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深秋，北京的夜风凛冽。301医院住院部三层的灯却一直亮着，值班护士说：“那间病房今儿又来了位元帅。”她指的正是徐向前。徐帅拄着拐杖，脚步不快，却很坚定，他要去探望老部下詹才芳。两人自1929年黄安初识，半个世纪的风雨，早已把上下级名分凝成战友情。
推门那一刻，詹才芳刚做完雾化治疗，脸色略显苍白。见到徐帅，他想坐起，被徐帅按住肩膀：“别逞强，先把气喘匀。”这一句叮嘱，像极了零陵河畔夜谈时的口气。年轻护士并不知道，他们曾一起在弹雨中奔跑；她只看见病房里，两个白发老人默默对视，神情专注，像在回想什么极重要的细节。
交谈很短，徐帅关心的全是病情：药物反应如何、夜里发没发烧、呼吸机频率合不合适。医生给出诊断——长期往返南北，气候差异大，对肺功能损耗不小。最好留京静养，否则病情难稳。徐帅点头，记下每个医疗术语，转身离开时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回得麻烦总政了。”
回到家，他当晚就写信给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信不长，却事无巨细，既提詹才芳的战功，又说明目前的身体状况，最后一句直接：“请速批在京就医及安置。”徐帅做事有个特点，凡认定的事，绝不拖延。
信寄出后，十多天静悄悄。徐帅从不空谈效率，可这次他急。老战友病情不稳定，每晚查来往公文，他的眉头却一次比一次紧。“还没动静？”家人问。他只是轻轻哼了一声。
十二月上旬，李先念到府上请徐帅再去医院坐坐。徐帅罕见地摆手：“我脸上挂不住，事耽着呢。”李先念愣住，追问缘由。徐帅压低嗓音：“信早发了。余秋里迟迟不批，这像话吗？”一句“太不像话”里，夹着无奈，也有担忧。
李先念略一沉吟，告诉他：“程序复杂，中央批示要走完整链条。余秋里未必怠慢，你别急。”说罢，李先念答应隔日去总政催办。两位老同志并肩走到院门口，寒风卷落叶，李先念拍拍徐帅胳膊：“放心，这事能成。”
催办电话打到余秋里办公室，对方给出的解释是：材料已上报军委，批件在走流程。文件流转绝非推三阻四，只是节点众多。余秋里也感到压力，第二天补充了一份加急报告，注明“詹才芳系一级伤残，确须北方医疗条件”。
半个月后，军委批件终于落在徐帅书桌上。他戴上老花镜，反复确认批示里的“同意”二字，随后自语：“晚了点，总算有了交代。”电话接通广州军区，通知很简短：詹才芳留京治疗，编制关系随迁。对方在那头连声“明白，马上办理”。
再去医院时，徐帅带着批件复印件。詹才芳见到，长舒一口气，只说四个字：“多谢操心。”对话到此戛然而止，两位老兵心知肚明：真正的感谢埋在心里，不必铺陈。医生也放心了，治疗方案随即改成长期计划，慎重而系统。
有意思的是，外界并不清楚徐帅曾为这份批件着急上火，只知道他常拄着拐杖在走廊出现。护士小声议论：“这元帅真尽心。”其实，不只是尽心，更多是责任。徐帅常说，革命不是一句口号，是对同志生死与共的担当。那年冬天，这句话再次被他用行动来验证。
翌年春，詹才芳病情有起色，能拎壶热水到阳台晒太阳。他打趣：“北京也没想象中冷。”徐帅听完，只笑不语。李先念顺手递了杯茶，说道：“余秋里也没耽误，你看，事成了。”徐帅点点头，语气平淡：“误会总要解开的。”
时间进入1987年农历八月初五，詹才芳八十寿辰。病房不大，却满是花篮与电报。陈锡联、洪学智等老战友都赶来，徐帅因坐骨神经痛无法久站，派秘书送上祝福。那天晚上，詹才芳翻看签名册，突然感慨：“活到今天，多亏那张批件，否则后果难料。”话音不高，却叫在场年轻军医默默侧目——一份文件，竟能关乎性命。
1990年，徐向前病重。临终前，他还问秘书：“詹才芳的身体怎样？”得到“稳定”二字，他闭上眼，长长呼出一口气。两年后，詹才芳亦因并发症去世，终年八十五岁。一段师友情自此画上句号。
回溯全事，无尖锐冲突，也无壮观场面，不过是几封公文，一次电话，一句抱怨，却映照出老一辈将领质朴的价值观：战场上一起扛枪，和平年代也要彼此托底。这便是他们认为的“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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