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深秋，崇州老街摆下的庙会把乡绅、游商和挑夫一股脑儿地吸进狭窄巷道，吆喝声里混杂着香火味。人群最外围，25岁的王玉清站在一队木偶戏班旁，双手紧捏系带，目光被迎面而来的灰呢长衫老者锁住——那位正是刘文彩。两人只隔了几步，却像隔着两个时代：一个是川南呼风唤雨的“财主大老爷”，一个是迟迟嫁不出去的普通农家女。此刻没人想到，这一次匆匆对视会把她卷入一条波涛汹涌的命运长河。
刘文彩那年已51岁。兵荒马乱的年代让他的腰包迅速鼓胀，盐运、田赋、杂捐，无不在账簿上滚着零头。人说他家金库开门时“冷热风都要避让”，夸张，却传神。四房太太已让宅里人声鼎沸，可他认定还缺一位知冷知热的“解语花”，于是亲自挑了王玉清。对于农村父母来说，女儿能被刘家看中就是一步登天，他们连夜备齐八抬礼，只等择日成亲。王玉清知大局难逆，仍小声告诉表哥：“若真要嫁，我只求他别薄待。”一句话，像把未来简单归结为衣食温饱。
娶亲那天，川西小调响彻刘家院落，从成都赶来的乐工连吹三宿，彩轿四角挂满银珠。刘文彩特意为新媳妇修了独立公馆，又给王家划拨七十多亩水田，“田契当嫁妆”在当地传成笑谈。不得不说，这一手阔绰，彻底稳住王玉清，也震慑了另外三房姨太。自此饭桌顺序重新排位，王玉清尽管年纪最小，却常被劝坐于刘文彩左侧。外人议论“刘五奶奶命好”，她却清楚，种种宠爱背后是老地主对家产的掌控欲。
有意思的是，王玉清的到来，让刘文彩的行事风格悄悄拐弯。她念过两年私塾，知道“识字才不当睁眼瞎”，几次劝他办学，给孩子们免费读书。刘文彩本想敷衍，后来真掏出银票，修了实验小学，还给水利坝追加了工料。老伙计笑问怎么突然变得“大善人”，他摆摆手：“小姑娘讲情理，听听无妨。”在那个军阀剪票、匪患横生的川西坝子，这点改善确实让几户穷苦人得了喘气空当。
1948年冬，刘文彩的旧疾——肺痨——全面发作。连续咳血把他逼回成都大宅，王玉清衣不解带守在床旁。她没子嗣，心里打鼓，为自己也为娘家，于是试探着递上一张薄薄的纸：“老头子，给我落个字罢，省得日后旁人说闲话。”刘文彩点头，留下那份把成都大独院划给她、准许每年支取银圆的遗嘱。没多久，人去灯灭，王玉清孤身抱着文契，还来不及哀哀哭诉，解放军的队伍已穿过府河口岸。
1950年前后，土地改革风起云涌。刘家账房、米仓、金库悉数查封，旧宅改作政府办公点。遗嘱成了废纸，王玉清被安排进两间不足二十平的平房，自谋生计。她手指纤长，会女红，靠给国营百货店缝补制服养活自己。有人感慨“昔日五夫人”骤成平民，她却淡淡一句：“人活一口气，缝缝补补也算正当。”
1965年，又一纸文件把她的户口迁回崇州老家。那时公社实行“工分挂钩”，她每天同社员下地薅草，午饭常是一把苞谷加几口青菜汤。有人背后喊“地主婆”，她低头不辩。一次生产队分黄豆，她分得三斤，蹲在院角择豆时故旧路过，问她当年嫁给刘文彩究竟值不值。王玉清抬眼，平静说：“值不值，只有我心里算账。”
80年代，政策调整，她被认定为无业老人，镇里每月拨给生活补助。数额不高，却足以让她换双棉鞋、添点腊肉。那段时间，她偶尔会翻出年轻时拍的黑白留影，照片里一排绣花纽扣在灯下泛白。她自言自语：“那会儿，老头子说我爱笑。”身旁的小辈听见，觉得既心酸又荒诞——世事翻覆，这位老太太仍用“老头子”称呼曾经的川南王。
2003年春，王玉清的气色一日不如一日。农历三月初，她在老宅昏睡了整整两天。临终前，村医俯身问她有什么要交代，她缓缓挪动嘴唇：“柜子最底层的相片，替我烧了吧，免得惹人眼。”一句话后，她长呼一口气，享年九十二岁。夭折的遗嘱、拆散的公馆、四分五裂的旧家产，全随她合上双眼尘埃落定。
若把王玉清一生写成账目，只有三栏：少女时对命运的迟疑、太太身份下的繁华、以及晚年灰扑扑的清贫。她本人没有留下评注，却在走到尽头时仍唤“老头子”二字。货币、田契、洋房都折旧得极快，唯独这两个字意外保值——它们提醒后人，大地主与五姨太并不只是阶级符号，也曾是一场谋生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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