑峰，1912—2005)先生，我问“张先生是谁?”郑师也不解释，说就是那个张政烺、那个张政烺，我想了好一会，才想起是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张政烺先生。1989年7月毕业后，我常回天津看望郑师和师母，一般是上午10点多到郑师家，稍事寒暄后就开始聊天。郑师对时事政治亦极关心，但我对此兴趣不大，且没有什么消息来源，所以聊不起来。于是主要是聊各种学术掌故，午饭或在郑师家里，或至附近餐馆，饭后郑师亦不休息，师徒继续聊天。孙卫国兄如在津，亦一起聊天。一直聊到下午三四点钟，我告辞回京。本书《记1943年重庆召开全国历史大会》一文就是2007年3月18日郑师跟我聊天后所写。每次聊天，我总感觉郑师有说不完的学林掌故，且多系郑师亲历亲见，很多向所未闻，特别有意思，颇有裨于学术史。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有二十年。后来因为我结婚生子，家务牵累，去看望郑师和师母少了。而近年郑师身体已不如以前，我也不敢跟郑师长时间聊天，怕他太累了。

郑师熟悉学林掌故，是有独特的内外条件。郑师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叔忱公(字宸丹，1863—1905)福建长乐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为清末开明知识分子，留心新政，爱好文史，长期任职于翰林院，曾任顺天乡试同考官、奉天府学政，又曾任京师大学堂教务提调(教务长),有《春晖斋遗集》若干卷。祖母陆嘉坤(字荇洲，1869—1906)先生广西桂林人，自幼笃于诗书，通经史，曾任天津北洋高等女子学堂总教习，为晚清北京女学先驱,遗著有《初日芙蓉楼吟稿》。父亲郑天挺(字毅生，1899—1981)先生中学就读于顺天高等学堂，后考入北京大学本科国文门及研究所国学门，毕生从事教育事业和史学研究，曾执教于厦门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浙江大学、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西南联大，而以在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各约三十年，曾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史学系教授，秘书长、文科研究所副所长、史学系主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历史系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校长。陆嘉坤先生之父陆仁恺(字澹吾，1827—1889),咸丰二年(1852)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贵州学政、山东运河兵备道；母梁氏，为梁济(字巨川，1858—1918)先生之姑母，陆嘉坤先生病危时，即托孤于梁济先生；姐陆嘉年(字祖庚)先生嫁云南大理张士鏈(光绪六年1880年进士)先生。由此四家姻亲关系，郑天挺先生与梁济先生之子梁漱溟(原名焕鼎，字漱溟，以字行，1893—1988)先生，张士鏈先生之子张耀曾(字镕西，1885—1938)先生、张辉曾(字宽西)先生均为表兄弟,关系亲密，郑先生少时寄居在表兄张耀曾、张辉曾家，而由表舅梁济先生监护。梁漱溟先生为当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张耀曾先生1903年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北洋政府时期任司法总长，并任法权讨论会委员长，后移居上海以律师为业，并在大学教授民法。民国初年北平大律师王劲闻先生亦是郑先生表姐夫，其夫人陆氏系郑先生表姐(郑老外祖父陆仁恺孙女)。

从郑师本人来说，在中国最好的大学和学术机构求学、工作，1951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5年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1963年初为照顾单身的父亲，与师母傅同钦教授一同调到南开大学历史系，此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南开园，1989—1994年曾任南开大学古籍与文化研究所所长、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南开大学历史系皆是史学重镇，集中了一批1949年前已经成名的史学家，1949年后也培养了很多新一代史学家。在这三家学术机构，郑师亲身经历了1949年后史学界、教育界的重大事件和风风雨雨，并与很多史学家有密切交往。郑师又喜好阅读各类文史资料和旧报纸。如同冯尔康老师所说，郑师“记忆力更是惊人”。2019年9月我至南开大学津南校区参加“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暨第五届明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9日上午先至南开大学本部看望郑师和师母，中午即在郑师家吃饭，在起身去吃饭时，因提到《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中记有北大支付陈独秀生活津贴之事，郑师随口说出在第515页。这一年郑师已经88岁高龄了。郑师记忆力之惊人如此。

对于现代学术史，郑师既有家学，又是亲历者，同时接触1949年前后的几代史学家，博洽多闻，惊人的记忆力，这些条件使郑师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学界掌故。郑天挺先生遗留的数十年日记和大量往来书信，更是学术史研究的资料宝库。《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即被评价为研究西南联大校史、近代学术史、教育史、文化史、社会史、经济史、抗战史等领域的珍贵史料。郑师所写回忆师友诸文对郑老日记信札多有引用，不但内容翔实可靠，还提供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史实。郑师《陈寅恪与郑天挺》发表后，有学者即认为此文“提供的却都是‘干货’,隐隐看得出背后应该有一个可靠的‘资料库’”,《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出版后，作者才明白此文的“资料库”就是已刊和未刊的郑氏日记。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在当代学界实属凤毛麟角。

郑师发表过一些郑天挺先生生平、学术成就以及郑老交游的文章。郑师曾跟我说过，郑老去世后，应杂志约请写过几篇纪念郑老的文章，后来又应杂志和会议邀请，写过有关郑老学术和郑老友人的文章。但郑师并未发表过其他学术掌故文章。有关自述性回忆文章，也只发表过四篇。最早是《我培养研究生的几点体会》,是1991年应南开大学研究生院约请所写。2004年为南开大学建校85周年，学校编辑出版纪念丛书，郑师应校史办邀请，撰写了学术自述《治史五十年，弹指一挥间》。这两篇文章实系学校指派的任务。后应《民间影像》编辑部约稿，撰写发表《难忘的一九四五年》、《我在北大史学系经历的院系调整》两文。上文提到的孙卫国兄访谈《明代政争探源——访郑克晟先生》一文，则是2018年《中国史研究动态》杂志的约请。

虽然冯尔康老师“屡次建言”郑师撰写学林故实，我与孙卫国兄也多次建议，并建议郑师撰写回忆录，但郑师对写学林掌故并不积极，对回忆录更是淡泊，总说自己就是普通人，人生平淡，没有什么可写。2001年为郑师北大入学五十周年，年底同学陈惠民建议郑师回忆当时情况，郑师遂写《初入北大》,亦仅存于郑师日记，并未发表。2017年孙卫国兄与我商量为郑师做口述自传，我亦提供一些拙见，遂草拟“口述自传提纲”。兹将提纲录之于此：

说明：提纲尽可能具体、细致和全面，以收集丰富的素材，供整理时取舍。口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及其他专名须当场标记。

一、身世

背景：祖籍、乡梓、先辈

家境：房屋、收入、生计、日常生活

家庭：父母、兄弟姐妹、其他重要的亲友、1949年后的变故(土改等)

环境：生长地的风土人情、1949年前后北京的印象

郑老的影响

二、早年经历

童年生活：出生、记忆深刻的事情

发蒙读书：时间、学校、老师、同学、课本、上课、下学、学习方式、课外阅读、对后来的意义

中学：时间、学校、老师、同学、上下课、喜欢和擅长的科目、影响最大的书、影响最大的老师、记忆最深的事

抗日战争时期：北平情况、百姓生活、抗战胜利课外活动、业余爱好

三、大学期间

1949年：当时的感受、后来的记忆、对人生道路的影响

高考：高考科目、时间、录取比例

郑老的影响：专业的选择、平时的言传身教

大学入学：大学校园、同班同学多少、来源、入学教育

大学学习：课程科目、专业方向、个人兴趣、读书范围

大学老师：任课老师、班主任、系主任及相关老师

大学活动：政治活动、集体活动、班级活动、劳动

毕业分配：去向、分配工作的标准、同学们以后的命运傅同钦老师

四、科学院历史所——初期研究

历史所的氛围：五十年代的历史所、“三反”“五反”运动、“反右”运动

王毓铨先生的影响

专业：兴趣的确定、选题、第一篇文章

对学科的观察：当时史学界的情况、大家关注的问题、政治与学术、学术权力、中国史与明清史研究的情况

职称评定：评职称的要求、申请者的心态、评定办法

五、初到南开

来南开的原因、调来前对南开的印象

郑天挺先生的情况：郑老来南开的原委、郑老在南开的情况

报到：时间、从哪里来、谁接待的、对天津的印象、对南开的印象、生活、工资、住房、伙食

工作：分配教学任务、教材、备课、第一堂课、后来担负的课程、讲课的感受、其他工作、系领导、校领导、对当时历史学科的印象

六、政治运动与“文革”

政治运动：“社教”、“四清”

“文革”:对1966年的印象、南开的运动、天津的运动、师生的反应和态度、教学和研究的情况、个人是否受到冲击、印象深刻的事情

郑老在“文革”中的情况、个人与家庭在“文革”中的情况

南开的造反派情况、1971年林彪事件前后的变化

转折的年代：对1976年的记忆、听到“四人帮”被抓的感受、对改革开放初期的印象、校园的变化

七、明清史领域的研究

原因与兴趣参与《明史》点校南开明清史研究的发展沿革明清史教师进修班

第一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研究工作

八、《明代政争探源》的写作与明史研究

研究领域：为什么选择这个课题、研究的路径、主要的学术见解、论著写作和发表中的趣事学林同道的影响与交流

九、国内外的学术交流

国内学术会议情况：地点、重要代表、主要印象、学术交流的评价

海外交流：荷兰、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与我国香港台湾地区的学术交流

荷兰会议情况、对欧洲的印象

香港会议：香港学者、会议情况、交流情况、香港印象

赴美访问：时间、赴美准备、行程、落脚的学校、接待的学者、文化和生活的适应、研究工作(课题、资料)、与美国学者的交流、回国、收获和体会

美国印象：美国风光、美国社会、美国人、美国史学

十、师友印象

郑天挺先生的影响与评价、邓嗣禹来访

傅同钦教授

北大师友：向达、张政烺、邓广铭、余逊、许大龄、商鸿逵、徐苹芳、曹贵林、王天有、徐凯等

历史所师友：王毓铨、白寿彝、杨向奎、何龄修、张显清、刘重日、陈祖武、万明等

南开师友：冯文潜、雷海宗、吴廷璆、杨翼骧、杨志玖、王玉哲、林树惠、杨生茂、魏宏运、王敦书、冯尔康、陈生玺、冯承柏、傅贵九、刘泽华、陈志远、王鸿江、白新良、汪茂和、林延清等

学林同道：李洵、薛虹、顾诚、魏千志、梁希哲、孟昭信等

十一、研究生培养

学位点：博士点的申报、郑天挺先生招生和培养学生的情况、硕士点早期的招生情况、研究生的课程和学习情况

指导学生：硕士生的情况、对学生的印象、培养研究生的经验和教训

十二、古籍所所长任上

古籍所的沿革：成立缘起、发展演变

所长任内：担任所长的背景、主要工作、印象深刻的事情、与学校和历史系的关系、卸任《清文海》项目的情况

十三、全国高校古委会与中国明史学会

高校古委会的成立：背景、创办的情况、南开所起的作用、参与的工作

明史学会的情况、相关的学术会议、与明史学界的交往

十四、退休

退休的情况：时间、学校的沟通、当时的心情退休后的生活：著述、随笔、读书

十五、业余爱好

娱乐：小说、电影、电视

体育：喜好的运动、关心的运动

十六、生活和史学感悟

生活：回顾平生的感慨、对社会变迁的观察、对生活的态度、养生之道

史学：如何做好历史研究、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能按这个提纲做成口述自传，可以想见，不仅是郑师个人传记，亦必有多方面的学术史价值，诸如北大校史、历史研究所所史、南开校史、1949年以来的高校教学科研状况、明清史研究学术史以及一些学者的生平事迹，等等。但郑师对此兴致不高，又有些客观原因，访谈只做了三次，没有全部完成，甚为可惜。我和孙卫国兄几年前早就建议郑师将回忆师友文章汇集出版，郑师一直不同意，2020年同意又复反对，去年郑师才最后同意出版，并提供了日记中《初入北大》和一些回忆师友的文稿。郑师不愿意撰写回忆录，不同意出版回忆师友文集，一方面是自谦，另方面是由于谨慎和顾虑。对于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们，这亦不难理解。

承郑师错爱和信任，命我编辑这部书稿。我主要做了六方面的工作。一是整合，有的文章曾在不同杂志发表，或发表后为其他书刊收录，有详略不同。如郑师先后应《晋阳学刊》编辑部和《文献》编辑部约稿，撰写《郑天挺传略》;1998年发表《郑天挺与北京大学》,收入《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时改题为《风风雨雨三十年——郑天挺与北京大学》,内容和篇幅有较多增加,收入《郑天先生挺学行录》又有增补,但三个文本仍各有不同。与此相关的还有《“七七事变”时的北京大学——忆先父郑天挺先生》一文。又如《忆张苑峰师二三事》发表于《想念张政烺》一书,但在日记中还有《忆张苑峰师第一次讲课》(2002年7月10日写)、《忆张政娘先生的第一堂课》(2011年12月4日上午写)等文字，有一些张先生事迹不见于此文。余逊(字让之，1905—1974)先生和裴文中(字明华，1904—1982)先生的事迹，亦有几处记述。对于这种情况，尽量吸收不同内容，以多保留一些学林轶事。二是编辑，主要是郑师日记中的《初入北大》和回忆师友等手稿，因郑师并未考虑发表，书写较为随意，我稍做了一些文字编辑，但以保持郑师文字原意为原则。三是编排，按文章内容分为四辑。第一辑十九篇，回忆郑天挺先生生平、学术及交游，皆已发表，其中交游部分按郑老师友年齿排列。

第二辑二十六篇回忆师友，亦按师友年齿排列，有五篇曾发表过；其中《谈杨翼骧先生》是2018年4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为纪念杨翼骧(字子昂，1918—2003)先生一百周年诞辰所做口述访谈，由孙卫国兄采访，博士生顾少华整理，标题是我所拟；其余均据手稿整理。第三辑为生平回忆十篇，有三篇曾经发表，其余均据手稿整理。《初入北大》中原有《忆余逊先生》、《裴文中讲演》两节，则与其他回忆余先生和裴先生的文字合并，移至第二辑。《谈家世和学生生活》系2017年孙卫国兄所作访谈，我稍加整理，并拟定标题。这一辑最后附录卫国兄对郑师的访谈《明代政争探源——访郑克晟先生》。第四辑为六篇小掌故，亦根据手稿整理。四是整理注释。郑师原文有文中注者，统一改为页下注，注释信息有缺者，予以补全；并新加了少量注释，为与郑师原注区别，加“编者注”字样。五是根据文稿内容选配图片，图片包括照片和文稿信函等手迹。但由于掌握的图片有限，有的文章没有找到相应配图。由于对相关情况了解有限，有些图片未能标注时间、地点，有些照片中的人物亦未能一一标明。六是因本书涉及众多郑师家人亲属，为便于读者明了其中关系，我与郑师外甥女黄培大姐、外甥黄圻大哥一起编制了“郑天挺家族谱系图(部分)”、“梁陆张郑董五家亲属关系图(部分)”。遗憾的是，由于涉及人物众多，年代久远，资料缺少，这两幅图未能收录所有家人亲属，收录的人物姓名、行辈亦难免有差错。因本书并非郑师有计划的写作，各文系不同时间分别撰写，部分文章内容有交集，难免有重复之处，不便删去，故保持原样。

本书收录了三个附录。附录一为师母傅同钦教授文稿，包括三篇回忆文章和五首诗稿，其中四首诗稿未发表过。师母与郑师为大学同班同学，工作后在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及南开大学历史系又同事。傅师原从事明史研究，1980年南开大学历史系博物馆专业创办之初，即任博物馆学教研室副主任并主持工作(主任为王玉哲教授),为南开博物馆专业开创元老。附录二为郑师大姐郑雯(1923—1946)的译文和书信。1946年7月郑雯女士不幸遇难后，家人制作了一册《郑雯纪念册》,粘贴郑雯女士的照片、译文和书信，以为纪念。郑师为了纪念大姐，拟在本书收录这些译文和书信。三篇译文原系剪报粘贴，仅有《义大利俘虏回家》一文标注发表时间“34-2-11”即1945年2月11日，我查出各文原发表报纸信息予以注明。《纪念册》译文顺序并非按照发表时间，亦仍照原来顺序。《纪念册》粘贴有郑雯女士书信七通，按顺序粘贴为致父亲一通，妹妹郑晏三通，弟弟郑克昌一通，弟弟郑克晟、郑克扬一通，弟弟郑克扬一通。此外，郑师家中另找到七通郑雯女士书信，遂一并收入本书。全部书信则按写信时间排列。笔者读了这些书信，深觉发表出来不仅是家人的纪念，亦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附录三为郑天挺先生与弟弟郑庆珏(字少丹，1904—1945)先生撰写并印行的《长乐郑叔忱先生行述配陆夫人事略》,我所见为原书照片，读后觉得这份材料不仅有助于了解郑师家世，亦是研究清末知识分子的史料，《陆夫人事略》更是研究晚清女学的宝贵资料,故自作主张，将之收入本书，并试作分段标点。

本书编辑过程中，凡有疑难，随时向孙卫国兄请教商酌，卫国兄助力甚多。卫国兄门下雷雨晴、李昕洋同学将大部分已发表文章及部分手稿转录为Word文档。书名和每辑小标题系同门顾颖教授所拟，颇为贴切典雅。郑师为院系调整后迁到燕园的首届北大学生，1963年调到南开大学后，一直工作生活在南开园。书名中的“未名湖”和“新开湖”分别为燕园北大和南开校内的人工湖。人们熟知的“未名湖”为燕园北大标志性景观。“新开湖”位于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开挖于1954年，据说定名“新开湖”,一者是指新开挖的湖，二者又有新的南开的意思。郑师次子郑泰兄和外甥女黄培大姐提供不少照片。黄培大姐还整理了“郑天挺家人的人物关系”。黄培大姐之弟黄圻大哥提供“梁氏、陆氏、张氏、郑氏家族亲戚关系图谱”电子版，并告知许多郑氏家族亲友的轶事。郑师手稿《一位精力过人、学识丰富的史学家——怀念向觉明师》系墨笺楼商城2022年9月23—26日拍卖于孔夫子网,承国家方志馆的和卫国研究员提供该文照片，得以收入本书(此文原稿郑师家中亦已无存)。谨此一并致谢。尤为感谢者，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先生慨然同意本书出版，责任编辑白爱虎先生在最短时间内精心编校。书中不当之处，自系我学力不逮做事粗疏所致。

这篇编后记已经颇为冗长，最后以我记忆较清楚的郑师跟我谈过而未写出的三件学林轶事，结束本文。

郑师在北大上学时，有次去邓广铭(字恭三，1907—1998)先生家里拜访，遇到宋史专家聂崇岐(字筱山，又作筱珊，1903—1962)先生。聂先生极为傲慢，“傲慢极了!”郑师毕业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工作后，再去拜访邓先生，又遇到聂先生，这次聂先生极为客气，“客气极了!”聂先生前后两次态度反差如此之大，令郑师十分不解。后来问父亲郑天挺先生，郑老说，因为你原来是学生，现在跟他是同事了。聂先生时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工作。此事郑师跟我说过两次。

1978年10月，旅美华人历史学家邓嗣禹(字持宇，1905—1988)先生回国，先至上海，复由北京至天津南开大学拜访郑天挺先生，请教关于明清农民运动及与秘密社会之关系问题。此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邓先生第一次到天津，人生地疏，又系洋人装束，在天津火车站遭到警察盘查。当天下午邓先生即回北京，郑天挺先生在天津站一饭馆宴请送别邓先生，郑师等人作陪。邓先生非常小心地低声说：“这里我能说话吗?”显然心有余悸。此后邓先生与郑老还有一些联系交往。我曾建议郑师将这些事写出，实为“文革”刚结束后中外交流的生动资料。可惜郑师并未写出，我曾想自己动笔，但并非亲身经历，完全没有那种感觉，最终未能写出。

梁承邺(1938—2020)老师在《无悔是书生：父亲梁方仲实录》一书中记述，梁方仲(原名梁嘉官，1908—1970)先生1965年10月30日有天津之行。“在南开，父亲(梁方仲先生)等与历史系的郑天挺、杨志玖等晤面，并加上冯尔康、郑克晟等几位当时的青年教师一起，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还与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同仁开了一个专就汉冶萍公司问题的座谈会。”2019年9月9日我去看望郑师时，专门向郑师问起这件事。郑师回忆说梁先生去天津实际上是看望陈序经(字怀民，1903—1967)先生，本来当天下午就要走，但陈序经夫人极其热情，一再挽留，于是梁先生一行遂留下。当时郑天挺先生在北京编高校教材，梁先生在北京已经见过郑先生，在南开没有再见到郑先生。南开历史系有《明实录》卡片，当天晚上梁先生找郑师看《明实录》卡片。郑师对梁先生说“久仰久仰”,梁先生非常高兴，因1949年后很久没有年轻人对老先生用这样的敬辞了。次日上午与南开历史系和经济系的老师座谈，当时大多数老师都去参加“四清”,参加座谈人不多，加上梁先生一行3人总共只有10个人左右，南开历史系有杨志玖(字佩之，1915—2002)先生和郑师等，经济系有熊性美(1926—2015)先生等，座谈主要是熊先生介绍在塘沽的调查。杨志玖先生问陈寅恪(1890—1969)先生在做什么研究，梁先生说在研究柳如是。冯尔康老师有没有参加座谈，郑师不能确定，似乎觉得是没有参加。梁先生还问起南开经济系的经济地理学家鲍觉民(1909—1994)先生，因鲍先生曾与梁先生同船去英国，郑师就去告知鲍先生，鲍先生到招待所与梁先生见了一面。我于9月16日晚上将郑师所谈情况通过微信发给梁老师，梁老师次日中午回复，说：“郑克晟老师所提供的回忆很有价值，当可帮助我修补拙稿时参考使用，他提供了我早先某些不知的信息。至于个别似有出入的地方，我会再核对材料的。”并表示感谢。此后我陆续给梁老师提供了一些梁方仲先生佚文，并就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等事，与梁老师在微信上还有一些交流，但梁老师没有提到对郑师所谈情况是否有过核实。不幸的是次年3月初梁老师因脑梗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7月8日去世了。

借此机会，将以上三事补缀于此，以飨学林，并纪念梁承邺老师。

受业 封越健 谨辞 2022年10月10日于中国社科院经济所

2022年12月25日19点38分恩师不幸因病仙逝。受业无状，未能及早完成本书整理，致恩师未能获见本书出版，悔恨无及矣!谨此痛悼恩师!

2022年12月26日又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