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5日凌晨两点,皖北双堆集前线电台里突然多出一串断续的摩尔斯码,值守的通讯兵愣了几秒才发现,那是14军参谋长梁岱的呼号。就在三小时前,他还被视作“失联俘虏”。
消息很快送到中原野战军指挥部。陈赓听完译码,只说了一句:“给他们时间。”没人多问,因为谁都清楚,黄维兵团已被合围,任何迟疑都可能改写局势。
从浍河到双堆集这短短七十多公里,对黄维来说像一条越走越窄的胡同。当初他信誓旦旦要连夜抢占固镇,没料到李延年、刘汝明脚步放慢,把自己推到最危险的位置。
就在兵团仓促穿插时,熊绶春的14军军部险些被中野一个突击营穿透。那一刻,熊绶春第一次有了“打不出去”的直觉,也第一次认真端详梁岱带回的三封信——写信人,黄埔一期的陈赓。
第一封劝黄维,第二封劝熊绶春,第三封递给第10师师长张用斌。纸面很客气,没有威胁,只谈出路。熊绶春当场把信撕了,却把碎片留在口袋,显然心没撕干净。
之后四十八小时,黄维兵团屡试突围皆败。12月5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出总攻令。大王庄、尖谷堆硝烟滚滚,85军23师看得心惊肉跳,索性整师投诚。黄维痛骂“背义”,对四周渐稀的电话声却毫无办法。
同一夜,陈赓的第二封信又到了14军指挥所。熊绶春没有撕,这回他找梁岱商量:“要不要搏一把?”梁岱答得简单:“再晚,想搏也没子弹了。”短短一句,把熊的犹豫推到极限。
副军长谷炳奎被叫来。谷是黄埔五期,向来自负“嫡系”。他抹泪说:“大家都一条船上,我怎敢独异?只是对不起校长。”一句“对不起”,谁也接不上。深夜里,他们决定派排长送出受降信。
遗憾的是,排长出门后再没回来。究竟遭日夜穿梭的炮火误杀,还是被有意拦截,至今没有确切答案。期限已过,四纵、九纵开始猛攻,14军工事一溃再溃。
黄昏时,熊绶春脸色铁青,把妻儿照片贴胸口,又忙着焚烧文件。梁岱回忆:“他喃喃说‘连累了你们’。”话音未落,一发炮弹在掩蔽部前爆响,熊绶春倒地,再未起身。
梁岱受伤被俘,因识大势主动配合审讯,后来担任广东省参事室参事。他留下的回忆,为研究双堆集提供了第一手细节。
战后,胡琏赶到残存兵团部。谷炳奎向他哭诉14军起义计划,按理须立刻上报,但胡琏思索片刻只说:“此事到此为止。”从此档案里,熊绶春仍是“阵亡殉职”。
1950年8月,台北公布“陆海空军阵亡将士追赠令”,熊绶春被蒋介石亲批为“陆军上将”。文件寥寥数行,却掩盖了他在最后关头谋求停战的全部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谷炳奎其后随军西撤,又在多地起义、反复,1951年在成都被依法处决。有人怀疑正是他泄露排长行踪,也有人认为未必。线索支离破碎,真相难再还原。
史料显示,胡琏选择噤声,一是同袍情分,二也是怕蒋介石追查再牵出自身兵败责任。不得不说,这份沉默既保住了熊家后人,也让一段可能改变战局的暗线永远埋入尘埃。
熊绶春的名字最终被刻在台北圓山忠烈祠,铜牌上的“黄埔精神”四字格外醒目。可若有人细问,他最后48小时到底想的是“忠义”还是“生路”,恐怕依旧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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