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身兼要职的李德生前往沈阳军区，陈锡联电：好好干就对了|北京军区|沈阳市

1973年12月15日傍晚，中央政治局成员陆续赶到北京西郊的一处会议地点，冷风里夹着薄雪，空气紧绷得像根弦。就在这场看似例行的干部会议上，毛主席宣布了一条干脆而又出人意料的决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对调。会场没有鼓掌，几秒静默后才响起短促而整齐的“明白”“服从”声。

李德生此刻肩负的头衔不只是北京军区司令员，他还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总政负责同志，身边的文件堆得跟小山似的。对调令念到他时，毛主席抬头，轻声一句：“李德生，你去沈阳。”李德生立正答“是”，神情平静；事实上，他自己后来回忆那一瞬“脑子嗡的一下”，但军人出身的本能让他只说了两个字——“服从”。

短短十天交接期，是硬性规定。北京到沈阳的距离不算远，组织却要他走前把北京军区、总政、安徽省委的工作都理出头绪。秘书处统计：十天内，他主持会议十多次，批示电报文件三百余份，夜里两三点才肯收笔。有人劝一句“身体吃得消吗”，他摆摆手，“任务面前，谈什么累不累？”

22日夜，调令正式电报各大军区。陈锡联在吴家花园军区小院接到北京电话，得知自己将顶替李德生。两人通话持续不到五分钟，对话却很直白—— “老陈，你去北京有什么打算？” “到了再说，反正是老部队。” “沈阳军区复杂，我有点担心。” “好好干就对了！” 电话啪地挂断，两位大别山老乡把情谊压进最简单的四个字里：彼此信得过。

乘专机北上东下的那一天，北京机场跑道上还留着积雪。李德生上机前只带了两只小箱子：一只放换洗衣物，另一只是文件袋。陪同的干部觉得寒酸，他笑着说：“到哪里都是办公室，衣服多了反倒碍事。”

抵沈阳后的第一场党委扩大会议，李德生只讲了十二分钟，没有客套。他开宗明义：“毛主席把我调来，就是让我干工作，不是来摆资格。”有意思的是，他把自己与陈锡联的战场旧事随口抛出：“当年在太行，他替我挡过一次炮，今天我替他守好这片关东大门，也算扯平。”会场气氛一下子活了。

一周后，李德生深入野战部队勘察冬训。零下三十摄氏度的鸭绿江畔，风刀一样。他没坐吉普，而是同战士并肩踏着冰面。警卫员劝别冒险，他摇头：“越冷越要看基层真情况，不然一到战时就傻眼。”辽宁边防线拉练结束，他的军大衣袖口已磨出白纱，仍坚持写了七页训练改进意见，当晚即转总参。

对沈阳军区来说，这位新司令来得并不算陌生。抗日时期，他就在北满游击区待过，熟得能背出几条老贸易街的铺面名字。老兵悄声议论：“他敢讲真话，也会算细账。”比方后勤配给，他提倡“兵马快，草料也得快”，物资仓库不许多屯积，也不准下面打报告“等批复”，能就地采购的立刻买。表面是严，实则精简流程，两月后仓储周转率提高三成。

与此同时，陈锡联已进入北京军区机关。不同于李德生的干练，他到任第一天就往作战研究室钻，连看三份战备规划。有人担心“会不会对前任工作评头论足”，陈锡联摆手：“别扣帽子，咱跟德生几十年交情，他留下的东西我得先摸透。”外界把这叫“兄弟互托底”。

值得一提的是，李德生在沈阳并未完全放下中央副主席事务。每逢周末深夜，他把从京城发来的绝密件亲自加封，编上暗号再交信使。机关灯光常亮到凌晨三点，值班员困得打盹，他轻轻推门示意：“困了先站起来活动两分钟，别出差错。”这种工作习惯在北京总政时就养成，如今搬到关外依旧。

当年春季，中央开始筹备十届一中全会，副主席名单“老中青”三结合原则摆上桌面。57岁的李德生恰是“中”字人选。最初他极力推辞：“资历浅，军衔也只是少将。”毛主席一句“调你到沈阳也一样当副主席”堵住了话头。对军人而言，服从与担当是一体两面，李德生别无选择。

对调后的头几个月，两人通信频繁，却很少谈私事。李德生写：“关东农机厂订单下滑，怕影响兵工配套。”陈锡联回：“北京新型炮车测评结果速告，数据对比能否共享？”字里行间，全是工作。有人评论，这就是大别山性格：兄弟交情在心里，嘴上永远先说公事。

遗憾的是，这段互相支撑的岁月并不算长。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干部调整再度大面积展开，李德生调中央军委工作，陈锡联去总后勤部任第一政委，二人同在京城，却又忙得难碰面。每次相逢，不外乎开会或是悼念活动，握手寒暄，“近况如何”“身体可好”，简单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