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东京地方法院里发生了一件让人心里发堵的事儿。
一位80岁高龄的中国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站在原告席上。
对面坐着的，是个满脸傲慢的日本右翼作家，这人刚出了本书，指名道姓说老太太是“假证人”，理由是“受了37刀怎么可能还活着”，一口咬定她全是编的。
面对这种羞辱，老太太没吼没叫，只是默默解开了衣扣。
当那具苍老的躯体露出来时，全场都安静了——那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像蜈蚣一样的伤疤。
这哪里是伤疤，分明是活着的生死薄。
这些伤痕不是岁月的馈赠，而是62年前，3把刺刀在她身上疯狂穿刺37次留下的“死亡判决书”。
谁能想到，这个当年被美国医生断言“必死无疑”的孕妇，不仅从死人堆里爬了出来，还要再生命的最后时刻，跟这帮试图篡改历史的人死磕到底。
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12月，那会儿的南京，空气里全是铁锈味和焦煳味。
咱们现在看书，看到“30万”只是个冰冷的数字，但在当时，那就是活生生的炼狱。
随着国民党守军指挥崩盘，唐生智那个逃跑将军一走，南京彻底乱套了。
那时候李秀英才18岁，肚子里怀着7个月的身孕。
她没赶上撤退的船，只能和父亲躲进五台山小学——那里是西方人拉贝搞的“国际安全区”。
说实话，所谓的安全区，在杀红了眼的日军面前，就是张窗户纸。
几百人挤在地下室里，连大声喘气都不敢。
大家要知道，那时候的日军早就不是人了，他们那是狩猎心态，天天在安全区里搜“花姑娘”。
对于年轻姑娘来说，每次听到皮靴声，心脏都得停半拍。
12月19日中午，这该死的命运轮盘还是转到了李秀英头上。
三个日本兵冲进了地下室，一眼就看到了她。
按照那会儿的剧本，这就是一场没法反抗的惨剧。
可是，李秀英做出了一个把所有人都惊掉下巴的决定。
这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在被拖拽的一瞬间，竟然一把夺过了鬼子的刺刀。
这可不是演电影，是一个母亲为了护住肚子里的孩子，被逼出来的兽性。
她在那个阴暗的角落里，又是咬又是撞，跟三个全副武装的野兽拼了命。
代价太惨了。
鬼子恼羞成怒，拿着刺刀就把她捅成了“筛子”。
脸、胸、肚子、大腿...整整37刀。
我查了一下资料，最致命的一刀直接穿透了子宫，那个还没来得及看一眼世界的孩子，当场就没了。
日军走的时候，李秀英已经是个血人，没气了，直接被当成尸体扔在一边。
在那年头，这种伤，基本就是判了死刑。
但是吧，命这东西有时候真硬。
李秀英的父亲在死人堆里收尸的时候，发现闺女还有一口气，硬是给背到了鼓楼医院。
这就必须得提一个人，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这哥们是当时南京极少数没跑的外科医生，在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连夜给李秀英做手术。
手术记录现在还在耶鲁大学图书馆放着呢：光缝合伤口就搞了一整夜，输血都差点没救回来。
就在她奄奄一息的时候，约翰·马吉牧师用那台16毫米摄像机，拍下了她在病床上的样子。
这画面，后来成了那个冬天最铁的证据。
活下来只是第一步，后面的日子才是煎熬。
没了孩子，身子毁了，每到阴雨天，那37处伤口就跟有蚂蚁在啃骨头似的。
但李秀英硬是挺过来了。
1947年，南京军事法庭审判乙级战犯谷寿夫——就是那个纵容部下屠城的恶魔。
李秀英站上了证人席。
大家脑补一下那个画面，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妇女，指着曾经不可一世的日本将军，字字血泪。
真相这东西，从来不是靠恩赐得来的，是靠血肉之躯一寸一寸争回来的。
她的证词，直接把谷寿夫送上了刑场。
按理说，坏人死了，故事该结束了。
谁知道到了1998年，那个叫松村俊夫的日本作家，为了博眼球，出了本《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非说李秀英是骗子。
这种从根儿上否定幸存者、进而否定大屠杀史实的脏水，彻底把老太太激怒了。
这就是开头那一幕的由来。
这根本不是那150万日元赔偿金的事儿，老太太要争的，是咽不下去的那口气。
这场跨国官司打了整整七年，从一审打到终审。
这中间的艰难，咱们常人根本想象不到，每次出庭都是要把伤疤再撕开一次。
直到2005年1月20日，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被告上诉，李秀英全面胜诉。
这场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她赢了。
2004年12月4日，老人走了，享年86岁。
一个月后，胜诉的判决书才寄到南京，迟了整整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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