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年间有这么一位老哥,年轻时点儿背得能写本《倒霉人生指南》:生在山西山沟里,啃了二十多年书也没混上个举人功名,眼瞅着哥哥和父亲接连离世,自己熬到四十五岁头发都花白了,才捞着个七品县令的帽子。要是搁一般人,早该蹲村口叹气了“这辈子算完犊子了”。可偏偏就是他,后来竟让康熙皇帝亲口封为“古今第一廉吏”,连戏曲都唱了他四百多年——您说这人凭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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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明朝那会儿,于家祖上还出过进士,可传到他这代,连考个秀才都得使吃奶的劲儿。崇祯年间天下乱成一锅粥,山西这头今天闹流寇明天过清兵,光永宁、大同、汾州几座城就遭了三回血洗。于成龙一边猫在村里帮老爹组织护庄,一边死磕书本,二十三岁中了个“副榜贡生”(相当于科举安慰奖),本想再拼一把,结果命运跟他玩起了萝卜蹲:蹲完战乱蹲落榜,蹲完丧兄蹲守孝。等他终于能去吏部报到时,好家伙,抬头纹都能夹死蚊子了。

吏部老爷们倒有点人情味,看他为尽孝耽误前程,又算是“前明出生、本朝效力”,一口气给他连升两级,塞了个正七品官位。可一抽签——广西罗城知县!当时官员圈里流传着“宁睡黄土坡,不去广西窝”的顺口溜,那地方不光穷得叮当响,瘴气重、方言懵、少数民族多,北方人去了九死一生。朋友劝他:“家里还有几亩地,凑合养老算了!”于成龙一咬牙:“古人说义不辞难,我这条‘鱼’既然跳了龙门,就不能缩回泥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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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卖家当凑了一百两银子,他把儿子拉到跟前交代:“我做官不管你,你治家别想我。”这话听着绝情,却藏着一个中年书生破釜沉舟的决绝。颠了三个月到罗城,眼前景象让他心凉半截:县衙是茅草搭的,围墙都没有,屋里除了土炕破锅,只剩一群衣衫褴褛、说话比外语还难懂的壮瑶百姓。带去的五个仆人,没半年病死三个吓跑俩,儿子后来补送的四个新人,到达时直接三死一疯。于成龙干脆遣散最后一个小厮,自己撸起袖子,光脚戴个斗笠就往百姓堆里扎。

别人当边远地区的官是“镀金打卡”,满脑子想着两年任期一到拍屁股走人。他偏不——壮族老乡种地,他挽裤腿下田比划着教施肥;瑶寨娃娃没学上,他砍竹子搭学堂亲自教识字;谁家娶媳妇办丧事,他按中原礼仪帮着张罗。七年时间里,这位县太爷穷得每天只吃一顿,夜里批公文冷得哆嗦,就花四文钱打壶酒暖身子,连碟花生米都舍不得配。有回个小孩钻进县衙,往他手心塞了四枚铜板:“阿爷不要‘火耗’(附加税),请阿爷喝酒!”——这竟成了他七年里唯一额外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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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笑的是,吏部早忘了这个在穷乡僻壤“超长待机”的县令。直到新任广西巡抚金光祖来视察,看见一堆绫罗绸缎的官员里,混着个补丁官袍硬得像纸板的“怪人”,细查之下惊掉了下巴:这人把土匪劝成了良民,把荒地垦成了粮仓,自己却睡茅屋、用土墩当书桌!巡抚含泪写下举荐信,结果信还在路上,吏部“延迟七年”的调令却到了:升四川合州知州。

离开罗城那天,壮乡瑶寨的百姓哭送几十里。他们知道,再不会有这样一个官,能用生硬的土话喊他们“老弟”,会蹲在田埂边啃红薯和他们唠收成。于成龙揣着清风两袖赴任时已年过半百,前半生像场总下不完的冷雨,他却把每滴雨都酿成了润土的甘泉。

所以您瞧,老天爷发牌从不看脸色——有人抓一手王炸打得稀烂,有人摸把烂牌却咬牙打出了春天。于成龙没中举人,却读透了“民为本”这本无字书;没捞着油水,却攒下比黄金还贵的民心。他像颗被扔进石缝的种子,偏从岩缝里挣出棵松树来。这让人不禁琢磨:都说“时势造英雄”,可要是一个人身处乱世、命运坎坷、平台普通,他还能不能活成一道光?

后来他官越做越大,从四川到湖北,最后干到两江总督,始终带着那口装旧官袍的破箱子。康熙夸他“天下廉吏第一”时,他梦里或许还是罗城茅屋那盏油灯,灯下有个小孩脆生生喊:“阿爷,喝酒!”——原来啊,最好的风水不是祖坟朝向,而是民心所向;最硬的底牌不是科举功名,而是用一生熬一碗名叫“初心”的浓汤。这碗汤,哪怕隔了四百年,咱今天闻着,是不是还挺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