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春天，哈尔滨平房区的雪刚化干净。
虽然那张著名的投降书已经签了大半年，但这片黑土地上的老百姓，心里的石头并没真正落地。
对于劳工付景琦来说，真正的恐惧根本不是看得见的刺刀，而是苞米地深处传来的一阵咀嚼声。
那天他正挥着锄头翻地，枯草堆里那个半人高的土窝子特别扎眼。
扒开一看，当时他整个人都僵在那了。
二十多只褐色的大耗子，个头大得离谱，跟成年野兔差不多，正在疯狂撕扯一只死兔子。
最邪门的是，这帮畜生见了人根本不跑，那双红得像凝固血痂的眼睛死死盯着他，嘴里还露着泛黄的獠牙。
这根本不是普通的老鼠。
在那一刻，那个叫松本的日本军医阴冷的笑声，好像又在他耳边响起来了。
付景琦太熟悉这种眼神了，这种恐惧并不来自野兽本身，而是因为他知道，这群畜生背后，是一个庞大到令人窒息的罪恶帝国。
要说清楚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往回拨，回到1943年的那个冬天。
那时候大多数人的眼睛都盯着太平洋战场，谁也没心思去管哈尔滨平房区那个被层层铁丝网围起来的“特区”。
只有像付景琦这样被抓进去的劳工才知道，那里头到底在干什么勾当。
那天因为干活稍微慢了点，他被几个日本兵拖到了一个巨大的仓房门口。
那地方味道太冲了，一股子腥臭味混着药水味，熏得人脑仁疼。
进去之后，付景琦算是开了眼了，这哪是仓房，简直就是个怪物饲养场。
三十多间特制的铁笼子，从水泥地一直垒到了天花板，密密麻麻全是这种巨型老鼠。
这时候，那个叫松本的军医穿着一双擦得锃亮的皮靴走了过来。
这家伙看这些老鼠的眼神，比看亲儿子还亲。
他手里晃着手电筒，根本没把付景琦当人看，而是像炫耀新玩具一样指着笼子。
这就是日军当时所谓的“最高机密”——满洲跳蚤鼠。
说白了，这玩意儿就是个活体容器。
日本人把它们养这么大、这么凶，就是为了让它们身上能挂住更多的跳蚤，而那些跳蚤肚子里，装的全是鼠疫杆菌。
这招太阴损了，直接把老鼠变成了会跑的生物炸弹。
松本一脚踩在付景琦冻僵的手指头上，听着指骨碎裂的声音，脸上挂着那种变态的笑。
但最让付景琦晚上做噩梦的，还不是手指的疼。
是松本手电筒扫过墙角的那一瞬间。
他看见一个笼子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具残骸，看骨架应该是个年轻女人。
左边的胳膊已经被啃得只剩下白骨，几只褐色的小鼠正从那个黑洞洞的眼眶里钻进钻出。
那一刻，付景琦才明白，在这里，人命比草芥还贱，唯独那些带着病菌的老鼠，住得比谁都金贵。
这种地狱般的日子，不仅是在摧毁你的肉体，更是在反复践踏你作为人的底线。
付景琦本来以为，只要像头驴一样闷头干活，总能熬个活命。
直到他看见那双靛蓝色的棉鞋。
鞋的主人是村东头的张铁匠。
多老实的一个汉子啊，一辈子只会打铁，结果也被套上黑头套，像拖死猪一样拖进了这片禁区。
日本人管这里被抓来做实验的人叫“马路大”，日语意思就是圆木。
这逻辑简直绝了，既然你是木头，那就没有痛觉，劈了烧了自然也不犯法。
那天付景琦被安排去清扫三号观察室，一眼就看见了被铁链拴在水泥柱子上的张铁匠。
人已经不成样了，但脚上那双破棉鞋错不了。
后来在更衣室，付景琦趁人不注意，捡起了张铁匠藏在鞋帮里的一张布条。
上面是用血写的几个歪歪扭扭的字：“告诉俺娘，我去关里找活计”。
这哪是什么留言啊，这分明是一个大活人被吃干抹净前，留给这世界最后的一声哀鸣。
这帮魔鬼猖狂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
1945年8月，那个夜晚火光冲天。
苏联红军眼瞅着就打过来了，日军高层下达了死命令：“彻底销毁证据”。
付景琦那时候正好躲在乱草堆里，他亲眼看见那些平时把病毒当宝贝供着的日本兵，像疯了一样往鼠舍上泼汽油。
但这帮孙子坏就坏在，他们不是要把老鼠烧死，而是要把笼子烧坏。
在围墙轰然倒塌的一瞬间，数不清的“满洲跳蚤鼠”像一股黑色的潮水，冲破了带火的铁丝网，四散逃进了茫茫雪原。
这就是日军撤退前留下的最恶毒的一手。
他们杀了关押的劳工，炸了实验室，却故意“放生”了这些携带剧毒病菌的老鼠。
这算盘打得太精了，就算他们在战场上输了，也要在这片土地上埋下无数颗会呼吸的雷。
后来的很多历史书里，都只写了731部队炸毁设施的那一刻，很少有人去深究那些跑出来的老鼠去了哪。
这事儿吧，细思极恐。
松本那个军医当年吹牛说“这些小家伙能活十年”，这话还真不是吓唬人。
在战后的好几年里，东北好几个地方都爆发了莫名其妙的鼠疫。
那些刚刚迎来解放、以为能过上好日子的老乡，很多都还没来得及吃上一顿饱饭，就因为当年日本人留下的这些“遗产”痛苦地死去了。
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卫生部门和防疫人员那是真拼了命，花了极大的人力物力，才把这些变异老鼠给清理干净。
这其中的艰难，咱们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
回到1946年的那个苞米地。
付景琦那天跟疯了一样，抡起铁锹就拍。
一下，两下，三下。
那不仅仅是在打老鼠，他是在发泄心里憋了三年的恨。
每一铁锹下去，都像是砸在松本那张虚伪的脸上，砸在这个吃人的世道上。
他后来特意把其中一只老鼠的尸体留了下来。
现在，那个标本还静静地躺在731罪证陈列馆里。
很多人走过它面前，可能只会觉得这是一只大点的耗子，没什么稀奇的。
但对于付景琦，对于千千万万个在那场浩劫中幸存下来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
它不再是一只普通的啮齿动物，而是一枚凝固的历史切片。
投降书上的字签了，那是法律上的停战；可这片黑土地下的战争，以及那个民族留下的恶毒诅咒，往往需要几代人的时间去清算。
如今咱们走在哈尔滨的街头，看着车水马龙，很难想象脚下的这片土地曾经承载过多少罪恶。
那个标本就在那里，不说话，但它比任何史书都更有力量。
它时刻提醒着咱们：有些账，永远不能算完；有些事，永远不能忘。
参考资料：
金成民，《日本军细菌战》，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8年。
哈尔滨市社会科学院731问题国际研究中心，《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2014年。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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