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11月下旬的一个清晨，福州的气温已降到10摄氏度左右，闽江边吹来的冷风让人直打哆嗦。刚结束省委会议的叶飞匆匆赶往迎宾馆，他要接待的，是在江西工作调研后顺道来访的老战友杨尚奎和杨夫人水静。十余年前的华东战场，他们同吃同住，子弹雨里互相掩护，如今相见，自然分外亲切。
午后闲谈中，叶飞提议：干脆沿公路去厦门，顺便看看福厦线两侧的民生新气象。杨尚奎爽朗大笑：“兵马未动，吃住先行，咱们就当考察！”水静闻言颔首，“我想看看福建沿海新修的合作社，听说搞得挺红火。”一拍即合，车队第二天一早出发。
从福州南下不到200公里就进入莆田地界。公路两侧的稻田收割完毕，金黄的稻草扎成锥堆，村妇把晒干的番薯藤捆上牛车，景象颇为热闹。车停在城关镇，他们决定步行逛逛。没走几百米，三层高的石头牌楼映入眼帘；再往前，红墙黄瓦的庵堂接连不断。水静忍不住轻声感慨：“一座城像一串佛珠，这寺庙密度也太吓人了。”
原本准备直接去县委大院用餐，叶飞改了主意，把两位好友带进一家香火正旺的天后宫。“这里供奉妈祖，莆田人叫‘娘妈’。”绕过前殿，叶飞停下脚步，压低声音：“水静同志，你刚才的疑问，其实我也研究了许久。”
饭桌上，叶飞掉头吩咐服务员：“先别上菜，给同志们沏壶茶。”他把茶杯推到两位面前，语速慢下来：“莆田有个特殊称号——‘海滨邹鲁’。原因有三：其一，海外侨亲人数占全县人口近三成，侨汇让乡绅和族亲有钱修庙；其二，明清时期，朝廷屡禁民船出海，莆田人靠妈祖信仰维系航运情感，久而久之寺庙遍地；第三，新中国成立后，侨民回乡捐资，县里在处理宗教遗产时采取修缮而非清拆的方针，所以保留下来。”
水静细细听，仍有疑惑：“可新政权推行破除迷信，这么多庙，不会和政策冲突？”叶飞端起盖碗轻抿，挑眉道：“关键在于引导。大批海外侨领主动出钱整修，地方政府顺势成立文教管理委员会，把庙产收益拿来办小学、修诊所。宗教外衣还在，社会功能却变了。中央早就强调‘宗教问题是一种群众问题’，动不得硬碰硬。”
掌灯时分，大堂灯泡亮起，几碟家常菜端上来。杨尚奎尝了口荔枝肉，放下筷子：“侨汇既是财富，也是隐忧，得防止阶层分化。”叶飞点头：“正因如此，1956年搞公私合营时，莆田是福建阻力最小的地区之一，侨领怕政策变动，干脆把钱投到集体企业里。”
次日一早，一行人绕到城北的广化寺。晨雾中，钟声浑厚，殿阁用的都是琉璃瓦，光可鉴人。门口石狮刚翻修完，仍带着斧凿痕迹。导游是位刚毕业的师范生，他介绍道：“这寺旧址始建唐代，1953年重修，资金三分之二来自南洋华侨，另外三成由县财政统筹，附设的敬老院和学校就在后面。”语毕，他指向偏殿一角：“那边的教室去年秋天才启用，免费义务教育，孩子可多了。”
走出寺门，水静掏出小本记下数据。她随江西代表团考察时，常苦于经费不足，如今看到侨乡这种“以庙养民”的模式，颇受触动。她轻声对叶飞说：“经验可复制，但必须防止借修庙敛财。”叶飞随即回应：“所以政委室设了审计组，帐目公开，信众也服气。”
中午车队再度启程。离开莆田城时，公路左侧出现一排整齐的砖宿舍，墙面刷着白灰。叶飞介绍，那是“莆田木材综合厂”职工住房，建厂资金七成来自三位南洋华侨兄弟，地方政府以地皮折价入股。厂里一半产品供应鼓浪屿建设，用来代替昂贵进口木料，解决了厦门港口扩建的燃眉之急。
傍晚时分，车辆驶入厦门岛，海风带着咸味扑面而来。叶飞没有先去招待所，而是直接把车停在海堤北端。“这条海堤十华里，叫‘石敢当’，1950年底开工，1956年基建完结。抛石填海，外侧再筑三道浪脚，当年每天数百名民工搬石头，裂口被浪一卷就塌，我们补了三次才稳住。”他拍了拍护栏：“侨汇依旧是主要经费来源，若没那笔钱，闽南沿海防洪、交通都得拖几年。”
杨尚奎倚栏远眺，对岸的鼓浪屿绿树成荫，欧式房屋鳞次栉比。短暂停留后，大伙坐船过去。落日余晖洒在八卦楼尖顶，映得天际通红。叶飞随口讲起新开的音乐厅、侨办医院，也透露福建准备进一步发动侨资建设轻工业的计划。
夜色沉沉，鼓浪屿港口灯塔亮起淡黄灯光。水静站在甲板上，回想白日所见寺庙与学堂、海堤与厂房，不禁低声道：“庙宇成了纽带，把散布世界各地的闽人牵回家乡，也把外汇变成了硝烟散尽后的砖瓦钢筋。”叶飞微微点头，没有再说话，海浪声盖过了脚步，三人并肩走向码头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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