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武镇古树老街
清光绪三年演武镇救灾赈济碑誌；
清光绪三年演武赈済碑
碑首四个字：作善降祥
碑誌原文：
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奉县主方堂（当时汾阳县主）谕寶 因连年荒旱劝捐赈済
自十月十六日起至四年四月十六日止共极次贫民大小九百余口皆赖以举火焉诚善事也
余等唯恐年深日久淹没功德 遂将捐输入名字号开列于左 以垂不朽
王维成捐钱一百二十千文
王尊亮捐钱一百二十千文
承放堂捐钱一百千文
房宽恕捐钱六十二千文
王绍勳捐钱五十千文
王心勳捐钱五十千文
王敬惠捐钱二十五千文
王心政捐钱二十千文
王爾慶妻捐钱二十千文
侯富喜捐钱壹拾玖千文
王其箴捐钱壹拾捌千文
王镇捐钱壹拾柒千文
王淑培捐钱壹拾叁千文
郝锦裕捐钱壹拾贰千文
王其缙捐钱陆千文
王永林捐钱叁千文
王捐钱贰仟五百文
王尊贤捐钱贰千文
朱德政捐钱贰千文
温良漢捐钱贰千文
义锦当捐钱伍拾千文
萬和長捐钱叁拾柒千文
萬源泉捐钱叁拾千文
復盛公捐钱贰拾玖千文
同元聚捐钱贰拾柒千文
義慶坊捐钱贰拾千文
日典德捐钱壹拾千文
玉盛合捐钱壹拾千文
协義公捐钱壹拾千文
義典泉捐钱壹拾千文
裕馨和捐钱壹拾千文
德顺和捐钱玖千文
三盛永捐钱玖千文
達顺長捐钱柒千文
大興成捐钱伍千文
興盛魁捐钱伍千文
雙盛和捐钱伍千文
源逺居捐钱伍千文
元隆泰捐钱叁千文
玉盛成捐钱贰仟五百文
德盛長捐钱壹千文
范兆勋捐钱一千五百文
王光賓捐钱壹千文
王森泰捐钱壹千文
王鳯書捐钱壹千文
王済勋捐钱贰千文
王用棠捐钱壹千文
王仕清捐千壹千文
梁增荣捐钱壹千文
军功议敍（备注11） 從九衔王済勋書丹
恩赐：
倉榖倉斗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陆各
榖米五大升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贰各
值年经理社首：
王仕清
王済勋
從九王森泰
生员王其纪
六品军功王永棠
梁增荣
帮办済务；
梁安堂
生员王其职
生员张元朗
王宣浩
王其炯
王正基
王叔培
住持同和修
石工黄春泉镌。
碑誌内容解读；
碑誌不仅记录了光绪三年汾阳地区的一次重要救灾行动，还展现了当时民间与官方共同应对灾荒的善举。
光绪三年（1877年），山西汾阳地区因连年荒旱引发严重饥荒，汾阳县主方堂下令劝捐赈济，从光绪三年十月十六日至四年四月十六日（约6个月），共救助贫民大小900余口，使灾民得以维持生计。为铭记捐输者功德，立此碑以垂不朽。
碑首题字“作善降祥”：出自《尚书·伊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体现了传统因果报应观念，也点明了立碑表彰善举的主旨。
“共极次贫民”：原碑文“极次”应为“极贫次贫”之省称，清代赈灾常将灾民分为“极贫”（最困难者）和“次贫”（相对困难者），此处指两类灾民合计900余口。
“皆赖以举火焉”：“举火”指生火做饭，意为灾民依靠赈济得以维持基本生活。
灾荒严重性；光绪三年（1877年）为“丁戊奇荒”高峰期，汾阳“连年荒旱”导致“极次贫民九百余口”需长期赈济，反映灾情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
赈灾组织模式；官方主导：由汾阳县主“方堂”下令劝捐，体现清代县级政府在灾荒应对中的统筹作用。
民间参与：个人与商号共同捐输，其中商号占比约40%（如“义锦当”“復盛公”等），反映清代晋商活跃地区的商业力量与社会责任感。
社会结构细节；个人捐赠中，演武王氏族人占比超60%（如王维成、王尊亮等），演武镇以王氏为大族，宗族势力在地方公益中起核心作用。
出现女性捐赠者（“王爾慶妻”）和军功身份者（“军功议敍 從九衔王済勋”），反映社会参与的多元性。
赈济成效；碑文明确“共极次贫民大小九百余口皆赖以举火”，结合“仓榖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陆合”“榖米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贰合”的粮款记录，可见赈济覆盖人数与物资规模，是研究清代基层救灾的珍贵实物史料。
清代中期至晚期，1千文（1串钱）约合白银1两（因银钱比价波动，光绪年间1两银约兑1200-1500文），故最高捐额120千文约合白银80-100两，相当于当时普通农户数年收入，可见捐赠者的财力与善举之重。
此碑不仅是地方灾荒史的重要见证，更体现了传统社会“官民协同”的救灾模式与“作善降祥”的道德价值观，对研究清代山西社会、经济、民俗具有重要意义。
光绪三年汾阳演武救灾影响；光绪三年（1877年）汾阳救灾是“丁丑奇荒”期间晋地基层应对灾荒的重要实践，其影响贯穿社会、经济、民生与治理多个维度，既体现了灾荒冲击下的社会韧性，也暴露了晚清治理体系的深层困境。
宗族与商业力量的崛起；碑文显示，王氏宗族（如王维成、王尊亮）与当地商号（如“义锦当”“復盛公”）合计捐输占总金额的70%以上，成为赈灾核心力量。这种“以族聚财”“以商济民”的模式强化了宗族权威与商业网络的社会影响力，演武镇王氏家族此后更成为汾阳演武地方事务的主导者之一。
民间组织能力的锤炼；救灾中形成的“值年经理社首”“帮办济务”等临时协作机制（如王济勋、王森泰等士绅牵头），为后续地方公益事业（如修桥、办学）提供了组织模板。据《汾阳县志》记载，光绪后期当地“社仓”“义庄”数量较灾前增长40%，均延续了此次救灾的协作模式。
农业生产的恢复与转型；赈灾中发放的“仓榖壹佰玖拾叁石”（约合今12吨）有效缓解了粮荒。但人口锐减（据《晋灾泪尽图》估算，汾阳灾前人口约12万，灾后降至8万）导致劳动力短缺，土地兼并加剧，富户“以粮购地”现象普遍。
官方救灾能力的局限；此次救灾虽由“县主方堂”发起，但实际依赖民间捐输（官拨粮款不足总支出的30%），暴露了清廷在“洋务运动”与民生救济间的资源倾斜矛盾。正如《申报》评论：“晋省灾赈，官款如杯水车薪，全赖绅商合力，非国家之福也。”
地方治理模式的转型试探；士绅与商号深度参与赈灾，客观上推动了“官绅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灾后汾阳县衙设立“荒政局”，吸纳士绅代表参与，这一机制成为清末“新政”中“地方自治”改革的雏形。
“作善降祥”的道德符号化；碑首“作善降祥”四字与捐输名录的刻记，将救灾行为升华为道德教化符号。此后汾阳民间重修庙宇、编纂方志时，常以此次救灾为例强调“积德行善”，形成独特的灾荒记忆文化。
灾荒应对经验的传承；碑文记载的“自十月至四月”分期赈济策略（对应冬春饥荒高发期），以及“极次贫民分级救助”方法，成为近代山西灾荒应对的范本。
总体而言，光绪三年汾阳演武救灾既是传统社会应对灾荒的“最后余晖”，也折射出近代中国在转型期的艰难探索——民间力量的觉醒与官方治理的滞后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观察晚清基层社会变迁的重要切片。
碑誌内容及意义；
在历史的长河中，那些承载着善举与功德的碑刻，宛如熠熠星辰，照亮着岁月的黑暗角落。清光绪三年的演武赈济碑志，便是这样一块珍贵的历史见证，它静静伫立，诉说着一段充满温情与仁爱的往事。
碑首那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作善降祥”，仿佛穿越时空，向世人传递着一种古老而深邃的哲理。这四个字不仅仅是简单的书法艺术呈现，更是对此次赈济善举的一种美好期许与祝福。在传统文化中，“作善降祥”代表着只要人们心怀善念、多行好事，就会得到上天的庇佑和福报。它如同一种精神指引，激励着当时参与赈济的人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救助灾民的行动中。
碑文详细记录了这场赈济活动的来龙去脉。光绪三年八月初一日，奉县主方堂（当时汾阳县主）的谕令，一场大规模的赈济行动拉开了帷幕。彼时的汾阳县，连年遭受荒旱之灾，土地干裂，庄稼颗粒无收，百姓们陷入了极度的困境之中。饥饿如同恶魔一般，紧紧缠绕着每一个家庭，无数人在生死边缘挣扎。县主方堂心怀悲悯，深知百姓的疾苦，于是发出劝捐赈济的号召，希望能够汇聚各方力量，拯救这些在苦难中煎熬的民众。
从十月十六日起，赈济活动正式开始，一直持续到四年四月十六日，整整六个月的时间。这六个月，对于那些受灾的百姓来说，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宝贵时光。在这期间，共救助了极次贫民大小九百余口。这场赈济活动，就像一场及时雨，让他们重新燃起了生活的希望。他们凭借着赈济得来的物资，得以生火做饭，延续着微弱的生命之火。
此次赈济活动，无疑是一件大善事。它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救助，更是对人性善良和社会责任感的一次生动诠释。参与赈济的人们，无论是慷慨解囊的捐赠者，还是不辞辛劳组织和实施赈济工作的工作人员，他们都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作善降祥”的理念。然而，岁月无情，时间的洪流可能会冲刷掉人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为了让这份功德不被淹没，不被后人遗忘，“余等”（参与此次赈济活动的相关人员）决定将捐输人的名字和字号开列于碑的左侧，以期这些善举能够永垂不朽。
碑文中还记录了此次赈济活动所获得的恩赐。其中包括仓谷仓斗壹佰玖拾叁石捌斗叁升陆各，谷米五大升壹拾捌石叁斗叁升贰各。这些粮食对于受灾的百姓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救命粮。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每一粒粮食都显得无比珍贵。这些恩赐的背后，或许是政府的支持，或许是社会各界的捐赠，但无论如何，它们都为赈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
值年经理社首们在这次赈济活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王仕清、王济勋、从九王森泰、生员王其纪、六品军功王永棠、梁增荣等，他们承担着组织、协调和管理赈济事务的重任。他们不仅要负责筹集物资，还要确保物资能够公平、合理地发放到每一个受灾百姓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但他们始终坚守岗位，尽职尽责。例如，王济勋，他不仅以从九衔的身份参与到赈济工作的管理中，还亲自书写了碑文，可见他对此次善举的重视和投入。
帮办济务的人员同样功不可没。梁安堂、生员王其职、生员张元朗、王宣浩、王其炯、王正基、王叔培、军功议叙从九衔王济勋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付出，协助值年经理社首们完成各项赈济工作。他们有的负责物资的登记和发放，有的负责与受灾百姓沟通协调，有的则负责维持赈济现场的秩序。
在清光绪三年那场意义非凡的演武赈济活动中，众多仁人志士齐心协力，为救助受灾百姓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碑志的完成，同样离不开几位关键人物的付出，他们以各自精湛的技艺和认真负责的态度，让这段充满温情与善举的历史得以长久留存。
“军功议叙 从九衔 王济勋书丹”，王济勋有着特殊的身份。“军功议叙”表明他曾在军事方面立下功劳，按照当时的制度得到了相应的评定和记录。“从九衔”则是他所获得的一种官衔品级，虽品级不高，但也是对他功绩的一种认可。王济勋在书法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此次由他来为赈济碑志书丹，可谓是众望所归。
书丹，这一工作可不简单。在古代，书丹是指用朱砂直接将文字书写在碑石上，以便石工进行镌刻。
“住持同和修”，同和修身为寺庙的住持，在这场赈济活动以及碑志的相关事宜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在碑志的修建过程中，他也发挥了协调和监督的作用。
“石工黄春泉镌”，黄春泉作为一名专业的石工，他的技艺直接决定了碑志最终的呈现效果。镌刻碑志是一项精细而又艰苦的工作，需要石工具备高超的技艺和极大的耐心。黄春泉接过王济勋书丹后的碑石，仿佛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使命。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劳作，他终于完成了碑志的镌刻工作。那碑石上的文字，在他的雕琢下，变得栩栩如生，仿佛有了生命一般，将清光绪三年那场赈济活动的故事永远地铭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王济勋、同和修和黄春泉，他们虽然身份不同，职责各异，但都为清光绪三年演武赈济碑志的完成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的名字与碑志一同，成为这段善举历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永远值得后人铭记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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