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这事儿发生在敦煌那边的戈壁滩上。
400多号人，身上穿着还没捂热乎的解放军军装，突然哗啦啦一下，把手里的枪全扔了，在地上堆成了一座小山。
带头的嗓门挺大，喊着沙漠是死地，进去了就是送人头，非要回家不行。
这就不是一般的闹情绪了，这是在罗布泊——那个被称为“死亡之海”的边缘搞哗变。
当时的团长叫郑志文。
这局面要是换个脾气暴的，估计当场就得要把机关枪架起来。
但郑志文没这么干，他也没那闲工夫搞什么思想教育。
他转身钻进帐篷，拎出来两个沉甸甸的布袋子，“哐当”一声砸在桌子上。
袋子口一解开，全是袁大头。
郑志文就撂下一句话：想走的，每人发5块大洋路费，绝不拦着；想留下的，把枪捡起来，跟他去把罗布泊走通。
你猜怎么着？
刚才还嚷嚷着要散伙的人群，听到银元撞击的声音后，反而没声了。
那几分钟静得吓人。
最后，除了极个别真拿钱走人的，绝大多数人默默弯下腰，把枪捡了起来。
在那样的绝境里，讲道理不如摆现银，这不是俗，是人性。
这大概是郑志文这辈子玩得最大的一次赌局。
要知道，他手里这支部队——第一野战军第二军五师独立团，成分简直杂得让人头皮发麻。
全团4000来号人，有3700多是几个月前刚俘虏的国民党兵，也就是俗称的“解放战士”。
剩下那几百人也不省心，98个干部全是刚从医院出来的伤愈归队人员，个顶个的“刺头”，外加100多个还不到20岁的女兵。
就这么一支硬凑出来的队伍，要去穿越号称“进去就别想出来”的罗布泊无人区，还要徒步走完1200公里。
这哪是行军，这分明就是去玩命。
要想镇住这帮人，郑志文这个团长不好当。
他是个读书人，身上书卷气重，在一群大老粗中间显得特别另类。
但他有个老搭档叫贺景富，是个典型的老兵油子。
这两人早年间还有段过节，贺景富嫌郑志文太文弱，骗他说自己是老红军，郑志文信以为真，对他客客气气的。
后来穿帮了，两人吵了一架，结果吵着吵着，反倒吵成了过命的交情。
这次进疆，上级塞过来的那90多个伤愈归队的干部，才是真正的麻烦。
这帮人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傲气得很，根本没把郑志文这个“书生团长”放在眼里。
兵团参谋长刚走，他们就开始闹腾，嚷嚷着肚子饿，要吃饭，其实就是想给新团长一个下马威。
郑志文心里跟明镜似的。
他摸了摸兜，里面就剩两块大洋。
这点钱哪够？
他转头就逼着刚上任的军需科长刘水良掏腰包。
刘水良没办法，只好把藏在鞋底的私房钱拿出来。
就这样，郑志文请这帮“刺头”在敦煌的小馆子里吃了顿牛肉面。
那场面也是绝了，面不够就加汤，干粮太硬就泡着吃。
但这顿饭吃完，这群老兵油子服了。
为啥？
因为他们发现，团长自己是最后才端碗的，而且为了这顿饭，是真的把兜底都翻干了。
那个年代的逻辑很简单：能跟弟兄们一块儿饿肚子、一块儿把最后一块铜板花光的领导，那就是自己人。
不过，跟后面的路比起来，这点麻烦只能算是开胃菜。
队伍出发前，贺景富给郑志文领来了一百多个女兵。
郑志文当时头都大了，直接就炸了：“这是去送死，你弄群小姑娘来干什么？”
贺景富也是一脸无奈，说是兵团分下来的，退不回去。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带。
于是，这群原本扎着马尾辫、做着花木兰梦的知识女性，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进了死亡行军的队伍。
罗布泊这地方，对女人的恶意那是相当的大。
最大的敌人倒不是累，是虱子。
你可以想象一下，在零下二三十度的戈壁滩上，几个月不能洗澡，不能换衣服。
长头发里长的全是虱子，一抓一大把。
最后实在受不了了，女兵班长带头，一百多个姑娘一边哭一边把头发全剃光了。
即便剃了光头，虱子还是往棉衣缝里钻。
男兵好办，大老爷们儿把衣服一脱，光着膀子在太阳底下捉虱子。
女兵不行啊，她们只能等到深夜，借着篝火那点微弱的光，一边流泪，一边把贴身衣服里的虱子一个个掐死。
那天晚上，好多姑娘的指甲缝里全是血。
有个晚上出了个事儿，现在听起来像段子，当时可是把人吓得不轻。
有个甘肃籍的小战士半夜起来撒尿，睡得迷迷糊糊的，找了个低洼地就解决了。
结果谁能想到，那个坑里正好睡着几个女兵。
这一泡尿，结结实实全浇在了人家头上。
这要是放在平时，那就是妥妥的流氓罪，枪毙都够格了。
小战士吓得脸都白了，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
这时候，那个后来嫁给贺景富的女兵班长站了出来。
她抹了一把脸，说了句特硬核的话：“黑灯瞎火的，他又不是故意的。
这尿味儿比羊粪好闻多了，散了吧，都挺累的。”
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在生与死面前，尊严这东西，真的可以先放一放。
这支队伍最后能活着走出来，全靠两个身份成谜的向导。
这两人一个外号叫“英雄”，是少数民族；另一个叫“好汉”，是汉族。
这俩人的背景都不干净，都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
尤其是那个“好汉”，以前是个独来独往的土匪，也就是那时候说的“刀客”。
郑志文胆子是真大，敢用土匪带路。
但事实证明，要是没有这两个“社会边缘人”，这4000人估计得全部交代在沙漠里。
先遣队探路的时候，水喝光了，“英雄”能在看起来干得冒烟的红柳树下挖出泉水；马蹄子被盐碱地割得稀烂，“好汉”知道怎么绕开那些吃人不吐骨头的沼泽。
最绝望的时候发生在行军中段。
粮食吃光了，能杀的战马也杀得差不多了。
4000多人走在茫茫戈壁上，每天都有人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倒，再也没起来。
郑志文看着战士们干裂的嘴唇，心里那个难受劲儿就别提了。
就在全团快要崩溃的时候，奇迹还真就发生了。
远处尘土飞扬，一支由骆驼和毛驴组成的运输队出现了。
领头的正是那个“好汉”。
原来他之前悄悄离开队伍，不是逃跑，而是凭着他在江湖上的老面子，硬是从若羌的老百姓手里筹集了一批救命粮，然后逆着死亡路线找了回来。
那个画面真的太有电影感了：一个曾经杀人不眨眼的土匪，带着生的希望，拯救了一支正规军。
那天晚上，劫后余生的战士们围着篝火狂欢。
有个女兵喝多了，当众朗诵情诗，话里话外那是想对“好汉”以身相许。
大家都喝醉了，郑志文也醉得不省人事。
可是等到第二天酒醒，人们发现“好汉”不见了。
有人说他去找当年埋在沙漠里的黄金了，也有人说他野惯了，受不了部队的纪律约束。
后来还有人嚼舌根，说这人终究是个土匪，改不了吃屎。
郑志文听到这话，当场就把桌子掀了：“谁敢说他是土匪？
他是游侠，是全团的恩人！”
1950年4月，当这支衣衫褴褛、形同野人的队伍终于抵达若羌时，一点人数，全团仅减员20人。
在这个被称作“死亡禁区”的地方，这简直就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奇迹。
这支由俘虏、伤员、女学生和书生团长拼凑起来的队伍，在罗布泊那层厚厚的盐碱壳上，把曾经的身份全部磨平，最后只炼成了一个名字——中国人民解放军。
贺景富后来真的娶了那位大度的女兵班长，他总跟人吹牛，说这是老天爷在沙漠里给他发的媳妇。
而那个消失在沙漠深处的“好汉”，再也没有出现过，成了这支部队传说中永远解不开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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