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贵州金沙县五龙场。一支党史考察小分队在山脚访查，烈日当空，年近七旬的村民宋正明靠着锄头喘气，看见来客低声一句：“要找那位夏先生坟？跟我来。”随行研究员对视，心跳骤然加快。
沿着杂草埋没的小径转过两道弯，一座矮坟露出半截青石。青石上刻着“1935”三个数字，其余模糊不清。老人抚摸石面，补上一句：“那年日本飞机轰贵州，他逃难到这，被毒了茶。”这句话，把半个世纪悬而未决的谜团重新拉回到长征的硝烟里。
钱壮飞1895年生于浙江湖州，少年时就读于北大医科，后来拍过电影、行过医，朋友笑称他“满脑子不安分”。1927年清明，他在上海石库门宣誓入党，从此弃文从武。三年后，他利用医学背景与社交手腕，在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谋得差事，直接听命于调查科长徐恩曾。此举看似投机，实则为潜伏。
对外他是科员，对内却是中共情报战线里最锋利的暗刃。无线电呼号“71”。有关顾顺章叛变的急电，就是他在1931年4月25日凌晨两点发出的。当天周恩来正在江西瑞金，得到密报只说了四字：“壮飞可畏”。毛泽东后来回忆此役，一拍桌子：“上海那批骨干能活下来，首功非钱壮飞莫属。”
身份暴露后，组织急调他进中央苏区。1933年底编入军委纵队，随部西征。长征路上，他白天行军夜里守电台，为避免被空中侦测，电报机常在雨夜启用，帆布蒙头，电火花一闪一闪，如萤火。同志们把这位戴圆框眼镜的医生称作“灯笼”。
1935年3月28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转兵，国民党飞机从桐梓方向扑来，祖师山被炸成火海。钱壮飞和报务员彭树文、警卫班长余龙才向西南突围。根据彭树文1949年的口述，三人跑出三里多地，硝烟未散就失了联系，山谷里只能听到“快走”两字回音。此后，钱壮飞从官方电文里消失。
抗战胜利后，地方党组织在金沙县、息烽县同时采集到烈士传闻。两个地点相差百余里，究竟哪一处才是终点，谁也说不清。息烽说，他化名夏树云落脚宋家寨，被清乡团枪杀；金沙说，他误入地主龙承泰家，被以毒参茶，下山途中毒发，半夜死在青杠林。
1980年代初，贵州省委党史工作组重启调查。最要命的线索，是那把从未归队的FN手枪。金沙县老帐房谢德良证实，龙承泰家在1935年后突然多了支“洋牌快枪”，枪号与军委纵队配备一致。又有会计簿子记录，1935年4月地主家突购砒霜二两。物证与时间高度重合，息烽案的口供反而显得单薄。
考察队在青杠林下挖出一具无碑无志骸骨，腰带扣刻“QZF”三字母。皮革腐朽，但字母尚存。专家比对钱壮飞在上海住院时留下的X光片，骨盆旧伤位置与骸骨吻合。至此，金沙说得分最高。
关于“毒参茶”细节，一直没有直接证人。1986年4月，年逾八十的龙承泰长子在病榻前交代：父亲当年假意带路，“怕红军抢东西”，先在黄连参里下砒霜，又塞进一撮老鸦胆。钱壮飞体质本弱，加之连日行军，走出不到十里便呕血倒地。清乡团闻讯赶到，为掩盖罪行用乱石砸头。
“他只问了一句：你们为什么害我？”老人回忆，父亲当时没回答。短短十六字，却成了档案里唯一一句被记录的临终问话。
周恩来1950年主持第一次烈士名录时，曾在表格“死因”一栏写下“奋战途中下落不明”。三十五年后，这行字改为“金沙县龙家毒杀，时年四十岁”。一字之差，耗去半世纪。
从密电“71”到腰扣“QZF”，从龙家的账簿到祖师山的飞机弹坑，串联成一条暗线。它证明，决定历史走向的不止枪林弹雨，还有暗处人心。钱壮飞躲过特务手术刀，却倒在地主茶盏里。于长征精神而言，这是最尖锐也最残酷的脚注。
金沙县五龙场如今依旧寂静。那口埋过烈士的青杠林，被乡亲圈起做了小小烈士园。偶有路过的挑夫放下背篓，拔草添土，轻声念一句“灯笼同志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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