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昆明街头有人看到一个穿着旧军装、腿打着绷带的退伍军人，在路边摆摊修鞋。
他胸口别着两枚勋章，身边放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对越作战残疾军人，求一份工作。”
这事儿很快传到了北京。
有人把照片贴进了内参报告，送到了当时的国防部长徐向前桌上。
他看完没说话。
只是把报告合上，轻轻放在桌角，然后说了一句：“战士打了一仗，还不如一头牛值钱。”
这是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结束快一年之后的事。
可在那之前的28天里，发生的一切，远比这句话更沉重。
那年2月，徐向前77岁。
他已经很多年没再直接指挥过战争了。
可谁也没想到，战争来得那么突然，也那么现实。
那时候，越南刚刚把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打了个稀巴烂，接着又在中越边境不断挑衅。
苏联不声不响地在中蒙边境集结了几十万兵力，战机飞到了中国北部边境线附近，几乎天天擦线飞行。
中南半岛、蒙古草原、北京西山，三线紧张。
就在这个背景下，2月17日凌晨，中国军队从广西和云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
东线由许世友带队，主攻谅山和高平；西线是杨得志，穿越红河谷地。
但真正坐镇指挥全局的，是在北京西山指挥所里的徐向前。
那会儿，他的身体已经不大行了。
高血压加偏头痛，一发作就得靠在沙发上歇着。
可只要有急电送到，他就立马坐起来，戴上老花镜，盯着地图看。
“越军主力在谅山东线？”
他盯着地图看了一会儿，摇头说了一句：“打东线，得小心。”
原本计划是从东侧正面攻城，他拍板改了方向，命令部队从西侧山区迂回。
结果一打，果然避开了越军的主防区。
这不是侥幸。
那时候的东线，面对的是越南最精锐的346师和3师，全是打过仗的老兵，装备也不差，AK、RPG都有。
而我军这边，很多还是新兵，子弹不够，钢盔都缺。
甚至在高平方向，一支穿插部队被越军围在山里好几天，弹尽粮绝，只能靠砍树皮吃。
西线相对轻松一些。
越军那边主要是345师和一些地方部队，战斗力差了不少。
可就算这样，也不是一帆风顺。316A师从老挝方向赶来增援，西线一度也卡住了。
徐向前在北京下令：不急着推进，稳住阵地。
情报组夜以继日地整理战况，每两小时送一次汇报。
有一次，他看完汇总报告，拿起电话，说了一句：“告诉炮兵，别急着打，等我命令。”
三天后，他又下达命令，“谅山可以打。”
那会儿，许世友在前线，已经准备强攻。
他脾气火，喜欢硬碰硬。
可徐向前拦住了。
“城里是陷阱。”
侦察兵报告说，城里布满反坦克火箭筒，还有大量地雷和反步兵雷。
他命令调集炮兵，连炸三天。
再进城时，步兵损失比预估低了一半。
他也不是没犹豫过。
3月初，部队已经打到了谅山城下，距离河内不到百公里。
继续打下去，越南政府可能支撑不住。
前线不少人喊着“打到河内去”。
可他还是说了：“见好就收。”
这个“收”，不是怕打不下去，而是不能再打。
那会儿，苏联的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经推进到中蒙边境，边境线的机场随时可以起飞。
徐向前清楚，一旦苏联介入，局势就变质了。
于是他下令撤军。
不是简单地往回走，而是计划严密的撤退。
先撤重装备，步兵断后，同时拉高防空警戒。
外交部那边也马上行动，对外发声明，说中国军队已经完成自卫目标。
3月16日，最后一支部队安全返回国境线内。
苏联全程没有动手，但情报显示，他们的战略轰炸机已经在边境待命了十几天。
这场战争，从准备到结束，不到两个月。
真正打的时间，只有28天。
可是留下的问题太多。
比如武器。
有部队报告，子弹打到一半突然卡壳，检查后发现，是弹壳质量不合格。
还有士兵因为哑弹爆炸受伤。
战后统计，有将近500人是死于己方武器故障。
还有通信。
那会儿通信系统落后，命令层层转达，前线经常收不到总部指令。
有一次，一支部队接到旧命令冲锋，结果陷入越军包围，伤亡惨重。
徐向前后来在军委会议上说：“部队还背着行军锅打仗？这不是抗战了。”
从那以后，他亲自主持了几场军队改革会议。
他提了几个词：“通信三网一体”“后勤联动机制”“情报分级处理”。
这些词，后来被写进了军改纲要。
1984年，老山轮战打响。
那会儿，解放军的装备和战术已经不是1979年能比的了。
有个细节很说明问题——55军163师在老山发射的炮弹，比过去二十年总和还多。
不仅是火力，战术也变了。
从人海冲锋变成了分队渗透，从一线指挥变成多点联动。
徐向前那时候已经退了。
但他的手稿边上，评注还在。
没人公开说过他是1979年反击战的总指挥，可实际上，他制定的每一个关键决策，几乎都决定了战局的走向。
1990年他去世时，云南那边正好完成了最后一批伤残军人的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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