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年的深圳,夏天像个不讲道理的壮汉,把太阳掰碎了,滚烫地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我叫陈默,十九岁,从湖南乡下揣着一百二十块钱和一本高中毕业证,跳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

火车上的人告诉我,深圳遍地是黄金,弯腰就能捡到。

我信了。

可到了才发现,黄金确实有,但都长在别人的口袋里。

而我,连弯腰的力气都快没了。

钱花光的那天,我站在华强北的天桥上,看着下面川流不息的车灯,像一条金色的河。

河里流淌的是别人的生活,和我无关。

肚子叫得像打雷。

我找了个背风的角落,把装着唯一一件换洗衣裳的破布包枕在头下,蜷缩起来。

天桥的混凝土,白天被晒得发烫,到了午夜,还散发着一股温吞的、绝望的热气。

蚊子是这城市里最勤劳的工人,它们在我身上开采,留下一个个又痒又疼的红包。

我就这样在天桥上睡了三天。

三天里,我学会了跟野狗抢食,在公共厕所里用冷水擦身,也学会了如何把自己的尊严踩在脚底下,再用饥饿和疲惫把它碾碎。

第四天傍晚,我正盯着桥下一个卖肠粉的小摊发呆,口水在嘴里泛滥成灾。

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在我身边停下。

“嘎吱——”一声,像一个老头临死前的咳嗽。

车上堆满了纸皮、塑料瓶和生锈的铁块,散发着一股复杂的、酸腐的气味。

一个干瘦的老头从车上下来,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灰色背心,皮肤是太阳和尘土合力创作出的古铜色。

他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没有同情,也没有鄙夷,就像看一块路边的石头。

“小伙子,饿了吧?”他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

我没作声,只是把头扭到一边。

他从挂在车把上的一个布袋里,掏出一个还冒着热气的肉包子,递到我面前。

“拿着。”

肉包子的香气像一只手,粗暴地揪住了我的鼻子,我的胃。

我的手,不听使唤地伸了出去。

包子很烫,我狼吞虎咽,也顾不上,眼泪毫无征兆地就掉了下来,砸在油乎乎的包子皮上。

我这辈子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老头没看我,自顾自地点了根烟,烟很劣质,呛得人咳嗽。

“哪里人?”他问。

“湖南的。”我含糊不清地回答。

“来发财的?”

我没吭声,算是默认了。

他吸了口烟,吐出的烟圈在闷热的空气里挣扎了几下,散了。

“财,不是这么发的。”

他指了指他车上的那堆破烂。

“看见没?这才是财。”

我愣住了,看着那堆散发着臭气的垃圾,不明白他的意思。

他把烟屁股在鞋底上摁灭,小心地收进口袋。

然后,他重新看着我,那双浑浊但锐利的眼睛,像是能穿透我的身体,看到我心里那点仅存的不甘。

他说了一句改变我一生的话。

“跟我干,我教你。”

老头姓王,别人都叫他老王。

我就跟着老王干了。

我的工作,就是坐在他那辆破三轮车后面,负责往下卸货,也负责往上装货。

每天天不亮,老王就用脚踹我睡的那个角落的桥墩。

“走了,发财去了。”

我们就骑着那辆嘎吱作响的三轮车,穿行在深圳还没完全苏醒的街巷里。

老王对这座城市的熟悉程度,像熟悉他自己手上的老茧。

哪个小区的垃圾桶最“肥”,哪个写字楼的保洁好说话,哪个工厂最近有废料要清,他门儿清。

陈默,记住了,垃圾这行,靠的不是力气,是眼睛和脑子。”

他一边蹬着车,一边给我上课。

“纸皮分黄板、花纸、报纸,价钱都不一样。塑料瓶要看底下的标,1号PET最值钱,能做成衣服。铜,那是硬通货,比钱还硬。”

他把一个易拉罐递给我,“捏捏,这是铝。软。铁呢,硬,还容易生锈。一吨废铁和一吨废铝,价钱差远了。”

我像个刚入学的学生,贪婪地记下他说的每一个字。

我们的大本营,在当时还是一片混乱的城中村,叫白石洲。

老王租了个小院子,不到三十平米,那就是我们的仓库兼加工厂。

每天傍晚,我们把一天的“战利品”拉回来,就开始最重要也最辛苦的工作——分拣。

各种各样的垃圾堆成一座小山,酸臭味、霉味、各种化学品的味道混在一起,能把人的眼泪熏出来。

我一开始闻到就想吐。

老王递给我一个口罩,“戴上。时间长了,你就闻不到了。闻到的,就全是钱味儿。”

他说的没错。

当我第一次亲手从一堆废电线里,抽出那金红色、亮闪闪的铜丝时,我真的闻到了钱的味道。

那是一种带着金属腥气,却无比迷人的味道。

我们把分拣好的废品,分门别类地堆好。纸皮压实,塑料瓶踩扁,铜线铝块码得整整齐齐。

老王有自己的规矩。

院子再乱,睡觉的地方必须干净。

我们就在院子角落搭了个小棚子,两张木板床。

每天收工,不管多累,他都逼着我提水把身上冲干净。

“做我们这行,人可以脏,但不能邋遢。人一邋遢,心就散了,气也泄了。”

晚饭通常是白粥配咸菜,偶尔老王会大方地去市场斩半只烧鹅,那就算是过节了。

我们就蹲在院子里,就着昏黄的灯泡,一人一瓶廉价的啤酒,听着外面噪杂的人声,吃得满嘴流油。

“老王,你为啥干这个?”有一次我喝了点酒,胆子大了点。

他夹了一筷子烧鹅皮,慢慢嚼着,眼睛看着远处高楼的点点灯光。

“我以前,也是个工人,在厂里。”

他没多说,但我能感觉到,那段故事不轻松。

“后来厂子没了,人也就废了。捡垃圾,挺好。每天弯腰,捡起来的,不光是瓶子纸皮,也是自己的骨气。”

“骨气?”我不懂。

“是啊,”他喝了口酒,哈出一口热气,“不偷不抢,靠自己本事吃饭,弯腰捡钱,不比跪着要饭强?”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那段时间,我每天累得像条死狗,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但心里,却前所未有的踏实。

我不再是那个睡在天桥上,连明天在哪里都不知道的陈默了。

我有了落脚的地方,有了每天都能填饱肚子的饭,还有了师父。

虽然这个师父,教我的是怎么在垃圾堆里刨食。

第一个月,老王没给我一分钱。

管吃管住。

月底那天,他从一个铁盒子里,数出三百块钱,拍在我手里。

“这是你这个月的工钱。”

那三百块钱,皱巴巴的,带着一股废品的味道。

我捏着那三百块,手都在抖。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笔靠自己双手挣来的钱。

比我爹妈给的一千块,还要重。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邮局,给家里汇了两百块。

写地址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字写得歪歪扭扭。

我没写信,不知道该说什么。

说我在深圳捡垃圾吗?

我怕我爹会气得从湖南冲过来,把我打死。

剩下的钱,我给自己买了双新的解放鞋,之前那双,鞋底已经磨穿了。

我还奢侈了一把,去吃了那家我曾在天桥上觊觎已久的肠粉。

真香。

日子就像老王的三轮车,嘎吱嘎吱,缓慢但坚定地往前走。

我渐渐摸清了门道。

我开始能一眼分辨出不同材质的塑料,能从一堆建筑垃圾里,精准地找到藏在里面的电线和钢筋。

我的手变得粗糙,指甲缝里永远是黑的,但我的眼睛,却越来越亮。

老王把他的“生意经”一点点地教给我。

“对收废品的人来说,嘴巴比手脚还重要。见人要笑,递根烟,说句好话,人家下次有好东西,才会第一个想到你。”

“跟工厂的采购打交道,要学会看人下菜。有的人吃硬,有的人吃软。但有一条,绝对不能坏了规矩,不能给回扣。”

“为啥?”我不解,“给了回扣,我们不是能收到更多好货吗?”

老王瞪了我一眼,“你给了,别人就会给得更多。这生意就做烂了。我们挣的是辛苦钱,干净钱。沾了那些玩意儿,早晚要出事。”

我把他的话,刻在心里。

我们这一行,也有江湖。

白石洲聚集了上百个收废品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

过界了,是要起冲突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新建的楼盘附近,发现了一大堆被丢弃的包装纸箱。

我兴奋地拉着车就去了。

刚装了半车,就被几个本地口音的年轻人围住了。

“喂,外地仔,谁让你在这捡东西的?”领头的那个,染着一头黄毛,一脸凶相。

“这……这不是没人要的吗?”我有点怕。

“没人要?这片都是我们龙哥罩的!你动这里的东西,问过龙哥没有?”

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他们不讲道理。

“垃圾扔在路边,谁捡到就是谁的!”

“嘿,还敢顶嘴!”黄毛一把推在我胸口。

我被推了个趔趄,刚想还手,就被他们几个人按住了。

拳头雨点般地落在我身上。

我抱着头,蜷在地上,感觉五脏六腑都错了位。

是老王及时赶到了。

他没有冲上来跟人拼命。

他只是骑着那辆破三轮,不紧不慢地停在旁边。

“几位兄弟,给个面子。”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递了过去。

黄毛接过烟,斜着眼看他,“老东西,你谁啊?”

“我谁不重要。这后生是我带的,不懂规矩,我替他给各位赔不是。”

老王不卑不亢,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

“这堆纸皮,你们拿走。我这车上还有几斤铜,算是我请兄弟们喝茶的。”

说着,他真的从车上搬下我们好不容易攒下的铜块。

黄毛几个人对视了一眼,似乎没想到这老头这么上道。

“算你识相!”黄毛拿了东西,带着人扬长而去。

我从地上爬起来,吐了口带血的唾沫。

“老王!你干嘛给他们东西!我们报警啊!”我气得浑身发抖。

老王没理我,默默地把我扶上三轮车。

回去的路上,他一言不发。

到了院子,他才开口。

“疼吗?”

“疼!”

“记住这个疼。”老王说,“记住,我们是来求财的,不是来斗气的。跟疯狗咬架,你赢了,也落一身骚。不值当。”

“可我们……”

“没有可是!”他打断我,“陈默,你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人在屋檐下,该低头的时候,必须低头。低头,不是认输,是为了下一次能更好地抬头。”

那天晚上,他给我擦红花油,动作很轻。

我看着他布满皱纹和伤疤的后背,突然觉得,这个干瘦的老头,像一座山。

一座沉默的,但能为我挡风遮雨的山。

从那以后,我收敛了性子,学着老王的样子,见人三分笑。

遇到同行的,宁愿自己少收点,也主动让出一部分。

渐渐地,白石洲收废品的人,都知道了老王身边跟了个叫阿默的后生,话不多,但懂事。

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顺。

在白石洲的日子,除了辛苦,也有一点甜。

那点甜,来自院子对面的一个小吃摊。

摊主是个叫小芳的姑娘,大概二十出头的样子,从四川来的。

她扎着个马尾辫,笑起来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她的摊子卖酸辣粉和抄手。

每天晚上我们收工,都能闻到她那边飘来的,又香又麻的味道。

我不敢正眼看她。

每次去买宵夜,都低着头,把钱放在桌上,小声说一句“一碗酸辣粉”。

她总是笑盈盈地应一声,“好嘞!”

然后麻利地煮粉,放料,那双白净的手,和我们这种整天跟垃圾打交道的手,简直是两个世界的。

老王看出了我的心思。

有天晚上,他故意多给了我十块钱。

“去,买两碗抄手,请人家姑娘也吃一碗。”

“我……”我脸一下子就红了。

“我什么我?大小伙子,喜欢就去说,不说人家怎么知道?”

我扭捏了半天,还是壮着胆子去了。

“两碗……抄手。一碗……给你。”我把钱递过去,眼睛不敢看她。

小芳愣了一下,随即笑了。

“谢啦。不过我吃过了。这碗算我请你的。”她把一碗热气腾腾的抄手推到我面前。

我窘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晚上,我吃着那碗没花钱的抄手,觉得比老王的烧鹅还香。

后来,我们渐渐熟了。

她会把摊子上卖不完的卤蛋送给我们,我也会帮她换沉重的煤气罐。

我们聊得不多,但彼此一个眼神,似乎就能明白很多事。

我知道她也是一个人来深圳打拼,家里还有弟弟妹妹要靠她供养。

我知道她每天收摊,都要仔细地数好几遍当天的收入,一块钱的毛票都捋得平平整整。

她也知道我跟着老王收废品,每天一身臭汗。

但她看我的眼神里,没有嫌弃。

只有一种,和我一样的,对未来的期盼和对现实的坚韧。

这种默契,比任何甜言蜜语都让我心安。

九二年初,春天的风吹过深圳。

报纸上,电视里,都在讲一个叫“南巡”的事情。

我们这些收废品的,不懂什么大道理。

但我们能感觉到,风向变了。

来深圳的人更多了,建的楼也更多了。

工地像雨后的春笋一样,一夜之间冒出来。

这对我们来说,是天大的好消息。

因为有工地,就有废料。

钢筋、模板、电线、包装材料……那都是钱。

老王带着我,把业务重心,从居民小区,转向了各大工地。

这是个更野蛮的战场。

每个工地,都被不同的势力盘踞着。

我们就像是草原上的鬣狗,跟在狮子老虎后面,捡点残羹剩饭。

但就算是残羹剩饭,也比以前的收入高得多。

那段时间,是我最累,也是最兴奋的时候。

我们每天的收购量,是以前的三四倍。

老王那辆小三轮,已经不够用了。

他咬咬牙,花了大半积蓄,买了一辆二手的柴油三蹦子。

“突突突”的声音,难听,但带劲。

那是我们事业升级的号角。

我学会了开三蹦子,每天拉着一车车的废料,在深圳的尘土里穿梭。

我的口袋,也第一次真正地鼓了起来。

我开始给家里每个月汇五百块钱。

我娘在电话里哭了,问我在这边做什么工作,这么挣钱。

我说,在一家公司里,做采购。

我没撒谎。

我采购的,是别人不要的“垃圾”。

但有一天,老王突然把我拉到一边,表情很严肃。

“陈默,我们得换个地方了。”

“换地方?为什么?这里不是挺好的吗?”我不解。

“就是因为太好了。”老王眉头紧锁,“你没发现吗?最近来白石洲收废品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杂。以前是求财,现在,有的人是来抢钱的。”

他指了指不远处,几个新来的同行,正因为争抢一个工厂的废纸,吵得面红耳赤,眼看就要动手。

“水浑了,龙就多了。我们这种小鱼小虾,容易被搅进去,到时候连骨头都剩不下。”

我有点不甘心。

我们好不容易才在这里站稳脚跟。

“那我们去哪?”

“去关外。”老王说,“布吉,或者龙岗。那边现在还荒,但地方大,厂子也开始往那边搬。我们去那边,重新开个场子。虽然辛苦点,但安稳。”

我犹豫了。

离开这里,意味着要放弃现在所有熟悉的渠道。

也意味着,要离开小芳。

老王看出了我的心思。

“我知道你舍不得那姑娘。但你现在这个样子,能给她什么?一个收破烂的,能给她一个家吗?”

“你听我的,我们出去闯出个名堂来。到时候,你开着小汽车,风风光光地回来接她,那才叫本事。”

老王的话,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

但也让我清醒了。

是啊,我现在能给小芳什么?

一个堆满垃圾的院子,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吗?

那天晚上,我去找了小芳。

我把我跟老王要去关外发展的计划,告诉了她。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只是低头搅动着碗里的酸辣粉。

“你……会回来看我吗?”她小声问。

“会!我一定会的!”我急切地保证,“等我挣到钱,我就回来!”

她抬起头,眼睛里有水光。

她笑了笑,“好,我等你。”

没有海誓山盟,没有依依不舍的拥抱。

就这么一句“我等你”,比什么都重。

我和老王离开了白石洲。

走的那天,我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熟悉的城中村。

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

但回来的时候,我一定不能再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把新的“根据地”,安在了布吉。

当时那里还是一片黄土地,到处是工地和临时搭建的工棚。

我们租了一个更大的院子,几乎是白石洲的两倍大。

但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我们人生地不熟,只能用最笨的办法。

开着三蹦子,一个工厂一个工厂地跑,一家工地一家工地地问。

吃闭门羹是家常便饭。

被保安像赶苍蝇一样赶走,也是常有的事。

那段时间,我才真正体会到老王说的,“嘴巴比手脚重要”。

我学着递烟,学着说好话,学着把自己的姿态放得比尘土还低。

“老板,行行好,你们这点废料,放着也是占地方,我们帮您清了,还给您钱,两全其美啊。”

“大哥,抽根烟。我们就是混口饭吃,您给个方便,下次有啥力气活,招呼一声,我随叫随到。”

我的脸皮,就在这一次次的拒绝和白眼中,被磨得越来越厚。

终于,我们谈下了第一笔生意。

一个小型家具厂,有一批废木料和边角料要处理。

量不大,也挣不了多少钱。

但这是一个开始。

我们干得特别卖力,把厂里的垃圾清得干干净净,还顺手帮他们把仓库也打扫了一遍。

厂长很满意,答应以后厂里的废料都交给我们处理。

有了第一个,就有第二个,第三个。

我们的名声,在布吉的工业区里,慢慢传开了。

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收废品的,一个老的,一个少的,人实在,干活利索,不贪小便宜。

我们的生意,重新走上了正轨。

而且,比在白石洲的时候,规模更大,也更稳定。

我们不再是“游击队”,开始有了固定的“供应商”。

我们甚至开始接触一些更上游的门道。

比如,直接和废品回收加工厂对接,省去了中间商的环节,利润高了不少。

老王把账目交给我管。

我买了本日记本,每天把收了什么,卖了多少,赚了多少,一笔一笔,记得清清楚楚。

看着本子上不断增长的数字,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像这账本一样,一页一页地翻开,越来越厚实。

那年年底,我们盘了盘账。

刨去所有开销,我们俩,竟然挣了将近五万块钱。

五万块!

在九二年,那是一笔巨款。

我捏着属于我的那两万多块钱,手心全是汗。

我感觉像在做梦。

老王倒是很平静。

他给自己倒了杯酒,慢慢喝着。

“陈默,别被钱晃花了眼。”他说,“这才刚开始。”

“我们的目标,不应该只是收废品。”

“那是什么?”我问。

“是开一个真正的,废品回收站。有自己的场地,自己的车,自己的工人。我们不光收,我们还要做初步加工,打包,直接卖给大厂。”

老王的眼睛里,闪着我从未见过的光。

那一刻我才明白,他的野心,远不止一辆三蹦子那么大。

他是在垃圾堆里,想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王国。

而我,是他选中的第一个兵。

过年我没有回家。

我给家里汇了一万块钱。

我爹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然后用一种我从未听过的,近乎哽咽的声音说:“儿子,在外面,照顾好自己。”

我知道,那一刻,他终于认可我了。

我用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一套新衣服,还买了个大哥大。

当然是二手的,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像一块金砖。

然后,我开着我们的三蹦子,回了白石洲。

我去找小芳。

她的摊子还在老地方。

她比以前瘦了点,但笑起来还是那么好看。

我把一个包装得很漂亮的盒子递给她。

里面是一条金项链。

我攒了很久的钱买的。

她没收。

“陈默,我等你回来,不是为了这个。”她说。

“我知道。”我看着她的眼睛,认真地说,“小芳,跟我走吧。去布吉,我们在一起。我现在……能给你一个家了。”

虽然那个家,还是一个堆满废品的院子。

但至少,那个院子,是属于我们自己的。

小芳哭了。

然后她笑了。

她点点头。

三天后,小芳关掉了她在白石洲的小吃摊,跟着我,坐上了那辆“突突”作响的三蹦子。

车子开动的时候,我从后视镜里,看到她坐在我身后的废纸皮上,笑得像个孩子。

阳光洒在她身上,我觉得,我拉着的是全世界。

有了小芳,我们在布吉的那个院子,才真正像个家了。

她把院子收拾得井井有条,还开辟出一小块地,种上了辣椒和葱。

她每天给我们做好饭菜,等我们收工回来。

不管在外面多累,受了多少气,只要回到院子,闻到她做的饭菜香,我心里就觉得踏实。

老王也很喜欢小芳,把她当自己闺女一样。

他话不多,但总会默默地把我们碗里最大的那块肉,夹到小芳碗里。

我们的事业,也进入了快车道。

老王说的没错,关外的机会,比关内多得多。

随着深圳的扩张,越来越多的工厂在布吉、龙岗落地。

我们成了这片区域最大的废品收购商之一。

我们买了第一辆二手的小货车,雇了两个帮工。

我不再需要每天亲自去收货,而是开始负责跑业务,谈合作。

我穿着新买的西装,虽然不合身,但我努力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老板。

我学着跟那些厂长、经理们在酒桌上推杯换盏。

我学会了说场面话,学会了看眼色行事。

我变得越来越不像当初那个在天桥下蜷缩的少年。

有时候,夜深人静,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会觉得陌生。

但一回头,看到身边熟睡的小芳,和隔壁房间传来老王均匀的鼾声,我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九四年的夏天,一个机会,像一颗炸雷,在我们面前炸响。

一个大型的国营电子厂,因为经营不善,要搬迁,旧的厂房和设备要整体处理。

那里面,有堆积如山的废旧机器,数不清的铜线、铝材、不锈钢。

那不是一座工厂,那是一座金山。

消息一传出来,整个深圳的废品回收行业都疯了。

所有人都盯着这块肥肉。

其中,就包括一个叫龙哥的人。

龙哥是本地人,靠着一些不干不净的手段起家,垄断了布吉周边好几个工业区的废品生意。

就是当年在白石洲,找我麻烦的那个黄毛的老大。

我们和他,井水不犯河水,但也时有摩擦。

我知道,想拿下这个电子厂,就必须过他这一关。

老王劝我放弃。

“陈默,这水太深了。龙哥这种人,我们惹不起。我们安安稳稳挣我们的钱,挺好。”

“老王!”我第一次反驳他,“这是多大的机会!干完这一票,我们就能真正立起来了!我们就能买自己的地,建自己的回收站!”

“你只看到肉,没看到后面举着刀的人!”老王急了,“你以为这块肉,是那么好吃的?吃了,怕是要把命都搭进去!”

“我不怕!”我当时年轻,气盛,被巨大的利益冲昏了头脑,“富贵险中求!我们不去争,就一辈子只能做个收破烂的!”

“收破烂的有什么不好!”老王一拍桌子,“收破烂的,睡得安稳!”

那天,我们吵得很凶。

最后,我不顾老王的反对,决定自己去争一争。

我通过各种关系,联系上了电子厂负责处理这件事的副厂长。

我请他吃饭,给他送礼。

我把我所有的积蓄,都押在了这件事上。

我甚至背着老王,向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借了高利贷。

我觉得自己疯了。

但开弓没有回头箭。

也许是我的诚意打动了那个副厂长,也许是他也看不惯龙哥的嚣张。

最后,他松口了。

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让我和龙哥,一起竞标。

谁出的价高,这批货就归谁。

我知道,比钱,我肯定比不过龙哥。

我唯一的胜算,就是我的专业。

我带着两个信得过的工人,在副厂长的默许下,偷偷进了厂区好几次。

我们把每一台设备,每一堆废料,都仔细地评估了一遍。

我们计算出了这批货的最低价值和最高价值。

竞标那天,我见到了龙哥。

他四十多岁,身材魁梧,脖子上戴着一条小指粗的金链子。

他看我的眼神,像看一只不知死活的蚂蚁。

“小子,胆子不小啊,敢跟哥哥抢食?”他皮笑肉不笑地说。

我没理他,只是把我的标书,递了上去。

龙哥出的价,八十万。

这是一个很高的价格,几乎是这批货的最高市场价值。

他显然是想用钱,直接把我砸死。

所有人都以为我输定了。

我打开我的标书。

我的报价,是八十一万。

我只比他多了一万。

但我赢了。

龙哥的脸,瞬间就黑了。

他走到我面前,用手指着我的胸口。

“好,小子,你有种。这批货,你拿得走,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命把它运出去。”

他走了。

留下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后背全是冷汗。

我赢了竞标。

但我知道,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

我用最快的速度,凑齐了八十一万。

一部分是我的积蓄,一部分是借来的高利贷。

我几乎是倾家荡产。

我把钱交给了厂里,拿到了合同。

那张纸,薄薄的,却重得我喘不过气。

我只有三天时间,把厂里所有的东西都清走。

三天之后,厂房就要被爆破推平。

我雇了所有我能雇到的人,租了所有我能租到的车。

我们像蚂蚁搬家一样,日夜不停地往外搬东西。

老王还是来了。

他什么也没说,只是默默地拿起工具,加入了拆卸的队伍。

我知道,他还是不放心我。

第一天,很顺利。

第二天,麻烦来了。

龙哥的人,开着几辆大卡车,堵住了工厂的大门。

不让我们出去。

“龙哥说了,想从这过去,可以。留下买路财。”带头的,还是那个黄毛。

“要多少?”我沉着脸问。

“不多。这批货,分我们一半。”

“不可能!”我一口回绝。

分他们一半,那我连本钱都收不回来,还要背一身高利贷。

“那就没得谈了。”黄毛一挥手,他身后的人,都亮出了手里的钢管和砍刀。

我的工人,都吓得往后退。

我们这边,只有一些干活的扳手和锤子。

硬拼,肯定不行。

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再拖下去,我的货就全砸在手里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

老王走了过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别慌,让我想想。”

他走到黄毛面前,递了根烟。

“兄弟,又见面了。”

黄毛斜着眼看他,“老东西,又是你。这次,可不是几斤铜能解决的了。”

“我知道。”老王笑了笑,“我不是来跟你谈条件的。我是来跟你老板,龙哥,谈笔生意的。”

“你?”黄毛一脸不屑,“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龙哥谈生意?”

“你告诉龙哥,就说,白石洲的老王,有笔关于‘红星机械厂’的生意,想跟他聊聊。”

黄毛将信将疑地去打电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脸色很奇怪。

“龙哥让你过去。”

老王对我点了点头,一个人,跟着他们走了。

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七上八下的。

我不知道“红星机械厂”是什么,也不知道老王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一个小时,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

一个小时后,老王回来了。

安然无恙。

堵门的车,也撤了。

我赶紧迎上去,“老王,怎么样?”

“没事了。”老王淡淡地说,“抓紧时间干活吧。”

那天晚上,我们终于把所有的货都运回了我们的院子。

我累得直接瘫倒在地。

我问老王,他到底跟龙哥说了什么。

老王喝了口酒,才缓缓开口。

“龙哥当年,就是在红星机械厂犯的事。偷了厂里的设备去卖,结果出了事故,死了人。他找人顶了罪,自己跑了。这件事,没几个人知道。我也是当年在白石洲,听一个跟龙哥混过的人酒后说起的。”

我惊得目瞪口呆。

“你……你这是在敲诈他!”

“不。”老王摇摇头,“我没跟他要一分钱。我只是告诉他,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兔子急了也咬人。把他逼急了,我这把老骨头,烂命一条,没什么好怕的。但他龙哥,家大业大,应该不想再回想起当年的事吧。”

“我跟他保证,这件事,到我这里为止。只要他不再找我们麻烦。我们这批货,就算他入了一成干股。挣了钱,有他一份。”

我愣住了。

我没想到,老王会用这种方式,解决了这个天大的麻烦。

他没有硬碰硬,而是找到了对方的死穴。

一击致命。

而且,他还懂得让利。

给龙哥一个台阶下,也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

那一刻,我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以前总觉得,他太保守,太胆小。

现在我才明白,那不是胆小,是智慧。

是在这个野蛮生长的世界里,摸爬滚打出来的,生存的智慧。

电子厂那批货,我们挣了整整六十万。

刨去成本和给龙哥的分红,我们净赚了四十多万。

我把欠的高利贷,连本带息地还清了。

剩下的钱,我一分没动,全交给了老王。

“老王,你说得对。我们该建自己的回收站了。”

九五年的春天,在布吉的郊区,我们的“默王再生资源回收站”正式挂牌成立了。

我们买下了一块地,建了标准化的厂房和仓库。

我们买了打包机,切割机,叉车。

我们有了自己的车队,自己的工人。

我们不再是收破,烂的了。

我们是再生资源回收公司的老板。

开业那天,下了点小雨。

龙哥竟然也派人送来了花篮。

我知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算是真正地站稳了脚跟。

小芳给我生了个儿子。

我们给他取名叫“陈念”。

纪念我们走过的那些路,也希望他能永远念着我们的根。

老王,成了我儿子的干爷爷。

他不再亲自去收货了,每天就在回收站里,逗逗孙子,喝喝茶。

但他还是我们所有人的主心骨。

有他在,我心里就踏实。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深圳,也一天天地在变。

我们身边,高楼越来越多,马路越来越宽。

当年我们走过的那些泥泞小路,都变成了宽阔的柏油马路。

白石洲,也早就变了样。

那些拥挤的握手楼,被一个个崭新的花园小区取代。

我有时候会开着车,带小芳和儿子,去华强北的天桥下转转。

我会指着那个角落,告诉儿子。

“当年,你爸,就是从那里站起来的。”

儿子似懂非懂。

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明白。

明白他父亲的荣耀,不是来自于今天拥有了多少财富。

而是来自于,那个在天桥下饥寒交迫的夜晚,没有放弃。

来自于,那个在垃圾堆里挥汗如雨的夏天,没有抱怨。

来自于,那个面对威胁和恐吓的关头,没有退缩。

2001年,深圳申办大运会成功。

整个城市,都沸腾了。

我们的生意,也迎来了新的高峰。

城市建设,意味着更多的废料,更多的机会。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埋头苦干的陈默了。

我学会了看政策,看新闻。

我知道,环保,将是未来的大趋势。

我开始投入资金,引进更先进的设备,做废品的深加工。

把塑料瓶,变成可以纺织的纤维。

把废旧电路板,提炼出贵金属。

我的公司,也从一个简单的回收站,慢慢转型成一个技术型的环保企业。

老王,年纪越来越大了。

他的身体,不如以前硬朗了。

他开始忘事,有时候连回家的路都记不清。

我把他接到了我家里住。

小芳像照顾自己父亲一样,照顾他。

他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我儿子放学回来,围着他“爷爷,爷爷”地叫。

他会从口袋里,像变魔术一样,摸出一颗糖,或者一个用废铁丝拧成的小玩意儿。

看着他们祖孙俩笑,我觉得,这就是我奋斗的全部意义。

有一天,他把我叫到房间。

他从床底下,拖出一个沉重的铁箱子。

打开,里面不是钱,也不是金条。

是一堆,他收藏了一辈子的“宝贝”。

一个五十年代的搪瓷杯,一个六十年代的铁皮玩具,一个七十年代的半导体收音机……

“陈默,这些,都是我这些年,从垃圾堆里,捡回来的。”

“每一个,都有一个故事。”

“我老了,记不住了。以后,你帮我记着。”

我看着那些带着岁月痕迹的老物件,眼眶湿了。

我点点头,“好,我帮你记着。”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开幕。

我们一家人,坐在新买的液晶电视前,看开幕式。

当烟花在鸟巢上空绽放的时候,老王突然拉住我的手。

“陈默,你看,多好啊。”

他的眼睛里,闪着泪光。

“我们这辈子,值了。”

那年冬天,老王走了。

走得很安详。

在睡梦中。

我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撒进了深圳湾。

他来的时候,一无所有。

走的时候,也把一切,还给了这座他热爱的城市。

我接手了他留下的那个铁箱子。

我专门在我的办公室里,做了一个陈列柜,把那些老物件,一件件地摆好。

每一个来我公司的客人,我都会给他们讲这些物件的故事。

讲我们,是如何从一个天桥,一个堆满垃圾的院子,走到今天的。

我的公司,越做越大。

我成了别人眼中的“陈总”。

我有了好几辆车,在市中心最好的地段,买了房子。

我儿子,也考上了大学。

他学的,是环境工程。

他说,他要继承我的事业,把环保,做成一件更伟大了不起的事情。

我很高兴。

但我心里,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我时常会想起老王。

想起他骑着那辆破三轮,在清晨的薄雾里,对我喊:“走了,发财去了。”

想起他在院子里,就着昏黄的灯光,对我说:“我们挣的是辛苦钱,干净钱。”

想起他面对龙哥的威胁时,那个并不伟岸,却无比坚定的背影。

他教我的,从来不只是如何分辨铜和铁。

他教我的,是如何在这个世界上,堂堂正正地,站着。

如何弯下腰,捡起生活的碎屑。

再把它们,一点一点,拼凑成自己的尊严和未来。

如今,我也老了。

头发白了,背也有些驼了。

但我还保留着一个习惯。

每周,我都会自己开着车,去公司的回收车间转一转。

我会站在那堆积如山的废品前,闻着那股熟悉的,复杂的味道。

那里面,有酸腐,有尘土,有汗水。

但对我来说。

那,就是梦想开始的味道。

也是钱的味道。

更是,人情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