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夏的一个傍晚，嘉陵江面骤然起风，渡口的船工看见北岸延伸而来的车灯长龙——那是胡宗南第一军的辎重队。车队折向广安一线，沿途匆忙架设掩体，挖壕筑堡，一派“固守川东”的气势。就在同一时间，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里灯火通明，副参谋长沈策正反复向同僚们强调：“共军进川，必走川北。”这一判断后来被写入正式电报送往南京，蒋介石批示的三行字干脆直接：“秦岭不能失，川北务必死守。”
局外人很难看出，斩钉截铁的指令背后，其实埋藏着一个精密的“倒置布局”。核心人物并非沈策，而是他的上司——代参谋长刘宗宽。刘此刻表面恭敬地点头，心里却已盘算好下一步：把主力引开，让川东成为解放军的“快车道”。当夜，他把新鲜出炉的“川北重点防御方案”锁进保险柜，只带走一张看似不起眼的草图，这张草图后来经多重渠道抵达刘伯承手中。
刘宗宽的“双面身份”来得并不突然。早在西安事变后，他就因拒绝投蒋而被胡宗南以“走私”罪名下狱。十三年刑期，三年便侥幸获释，靠的既有师友奔走，也有蒋系审判机关对证据的“找不到”。这种几度游走生死线的经历，让他彻底断了对国民党高层的幻想。1945年，经民主人士牵线，他与中共秘密接触，从此把自己定位为“隐藏在军政核心的活塞”。
有意思的是，胡宗南对刘宗宽向来存有戒心，却又离不开他出谋划策。西南局势一天天紧迫，胡宗南急需一份“适合山地防御的成套方案”，刘宗宽奉命起草。他反覆在地图上做文章，把兵力重点推向大巴山、米仓山一线，同时在川黔交界处设立一个名义上统率七个师的“川黔边绥靖指挥部”——其实空空如也。文件递交上去，胡宗南批得痛快，还附言：“此处地势险峻，可保后路。”看似万无一失，实则为川东留下了缺口。
八月下旬，蒋介石飞抵重庆歌乐山，主持那场被后世称为“最后防务会议”的碰头。沉闷的气氛中，宋希濂、杨森都低头不语。蒋突然抬头问：“共军攻势将从何处突破？”众人仍旧沉默。沈策心知自己配合演出的时机已到，缓缓站起：“学生查考历史，邓艾偷渡阴平是由陕入川。川北交通今非昔比，共军必循古道。”简短发言一锤定音，蒋介石点头，胡宗南附和，“川东林深路窄，不利大兵团展开。”会议就此敲定西北—川北主防线。
消息传出，刘伯承与邓小平在二野前指笑称：“敌人自愿给咱们让路。”为配合误导，一野在秦岭频繁调动，炮声轰鸣到夜半仍不息。胡宗南越看越紧张，仓促把罗广文兵团抽到南江、旺苍之间加强堵口。一来一去，川东的兵力空心化。刘宗宽顺势下发“机动令”，名义上让罗兵团“随时支援川北”，实则让对方陷入奔波。老川军多山路，本就缺油料，半个月后，连罗广文自己都承认：“官兵累得连枪都举不稳。”
十月末，解放军在万县、涪陵之间强渡长江支流，国民党地方保安队只撑了一个晚上。胡宗南这才察觉主攻方向偏了，电令罗广文火速西返，又拨出八百辆卡车接应第一军。几乎同一时刻，刘宗宽把“胡宗南车队东返”的情报塞进一份无关紧要的公文，交给地下交通线。三天后，十八兵团主力在仪陇公路截断车队，以迅雷之势瓦解了胡氏王牌。谭友林回忆：“俘虏的兵质疑我们为何不走川北，答案就在他们手中的调防令里。”
重庆保卫的最后屏障崩溃。11月28日清晨，山城雾重，胡宗南躲进歌乐山防空洞急电成都：“渝城危急，先行撤离。”刘宗宽则在同一时间拆下公署大门上“军政长官”木牌，混入市民队伍迎向解放军。多年后，他对学生说过一句轻描淡写的话：“真正的军事手笔有时不在炮火，而在让对手觉得一切尽在掌握。”
建国后，刘宗宽受邀进入南京军事学院，讲授《山区机动作战》。刘伯承在课堂外对教员们低声评价：“他当年的作用，抵得上十万精兵。”然而，长期的双面生活给他留下深深的心理阴影——直到八十七岁，将病危通知书交给医院时，他还郑重提出“正式入党”的请求。组织最终批准，却来不及办理宣誓，刘宗宽便因脑溢血离世。追认文件送到重庆时，他已在八宝山炉火中化为灰烬。
回到那条“川黔边绥靖指挥部”虚设的防线，如今只剩地图上的一抹淡黄。它提醒后人：战场胜负不全靠枪炮，有时一张误导性的兵力部署图，足以改变地区格局。胡宗南苦心孤诣庇护的川北阵地，最终成为空城；而那些被视为“难行、无利于大兵团展开”的山野小道，却成了解放军进入西南的快线。谁学邓艾？不是解放军刻意效仿古人，而是国民党自身认定了一个“历史定律”，并在自已的固执中失去了整座巴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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